基因vs语言
我和研究合作伙伴基因学家皮埃尔·扎罗（Pierre Zalloua）观察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基因数据时，我们发现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作为入侵者，都没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基因，而来自中亚的土耳其部落却给整个地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语言。这些来自东方的入侵者至今仍然生活在小亚细亚，只不过改了一个新的名字。扎罗和他的同事还发现，今天的黎巴嫩人和他们3 700年前的祖先迦南人有90%的基因是相同的。考虑到这一地区历史上曾有多次外族过境、入侵或占领，这也就意味着有很多外族基因融入的机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地黎巴嫩人的基因中只有极少一部分（10%）是外来的。但是从语言方面来看，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民族，现在都使用一种源自东亚的语言。 [4]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国的阿维农人（Avignon）虽然大部分起源于北欧，使用的却是源自地中海地区的语言。
因此可以说：
基因遵循多数派主导的规律，语言则遵循少数派主导的规则。
语言行走四方，基因落地生根。
让我们来看看根据语言来区分种族所犯的错误，有人基于语言不同而把人们区分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个做法是德国纳粹主义的核心思想，他们想以此证明自己种族的优越性（直至今日，这种做法仍然在以某种温和的形式延续着）。讽刺至极的是，那些人为了证明雅利安人是优等民族，一方面极力贬低闪米特人，另一方面援引他们的语言源自希腊文作为证据，试图和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扯上关系。殊不知，古希腊人其实在基因上和他们的地中海近邻闪米特人更接近。最近有研究表明古希腊人与青铜时代的黎凡特人（包含在闪米特人概念内）有着共同的安纳托利亚起源，只是两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而已。
宗教单行道
同样，伊斯兰教在基督教根深蒂固的近东地区（基督教诞生于此）的传播，可归因于两个简单的非对称性原因。最早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并不打算迫使基督徒改变信仰，以便可以继续向他们征税。最初伊斯兰教的改宗运动，并不包括那些据称已经成为亚伯拉罕信徒的人。我的祖先在穆斯林法律之下已经生活了13个世纪之久，他们发现不改信伊斯兰教有很多明显的好处，主要是可以避免服兵役。
非对称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据穆斯林法律，如果一个非穆斯林男人娶了一个穆斯林女人为妻，那么他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而且只要新生儿的父母中有一方是穆斯林，那么小孩就要成为穆斯林； [5] 第二，成为穆斯林是一件不可逆的事情，因为在伊斯兰教法中叛教是最重的罪行，会被判处死刑。著名的埃及演员奥马尔·谢里夫（Omar Sharif），本名米哈依·德米特里·沙尔霍布（Mikhael Demetri Shalhoub）来自一个黎巴嫩的基督教家庭。为了与另外一位著名的埃及女演员结婚，他改信伊斯兰教，并给自己取了阿拉伯名字。后来他和那位女演员离婚了，但是他并没有改回自己原先所信仰的宗教。
理解了上述两条非对称性规则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模拟出一个原本规模很小的伊斯兰教发展为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宗教的路径，而原先占统治地位的科普特人反而成了少数派。人们只要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一个很小概率的跨教通婚，就可以实现上述转化。同样，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历史悠久且传播广泛的犹太教为什么始终是少数派，这是因为犹太人有关通婚的规则不利于其传播，犹太人要求母亲必须是犹太教徒。对跨教通婚更为严格的规定导致了近东地区三种诺斯底教派的没落，分别是德鲁兹派（Druze）、雅兹迪派（Ezidi）和曼底安派（Mandeans）。诺斯底教派极为封闭，除了极少数年长信徒掌握着教派的秘密以外，绝大多数成员对本教派的事务一无所知。相比之下，伊斯兰教要求父母任意一方为穆斯林，犹太教要求母亲必须是犹太教徒，然而诺斯底教派却要求新生儿的父母都必须是教徒，否则该新生儿连同其父母都会被驱逐出去。
在黎巴嫩、加利里和叙利亚北部这些山区，基督徒和其他非逊尼派穆斯林的分布都比较集中，因此，两者之间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从而避免了通婚。然而，埃及地势平坦，各民族各宗教的人口分布都比较平均，这就使得重整化现象得以发生（即“少数派主导”的非对称性规则得以发挥作用）。
埃及的科普特人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伊斯兰教改宗的不可逆性。很多科普特人最初改信伊斯兰教仅仅是履行一种仪式和程序而已（并没有真正信仰伊斯兰教），有了教徒身份以后，他们找工作或者打官司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况且伊斯兰教与正统的基督教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但是，几代人以后，后辈们或许已经忘记了祖辈们当初改宗的初衷乃是无奈之举。久而久之，马拉诺（Marrano）式改宗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会彻底接受伊斯兰教，从而完成信仰的转变。
所以在这一地区，伊斯兰教凭借自身更强的顽固性取代了基督教。其实基督教当年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早期基督徒的顽固性。他们对其他人信仰的宗教有一种盲目的不妥协和不包容，表现为无条件地、蛮横无理地劝化其他人改宗。罗马的万神教徒起初并不排斥基督徒，因为罗马人的传统就是与帝国的全体成员一起供奉各自的神。但是后来罗马人发现情况不对，基督徒们完全是另起炉灶，自己搞一套独立的宗教，他们既不接受帝国万神殿里其他民族的神，也不把自己信奉的神像请进万神殿。罗马人暗忖：“难道我们的神不如你们的神吗？”其实，早期罗马帝国针对基督徒采取的宗教迫害主要起因是基督徒不能容忍罗马万神教的其他神，而不是因为万神教不容忍基督教。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绝大多数讲的都是基督徒无辜受迫害的故事，相反的记载却很少见。毕竟我们读的历史书是基督教徒，而不是罗马万神教徒写的。
罗马人当初是怎样看待基督教崛起的呢？对此，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我们今天读到的记载主要都是圣徒传记，里面包含了大量殉道者的故事。比如殉道的圣徒凯瑟琳直到被押上断头台前一刻也不忘劝她的狱友改宗，另有一种说法是历史上或许根本就没有圣徒凯瑟琳这个人。但是迦太基主教圣徒西普里安（Cyprian）被送上断头台的故事确实是真实存在的。记述基督教殉道者和圣徒的英勇故事不胜枚举，但是万神教方面的英雄人物却鲜有记载，即使是那些早期遵奉诺斯底教派传统的基督徒事迹也未见记载。叛教者尤里安曾经想要恢复古代的万神教，他的处境就像是在新泽西州南部叫卖法国大餐一样——无人问津。这就像是在水下拿住气球一样困难，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万神教徒（或称异教徒）在智力上有缺陷，恰恰相反，我倒是认为一个人越能够宽容地对待异教，越说明他头脑聪明，处理复杂、模糊和抽象事务的能力越高。而信奉纯粹一神论宗教的人，如基督教新教、萨拉菲（salafi）派的伊斯兰教徒和宗教激进主义无神论者，往往智力平庸，无法处理模糊概念 [6] 。
事实上，通过关注和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宗教，或者干脆研究这一地区人们的礼仪、行为和信仰的历史变迁，我们发现这一演变过程实际上由一些最不宽容的少数派主导着，直至演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宗教。由于采取了母系规则，且传教限制在部落内部，犹太教几近失传。但基督教不仅没有重蹈覆辙，反而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原来有过很多派系，而且最终流传下来的与早期伊斯兰教有很大差异。今天的伊斯兰教被静修派（purists）所主导（属于逊尼派的一个分支）。创建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Wahhabis，又称萨拉菲派），曾经在19世纪毁掉了国内几乎所有的圣殿。他们持续推行不宽容的政策，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每次出现的新教派往往都是比现有教派更不宽容的派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