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化
现在假设每一个正方形就是一个四口之家，家里的女儿是一个顽固的少数派，她只吃非转基因食品（或有机食品）。由于她的坚持和抵制，家庭其他成员都被她改造过来了，他们现在也只吃非转基因食品。当这一家子参加邻居的烧烤派对时，邻居为了照顾他们的偏好，不得不全部采购非转基因食品；接着，本地的超市就会发现当地居民的饮食习惯偏向于非转基因食品，于是供应的食品也相应调整；最后，大型食品批发公司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简化自己的业务流程，全部转向了非转基因食品。
参加波士顿烧烤活动的前一天，我在纽约街头闲逛。顺道拜访了我的老朋友拉尔夫·杜阿迪，我一直劝他不要变成工作狂（因为，沉溺于抽象思维不仅会让人头脑变得迟钝，而且会让人举止失态、相貌丑陋）。当天一位名叫塞尔·格兰的法国物理学家恰好也到访他的办公室，我们俩还一起品尝了拉尔夫味道不佳的浓缩咖啡。格兰率先把重整化的方法应用到社会和政治科学领域。我听说他的名字已经很久了，因为我很早以前买过一本他写的书，但是这本书一直躺在地下室里，连包装都没有被打开。他向我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那是一个计算机选择模型，该模型显示只要少数派达到某一特定的水平，那么他们的选择就会成为压倒性的全体选择。
同样的幻觉存在于政治领域，政治科学家运用他们的统计手段测出“极左”或“极右”政党获得了10%的人口的支持，因此，他们推断这些政党也会获得差不多10%的选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支持极左或极右政党的选民应当被视为顽固的少数派。他们会始终如一地把票投给自己支持的党派，但是其他在政治上更宽容也更摇摆的选民，有可能受到他们生活中顽固少数派的影响而把票投给极左或极右政党，就像非犹太人也会去吃符合犹太教仪轨的食物一样。这些“摇摆”的选民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人群，因为他们有可能助推极端政党成为选举中的“黑马”，且事先的民意调查可能毫无征兆。格兰的模型在政治科学领域产生了一大堆与人的本能直觉相抵触的结论，但他的模型比那些天真的统计预测更加接近于现实情况。
图1 重整化
注：图1从上到下包括了三组正方形，每一组里面包含了4个正方形。请想象一下，每个正方形里面又包含了4个小的正方形。重整化的规则是只要有1个正方形是深色的，那么与其相邻的其他正方形也会变成深色。由此，只要三步，就能把全部的正方形变成深色。请把图1中深色的正方形想象成顽固少数派，把浅色的正方形想象成温和多数派，“重整化”帮助我们演示了少数派主导现象。
否决权
重整化展示的核心意思是非对称的“否决权”效应，即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用反复否决其他人偏好的办法来最终使得群体内其他具有适度灵活性的成员接受他的选择。一个过着精致生活的广告明星罗瑞·苏特兰，曾经向我解释过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快餐品牌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他说这些企业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优质的产品，而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被某特定的社会群体否决。 [3]
当你在陌生环境中面临仅有的几个选择时，尤其当你知道这些地方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并不可靠，而且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时候，麦当劳似乎就成了你最安全的选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米兰火车站的麦当劳餐厅里，我说的这些话可能对于那些花了许多钱来意大利旅游的人来说不那么中听，不过现实就是，这个地方除了麦当劳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餐厅，而且这里的麦当劳非常拥挤。令人震惊的是，意大利人大概是把麦当劳当成食品安全的避难所了，他们可能很讨厌麦当劳，但他们更讨厌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不确定性。
举个比萨的例子。比萨是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食物，只要不是在伪“鱼子酱左派”的聚会上，就没有人会否决比萨的供应。
罗瑞还曾经告诉我一个啤酒和葡萄酒之间的由非对称性导致的聚会普遍选择葡萄酒的例子：“只要女士占到来宾的10%以上，你就不能只提供啤酒，幸亏男士也喝葡萄酒，所以如果你只提供葡萄酒，你就只需要准备一套杯具，大家会接受这种安排的。”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帮你做决策，卡扎人在选择宗教归属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策略，他们周围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传说当时这三大宗教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去游说卡扎人，卡扎人首领问基督教代表：“如果让你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回答是：“犹太教。”卡扎人首领又问穆斯林代表：“如果让你从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回答是：“犹太教。”于是卡扎人决定皈依犹太教（因为这是最容易和周围三个邻居共存的一种选择）。
通用语
如果在一家德国公司总部的条顿风格的会议室里举行一场跨国公司的会议，而且这家公司足够欧洲化甚至国际化，如果与会人员中有一个人不会说德语，那么整场会议就只能说英语了——对，就是那种全世界范围内很多跨国公司会议室里面普遍使用的那种蹩脚而又奇怪的英语。这种场面既羞辱了日耳曼人的条顿祖先，又亵渎了英语。出现这种情况和非对称性有关，很多母语不是英语的人都会说一点儿糟糕的英语，反之则不然，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般不太会说其他国家的语言。法语曾经是外交场合的专用语言，早年的英国贵族或者公职人员也普遍使用法语。但是，其他“粗俗”的同胞却使用英语进行商业沟通。在两种语言的竞争中，由于商业活动日益占据了现代生活的主导地位，尽管法语被认为更优美、更拉丁化、逻辑更严谨，但英语成了最后的赢家。这与法国的威望无关，和法国公职人员推广法语的努力无关，当然也和住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爱吃肉饼且拼写规则十分混乱的英国人无关。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少数派主导”是如何使某种语言最终成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言的，而语言学家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阿拉姆语是黎凡特地区流传的一种和阿拉伯语相近的语言，属于闪米特语系，它由迦南语（即腓尼基–希伯来语）演化而来，而且耶稣说的正是阿拉姆语。阿拉姆语之所以能够成为黎凡特和埃及的主导语言，既不是因为某个强大的闪族政权强制使用阿拉姆语，也不是因为阿拉姆人长着有趣的鼻子，反而是因为说着印欧语系的波斯人的传播（波斯人也是阿拉姆语在亚述、叙利亚和巴比伦地区的传播者）。波斯人为什么没有向这些地区的人传播自己的语言？简单说吧，当波斯人攻入巴比伦的时候发现，管理城市的文职人员只会讲阿拉姆语，他们不会其他任何语言（包括波斯语），因此阿拉姆语便成了国家的通用语言——如果你的秘书只能讲阿拉姆语，那么阿拉姆语就会成为你主要使用的语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蒙古竟也匪夷所思地使用阿拉姆语，因为蒙古的文字记录都是用叙利亚语写成的（叙利亚语是阿拉姆语的东方分支）。几个世纪之后，同样的故事以相反的版本重新上演，阿拉伯人在7世纪到8世纪统治时期使用希腊语。这是因为在希腊化时代，希腊语取代了阿拉姆语成了黎凡特地区的通用语，大马士革的历史记载也开始使用希腊语，然而希腊语在地中海地区的传播并非希腊人自己所为，而是由罗马人推动的，因为他们在东罗马帝国以及黎凡特沿海地区的行政机构中使用希腊语，而且《圣经·新约》也是用希腊语写成的。
我的法裔加拿大朋友让–路易斯·雷诺（Jean-Louis Rheault）来自加拿大法语区的蒙特利尔，他曾经这样哀叹法语在加拿大日渐式微：“在加拿大，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说英法双语的，结果对方马上就说英语；如果我告诉别人我是说法语的，那么结果就是英法双语都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