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兴起
现在让我们把这些观点应用到现代社会。我们再回想一下建筑师与实际住户需求相脱节的故事。我们把它推广到系统性效应上，比如保护主义和全球化。这样看来，保护主义的兴起可能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比如现实的经济利益。
我打算回避一些争议的话题，先不讨论全球化浪潮是否是人类建造巴比伦通天塔的又一次尝试。每个工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颗匠人之心。大型跨国公司收买了一批说客，想要让我们相信保护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与此相反，针对这种匠人的保护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想并不矛盾，也符合经济决策所依赖的数学原理。这些匠人在做个体决策的时候，并不完全依据使其个体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他们有自己的理性和诉求，而且这些诉求并不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在个人荣誉感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们即使做出某些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事情，也仍然是符合经济学所谓的“理性”的。如果把目光局限于经济利益，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有动机去追求其他方面的利益。这是因为人的诉求有许多方面，不仅只有经济利益。 [15]
仅从统计数字来看，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是正确的决定，也是有利可图的。打个比方，我写作是因为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的一部分，就像一把刀被生产出来就是用来切东西的。我是从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美德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将我的研究和写作转包给中国或突尼斯（或许）能够提高我的劳动生产力，却会让我迷失自我，失去自我认同。
所以人总是想做点儿什么，有了一份工作他们才有身份认同感、社会认同感，才会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仍然被社会需要，自己仍然在参与“风险共担”。美国纽约州韦斯切斯特县的鞋匠就只想好好去做一名鞋匠，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看到自己的产品被陈列在商店橱窗里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自豪。他不会把工作分包给一家中国工厂来代替他制作鞋子，然后去从事其他职业，即使这样做会改善他所谓的经济条件，这样做他就可以买得起平板电视、更多的全棉衬衫和更便宜的自行车。因为放弃鞋匠身份，他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剥夺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是残忍的，人们希望自己的工作中有自己的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分散化和碎片化除了可以稳定系统以外，还可以增强人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以身正法
让我们以一个历史故事来结束本章。
有人可能会问：法律确实有效，但如果主审法官腐败无能，我们该怎么办？他可能成为法律体系中的漏洞，而且可能免受惩罚，这样的法官会成为法治的阻碍吗？我的答案是未必，至少从历史上看，并非如此。我的一位朋友曾给我看过一幅荷兰画家的作品，名为《冈比西斯的审判》，这幅画取材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腐败的波斯法官西桑尼的故事。冈比西斯国王下令将西桑尼活活剥皮，作为他违背法律正义的惩罚。画中描绘的场景正是西桑尼的儿子继承父业，坐在他父亲曾经坐过的大法官座椅上，那把椅子上铺着用他父亲的皮做的垫子。这个故事提醒人们，执法者如果以身试法，那么他就得按照“风险共担”的规则，让自己“以身正法”。
[1] 《塔木德》是犹太人继《圣经》之后最重要的一部典籍，又被称为犹太智慧羊皮卷。——译者注
[2] 拉尔夫·纳德（1934年至今），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作家、律师，积极投身于消费者保护法案、环保主义和政府改革。——译者注
[3] 1英尺≈0.30米。——编者注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字面直译为“不要以你不想被别人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伊索克拉底，希勒尔，《摩诃婆罗多》）“你自己厌恶的事情，就不要对你的同伴去做”。老拉比希勒尔引用《利未记》：“如果某事加诸你身会给你造成痛苦，那就不要将其加诸他人之身，这就是道德的本质。”
[5] 《新约》中恶仆逼债的寓言是一个违反对称性的例子（《马太福音》）。一位慷慨的债权人放弃了一位仆人欠他的巨款，而这个仆人却转而对另一个欠他一笔小钱的仆人施加惩罚。绝大多数评论者似乎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宽恕，而是“对称性应该是互动的”。
[6] 康德的道德律：“永远使你行动的准则能够同时符合任何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康德提出道德律以以下几个基本思想作为前提：（1）人生活在社会之中；（2）人有自由；（3）人人平等；（4）社会应该成为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共同体。——译者注
[7] 埃莉诺·奥斯特朗姆（Elinor Claire Ostrom，1933年8月—2012年6月），美国女经济学家，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译者注
[8] 这一段技术性很强，初读者可以跳过。
[9] 英文原文是“You may not know in your mind where you are going, but you know it by doing”，似乎在中文语境中更好的翻译是“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达雅之间，请读者度之。——译者注
[10] 事实上，那些将“理性”概念化的人，例如数学家、博弈论专家肯·宾默尔，后来更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一种严谨的、自圆其说的“理性”，能够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置于其中。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中，你甚至都找不到这样的主张。我们在那些堆砌辞藻的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理性”，似乎不具有任何严谨性。
[11]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12] 本书献给推动法律体系保护消费者和公民权利的拉尔夫·纳德，他偶尔也会呼吁建立监管体系。
[13] 有一种观点赞成决斗，称其用最小的代价解决了冲突，避免了更多人参与大规模战争，决斗把冲突局限在两个决心亲历“风险共担”的人之间。
[14]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塞内加的思想主要是关于对称性和选择权的，我在另外一本书《反脆弱》中详细讲述过他的思想，但我惊讶地发现学者们完全忽略了他的主要思想。
[15] 瑞士的一些地方政府很早以前就通过民主投票的方法，立法限制外国人购买当地的房产，以防止那些从不参与当地“风险共担”但拥有私人飞机的外国富豪炒高当地房价，从而导致年轻人买不起房子。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吗？但这难道不是更理性的决定吗？可能只有当地的房产中介不这么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