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
本书中“公正”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古老的传统观念一脉相承，因此在秉承对称性的问题上，我不得不和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思想分道扬镳。这种所谓的现代主义思想其实是一种唯智主义，或称为“唯智论”（intellecutalism）。唯智主义者认为，行为与结果可以相互分离，理论与实践可以完全割裂，他们甚至还认为建立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就可以用程序化的方法解决一个复杂系统的问题。
唯智论还有一个姊妹：唯科学论。唯科学论主义者将科学推崇为一个复杂而神秘的事物，而不是将其视作“好奇、质疑、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他们坚持在根本不需要数学的地方使用数学，其实那并不是一个科学方法，而是唯科学论。比如，让你放弃自己灵活自如的双手，转而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械臂，他们居然会认为这就是科学。抛弃那些经过亿万次高强度考验和多维度检测的自然形成的方法，转而依赖“同行评议”出来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自身或许都无法经受再版和统计验证的考验。因而，用后者的方法替代前者，这既不科学，也不正确。我在撰写本书的时候，科学已经成为商贩们兜售商品（比如人造黄油或转基因产品）的把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应具有质疑精神的科学事业，竟被用来抑制人们对这些商品的质疑。
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些用简洁而精美的语言所表达的知识，其实是历史上多少代人用他们的实践总结和打磨出来的。你当然不会从你生活的当地小报中读到或者从当地学校里学到如此简洁精美且有洞见的知识。这一切来自更高层次的质疑能力、对自身智力的自信、对统计显著性更深刻的理解，此外，你还需要有敏锐的思想和严谨的思维，甚至你还要有在露天市场卖地毯或佐料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本书延续了“质疑–探索–实践”这一解决问题的悠久历史传统——“不确定性”系列丛书的忠实读者，应该还记得我在《黑天鹅》里面提到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 [11] ，他早在2 200年前就在《驳教师》一书中阐述了与我类似的观点：
说的人应该去做，做的人应该来说。
不过，这一原则对某些学科可以例外，比如数学、哲学、诗歌、艺术，以及其他不需要与现实有紧密联系的学科。正如伟大的博弈论专家埃里尔·鲁宾斯坦所告诫的那样：学者们应该埋头研究自己的理论和数学表达式，千万别告诉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应用这些东西。他说得对！应该让亲身参与“风险共担”的人自己去选择所需的理论、模型和方法。
让我们面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副作用吧！随着一切事物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理论诞生的假设环境和其应用的实际场景之间的偏差会越来越大。
聚光灯下的演讲者
凡是做过大型演讲的演讲者都会发现，自己还有其他讲演者在台上很不舒服。我花了10年的时间才弄清楚原因：舞台上的灯光会照射在你的眼睛上，从而使你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以前警察审问犯罪嫌疑人时就用这个办法：用一束光照射犯罪嫌疑人，然后就像等合唱团唱歌一样等犯罪嫌疑人自己招供）。但是，演讲者大多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注意力不集中，这是因为他们在讲台上被灯光照射的缘故，或者说真正的原因是做大型演讲的演讲者不干灯光工作，而灯光工程师又不做大型演讲。
再来看一个类似的例子。纽约市对连接市区和北郊之间的北线轻轨车辆进行了全面整修，整修后的车厢看起来更现代化，颜色也更鲜亮，甚至车上还安装了充电插座等便利设施。但之前在车厢墙上有一个小的搁板，早晨在车厢里读报、看手机的人可以把咖啡杯放在这块儿搁板上，毕竟，拿着咖啡杯看东西很不方便。负责整修的设计者要么从不坐地铁，要么他坐地铁时从不边喝咖啡边读书，也许是出于美观考虑，设计师将原来的搁板改造得稍微倾斜了一些，结果就是大家没有搁板放咖啡杯了。
这个例子体现了当今设计和建筑行业存在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设计师试图用他们的作品震撼其他设计者，而不是用他们的作品取悦真正的用户。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建筑设计得千奇百怪，却没有很好地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而且它们还很难拆除重建，只能进行一系列的修补。除了设计师以外，某些城市规划部门的专家从未在社区居住过，他们也会为了实现所谓的改进，犯和轻轨车厢设计师同样的错误，只不过他们影响的范围更大。
我下文还会再提到，专业化会带来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相分离。
简单化
“风险共担”实现了简单化——那种解决问题、赢得胜利的“至简之道”。那些只会用复杂方法解决问题的人，很不喜欢用简单的办法。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宣扬干涉主义的人，往往热衷于复杂的解决办法，往往来自一个复杂且混乱的官僚体系。所以他们只会用复杂的方法，这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
由缺乏实战经验和务实精神的人设计出来的系统会越来越复杂，直至崩溃。
如果我们评价人的体系不是依据他工作的结果，而是依据大家对他工作的感受，那么这个人就有足够的动机把他的工作复杂化，这样可以使他显得很忙、很努力、很敬业。在这种情形下，采取简单方法绝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所有向学术期刊投过稿的人都明白，一定要把论文写得复杂一些，而且要使论文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把事情说清楚”所需要的程度，这样反而会增加论文发表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任由这种不必要的复杂性非线性地增长，那么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不亲历“风险共担”的人，不懂得“大道至简”。
我就是个笨蛋！
让我们回忆一下前文提到的“pathemata mathemata”（在痛苦中学习），然后考虑一下这样一种可能：在兴奋和快乐中学习。人的大脑在参与“风险共担”时的状态和平时不一样，当你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时，平时那些无聊的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乏味，比如对飞机的安全性做例行检查的时候，如果你必须要乘坐这架飞机，这事儿对于你来说就不再无聊了。如果你投资了一家公司，那么阅读财务报表的注解（真正有用的信息往往就在那里）这种极其枯燥的事情也会变得有趣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提醒，让一个人去做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未必就能做得很好。许多智力愚笨、头脑迟钝的瘾君子——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外交政策专家，始终能找到巧妙的方法购买毒品。在接受戒毒治疗时，常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把用于寻找毒品一半的精力用在赚钱上，他们早就成为百万富翁了。但那么做无济于事，没有了毒品，他们那神奇的魔力就消失了。就像是那种传说中的神奇药水，它只会给寻找它的人非凡的力量，但当它被喝下去以后，魔力就消失了。
坦率地说，当我不参与“风险共担”时，我就会变成一个笨蛋。我的专业知识，比如风险和概率，最初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对崇高哲学和科学的渴求，甚至也不是来自好奇心，而是来自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兴奋感和荷尔蒙刺激。我之前从来不觉得数学有趣，直到在沃顿商学院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上文提到的期权（以及由期权推导出来的复杂衍生品），我立刻决定要从事这项事业，将期权交易和复杂概率分布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片无人涉足的新领域。我深知传统“钟形”概率分布函数是错误的，它们忽略了尾部事件（极端事件）的影响。我知道那些学者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风险。所以，为了找到用概率方法评估证券价格的错误，我必须要学习概率论。不可思议的是，我刚一接触这方面的内容就觉得概率论有趣极了，而且它还让我深深着迷。
当出现风险时，我的大脑立刻开启了第二种运转方式，分析和运用复杂的概率函数马上就变得毫不费力了。这也难怪，发生火灾时，你会比在平时任何比赛中都跑得快；还有在高山速降滑雪时，我的一些动作也会变得流畅自然。但是不采取实际行动时，我又变回笨蛋了。还有一点，作为交易员，我们所用的数学知识必须和现实问题完全吻合，就像滑雪运动员给自己找一副滑雪手套一样，我们不能像学者那样只想着把现有的模型运用到实际问题中，他们就像是拿着滑雪手套找运动员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空气稀薄且呼吸困难的山顶凭空创造一个模型，用以解决我们此时此地遇到的麻烦，而且我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这个模型的等式错了，我们就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用数学解决交易中的实际问题完全不同于在学院中学习数学，我们在写下方程式之前，一定要深刻理解问题本身。
你为了救一个孩子而徒手举起了一辆汽车——这当然是你平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但是事后，你的力量仍然存在于你的体内，当面临风险时，你会高度紧张，全身心地投入，而不会像瘾君子那样——他们的聪明才智会和药物一起消失。你在那种紧张和专注的环境下所学到的东西会永远属于你。你的大脑也许不会再表现得那么聪慧和睿智，但是没有人能拿走你已经学到的东西。这就是我反对传统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因：它完全是一个“任由书呆子制造更多书呆子”的体系。如果我们把数学变成和孩子们自身兴趣和利益切身相关的事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会爱上数学，长大以后会自觉地运用数学方法，并及时发现数学在哪些领域被滥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