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掩盖和故意披露 [8]
现在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风险共担”，它关注事物的本质，而不是其表象。正如胖子托尼的座右铭：
你并非想要赢得一场争论，你真正想要赢得的是一场胜利。
事实上，你确实需要去赢得你所追求的东西：金钱、土地、西班牙语女教师的芳心，或者一辆粉红色的敞篷跑车。而一味地纸上谈兵会把人推向危险的境地，因为：
相比于理解，我们更善于行动。
当然，江湖骗子和那些真正拥有技能的社会成员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信口雌黄的宏观政治经济学家和管道工，有社会正义感的记者和黑手党成员。我们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我们采取了实际行动，而不是因为我们学会了说服别人。在某些领域，比如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由于缺少亲身参与的“风险共担”，经济学家奢谈所谓的科学方法，导致他们越来越脱离实际，这也连累了其他学科，使得它们看起来像是骗局。第9章将讲述他们是如何发展了一整套完整的仪式、头衔、规范和公式来掩盖他们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
你起身之前并不确切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 [9]
经济学是建立在人的“显性偏好”基础之上的。一方面，人的想法其实和他实际的行动之间并无多大关联，因此你要避免掉到含混不清的心理学陷阱里面。人们总会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其实那不过是他们自己编织的自圆其说的故事罢了，它和科学方法并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人们的行为是具体的、可测量的，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这一认识虽然很有说服力，却很少有研究者遵循。事实上，订婚的人最能理解这种“显性偏好”：一颗昂贵的钻石胜过千言万语的誓言。新郎用这种可衡量的（昂贵的价格）且不容反悔的方式，展示了他对新娘的承诺。
忘掉那些预测吧！
停留在语言层面的预言和投资者所需要的预见毫不相干。
我认识一些预测错误但是赚了钱的人，也认识一些预测准确但是输了钱的人。这是因为在生活中，重要的并不是你预测准了多少次，而是在你预测准确的那一次里，你真正赚到了多少钱。同理，即使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只要造成的损失不太大，其实就无关紧要，这类似于研究过程中采用的试错法。
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往往过于复杂，很难被简化成一个精致的模型，然后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而且现实生活中的结果也不像棒球比赛那样，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输或赢。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面对的风险是非线性的，比如农夫可能会受益于降雨，但若降雨持续下去并演变成洪水，那么结果农民可能就从受益变成了受损。有关风险的非线性分布问题的专业讨论在本书后面的数学附录部分。我认为所谓的预测，尤其是那些打着“科学”幌子的预测，通常都是江湖骗子可以依赖的终极手段，自古已然。
此外，数学中被称为“反向设计”的工程学问题似乎只能通过“风险共担”来解释。其实投资领域并不像工程学那样，给工程师一台机器，他能够反向设计出所有的零部件和驱动程序。对于我们来说，“反向设计”极为困难。首先，进化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预见的。其次，我们无法逆转时间，我们真正能做的其实就是继续把这种“风险共担”玩下去，理解并接受进化最终筛选出来的结果。
“风险共担”有助于解决类似“黑天鹅”的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层面的（包括个人或者集体所遭遇到的）不确定性事件。那些在“风险共担”中存活下来的个体或者集体，证明了他们抵御“黑天鹅”事件的韧性，我们如果人为地排除“风险共担”，就会破坏这种筛选机制。如果没有“风险共担”，我们就无法理解“造物主”通过“时间”显示出来的伟大智慧（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讨论涉及“时间”的“林迪效应”，其中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时间筛掉了脆弱的个体，留下了强韧的个体；第二，那些强韧个体的生命由此得以延长）。其实很多思想也是实践的产物，所以拥有这些思想的人必须懂得亲身参与“风险共担”的道理。
时间是伟大的智者，它通过“风险共担”塑造了理性——这是一种任凭深思熟虑后仍然无懈可击的理性。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对于法国某规划部门的公职人员（他因受过太多的教育而变得天真，但每天准时上班）来说，某项惯例可能看起来并不合理，但它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也许他会问：这是否是理性的？尽管他心里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他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去推翻这项惯例。相对而言，我们更容易知道哪些事情是明显非理性的——首先是那些威胁集体生存的事情，其次是威胁个体生存的事情。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如果某自然规律符合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特征，那么违背这个自然规律就是明显不理性的（除了由杀虫剂公司赞助的反对者以外，其他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的惯性思维使我们相信，那些有效的做法不可能是不合理的。天哪！这些年来我遇到的每一个最终投资失败的人都会被这个思维定式所害，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某些愚蠢的做法（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有效，而且能让你赚到钱。他们坚信，一个做法只要有效，就不可能是愚蠢的。
在一个符合“风险共担”的系统中，自我牺牲很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理念。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集体或者更高层级的个体能够存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成王败寇”的游戏，用胖子托尼的话来说，“赢的人说什么都对，哪怕他们说狗屎会飞也是对的”。
别理会胖子托尼的粗俗语言，其实他的意思是：
所谓理性就是首先保证自己所在的集体生存更长时间。
很多不严谨的心理学或社会科学书籍中声称的“理性”，其实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10] 与心理学家告诉你的情况正相反，事实上，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对某些尾部风险的“过高估计”不能说是非理性的，这种由于过高估计风险而始终保持警惕的状态，从根本上保证了集体的生存。在现实中，有些风险我们无法承担而只能选择回避，还有一些风险（尤其是学者们策略性地回避的那种风险），恰恰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这就是风险的“遍历性”，我们将在第19章中详细讨论这个话题。
不要把“风险共担”教条化
“风险共担”总体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教条地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所有事情上去，如果后果不严重，我们就完全可以忽略“风险共担”。前文中的干涉主义者发表的强硬声明，不同于普通人在日常交流中的无足轻重的意见，就像算命先生用来给你提供心理安慰而胡编乱造的那些话（即使它们全都是谎言），也绝对不能和干涉主义者的决策声明相提并论。毕竟，后者导致地球的另一端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惨死。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因地位的特殊性，他们发表的言论通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他们不必为此负责，结果就会很糟糕。
古往今来，那些“做出决策的权力”和“承担后果的责任”相互不对称，乃至那种相互分离的工作岗位往往是行政系统顶端凤毛麟角的少数岗位。普通人在生活中不太可能遇到这种情况。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绝大部分人，比如面包师、修鞋匠、管道工、出租车司机、会计师、税务顾问、清洁工、牙科助理、洗车工（这次我就不提西班牙语女教师了）等，都会为他们自己的错误决策承担后果，并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