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厨房的餐厅。来自坟墓的科学。不要按左图射击钢琴家。理性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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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
的朋友罗瑞·苏特兰说，公共游泳池的真正功能是可以让中产阶级毫无顾虑地穿上泳装，去参加一次类似泳装派对的社交活动，而且不用担心被人说是做了不体面的事情。纽约的餐厅也是如此：你认为它们的功能是给人们提供饭菜，但这并非它们的全部使命。它们赚钱的把戏是把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一杯一杯地高价卖给你，当然它们也会平价为你提供一些所谓的低碳水化合物（或低什么的）饮食，以吸引你进入餐厅。当然，这个业务模式在沙特阿拉伯行不通。
所以，当我们考虑宗教问题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古代迷信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发挥什么作用，而不是把关注点仅仅局限在“信仰”这个概念上，更不要把信仰严格地定义在认识论的范畴内。从科学角度来看，信仰就是其字面上的意思，无关对错，亦无其他隐喻。在现实生活中，信仰是做事的方法，而非最终的结果。因此，信仰对人生的意义和视觉的作用相似：眼睛的功能是帮助你辨认方向，并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摆脱困境找到出路，或者帮助你发现远处的猎物。你的眼睛并不是为捕获电磁波而设计的传感器，因此，它的职责不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将事物精准地呈现给你。眼睛就是眼睛，它是你非常有用的生存工具。
视觉欺骗
我们的视觉器官会犯错——扭曲，为了让我们能精确地采取行动，补偿这种扭曲就是必需的。希腊和罗马的建筑师会故意把庙宇殿堂里的柱子向内倾斜，以便给我们留下柱子是直的印象。维特鲁威解释过：“通过改变比例来抵消视觉印象。”因此，建筑扭曲是为了提升你的审美体验。帕特农神庙的地板是弯曲的，这样才能让地板看起来是直的；柱间距也是不均匀的，这样才能让它们看起来像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方阵一样整齐。
难道有人会向希腊旅游部门投诉柱子不直，而且有人正在刻意利用我们视觉机制的缺陷吗？
遍历性优先
扭曲同样也存在于信仰领域。正如视觉欺骗能够改善人的视觉感受，某种程度的“欺骗”也能提升人们的假期体验，比如引导人们相信圣诞老人只会使他们更幸福，而不会对他们造成伤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有迷信并非不理性。没有人会把一项无害的行为斥为非理性，当然，对迷信的潜在伤害要及时探知。
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有时候，人们只能用扭曲事实的夸张方法来描述某些尾部风险，否则他将无法生存。在面对某些特定风险时，只要稍有不慎，你的名字就会从社保体系中无可逆转地被划掉。所以，如果一个选择性偏执狂面临着死亡或灭绝，那么他做的任何决定都很难说是“不合理的”。
下面一句话道出了本书剩余部分的主旨：
先有生存，然后才有真理和科学。
换句话说，你并不需要用科学来谋生（我们已经生存了几亿年了，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我们”这个物种），但是你必须活着才能从事科学研究。你的祖母会说：“活着比什么都强。”霍布斯说过：“生存第一，哲学其次。”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者和投资人对这个逻辑的优先顺序理解得很好，沃伦·巴菲特有一句至理名言：“要赚钱，你首先得活得长。”——这些都是亲身参与“风险共担”的人总结出来的吉光片羽。我们这些真正冒过险的人，比通过教科书学习模糊的伪理性主义的人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理性，更坚定地奉行生存第一的法则。严格地说，这里涉及遍历性问题（我一直承诺要解释遍历性，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要实现完全的遍历性，就不能有吸收壁，也不能有实质性的不可逆性。
我们这里说的“生存”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谁的生存？你？你的家人？你的族群？整个人类？请注意，我只有一个有限生命，我的生存不如那些有着近似无限生命的事物的生存来得重要，比如人类和地球。因此事物越是“系统化”，生存就变得越重要。
理性表面上不像理性，正如科学不像我们看到的科学一样。三位严谨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学派）引导我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是：博学的认知科学家赫伯·西蒙，开创了人工智能的时代；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决策理论家肯·宾默尔，他一生都致力于建立理性的逻辑基础。
从西蒙到吉仁泽
西蒙提出了现在众所周知的“有限理性”概念。我们不可能像计算机一样准确地分析所有信息，在进化压力下，我们产生了一些捷径和扭曲。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了解从根本上说，是不全面也不完整的，因此我们要避免陷入自己未能预见的风险。而且即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是充分而全面的，我们也不可能像计算机一样对现实世界产生一个精确无偏差的理解。为了解决西蒙提出的问题，吉仁泽（就是那个在第9章批评道金斯的人）为首的科学家卓有成效地组织了一系列关于自然界理性的研究，指出了我们很多看似不合逻辑的决定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生物学动机。
显示自己的偏好
肯·宾默尔说，“理性”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就很不清晰，在使用上就更模糊了，以至这个词的很多用法是没有意义的。信仰本身没有特别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们可能是对环境的适应，也可能是生存的捷径，抑或对其他事情有帮助）。他认为，人的任何决策和行动都在主动显示自己的偏好，他创立了“显示偏好”的学说。
解释这个概念之前，请先考虑以下三条格言：
用信仰评判一个人是不科学的。
信仰无所谓是否理性，理性只存在于行动之中。
只有站在进化的角度上，才能评判一个行动是否理性。
显示偏好的理论（源于保罗·萨缪尔森，或者可能是闪米特众神）说了以下内容：只通过询问的手段，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人们真正在想些什么，下一步打算做些什么，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重要的是观察他们花钱买了什么，而不是问他们对某商品怎么“想”，因为你会得到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讲的就是“风险共担”。现在心理学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了，在他们的实验中，他们要求实验对象在测试中必须使用真金白银，以便得到“科学”的结果。他们会给实验对象一些钱，然后观察他们如何花掉这些钱，以此来研究他们的选择。但是，还有很多心理学家不理解显示偏好，仍然奢谈理性。这意味着他们仍然在评判人的信仰而不是他们的行为。
信仰只是……廉价的空谈——单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可能很难理解，需要完整地理解这句话的背景和语境。它的意思是，当问题停留在思考层面的时候，思考过程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扭曲，这样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动力。
事实上，由于存在“偏差与方差互补机制”，你经常“犯错误”反而可能得到更好的结果，就像当你练习射击时（如图2之左图），故意偏离一点你瞄准的目标，命中率反而会提高。正如我在《反脆弱》一书中所说的，如果某些错误的代价较小，主动去犯这些错误反而是理性的做法，因为错误会给你带来新的发现。例如，许多药物都是意外被“发现”的。一个没有错误的世界就不会有盘尼西林、化疗……可能没有药物，甚至可能没有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由政府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只有造物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前提是各物种都要置身于“风险共担”中参与大自然的进化选择。
图2 偏差与方差的区别
注：假设有两个人（清醒的）在得克萨斯州射击。左边的射手有偏差，而且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偏差，但总的来说，左边的射手比右边的更接近靶心。右边的射手没有系统性的偏差，但有很高的方差。通常，这两者此消彼长，你不能同时缩小方差并修正偏差。如果你面临重大选择且极度缺乏灵活选项，比如，两个得克萨斯州牛仔举枪对射，那么你宁可自己是左边的射手，这样才能远离毁灭。换句话说，面临一个危险时，修正偏差比缩小方差容易得多。如果你是飞机设计师，那么你宁可犯左图的错误，也不要犯右图的错误，要尽可能地降低你设计的各部件性能的方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飞机坠毁的可能性。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你才能在事故之后免受惩罚。
宗教为何存在？
因此我认为，宗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建立尾部风险管理体系，并将管控风险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宗教仪轨和教义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传授和执行，这样就能帮助部落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尽管大自然存在尾部风险，但是人类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我们今天的生存不可能是随机产生的结果。
回想一下，我们一直倡导“风险共担”，而不是“沙盘推演”，我们不关心别人说什么，我们只关注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否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造物主吧！
迷信可能有风险管理的作用，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一定拥有宝贵的生存技巧。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重复那些幸存者做过的事情，不会降低你自己的生存机会。
图3 经典的“大世界”和“小世界”问题
注：现阶段的科学不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全部答案，科学本身都还不完整，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科学”其实是某些人向你推销产品的幌子，很多人搞混了“科学”和“唯科学主义”，“科学”仅指过程严谨。
贾雷德·戴蒙德讨论过巴布亚新几内亚居民的“建设性偏执”，迷信教导他们不要在一棵死树下睡觉，这是迷信也好，对概率的深刻理解也好，其他东西也好，只要你不在一棵容易被风刮倒的死树下睡觉，你就不容易被它砸中，其他都不重要。如果你梦想让人们用概率做更好的决定，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90%以上从事决策研究的心理学家（包括卡斯·桑斯坦和理查德·塞勒在内的管理者和研究人员）对概率一无所知，并且试图阻止我们天然形成的偏执，但其实偏执也许是一种有效的风险防控手段和自我保护机制。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一面赞美希腊立柱偏斜带来的视觉美感，一面又去批评别人迷信，那些看似迷信的偏执其实对人并没有多大害处，可能还曾经在历史上挽救了我们的祖先。
由此看来，那些由唯科学主义者大力提倡的理性，在信仰领域并无明确的定义。我重复一遍我的观点，我们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讨论哪些人的信仰是不理性的，理性只涉及一个人的行为。
扩展一下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信仰”的东西其实是人类思维的必需品。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但至少信仰可以是一种治疗手段。
请再回忆一下第3章的内容，集体理性可能恰恰来自个人偏见。
“嘴炮”，廉价的“嘴炮”
我们先提出这样一条原则：
装饰性的信仰和其他信仰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后者将被付诸行动。
其实这二者在字面上差异并不大，但是后者要求人们承担风险。如果一个人在实践自己信仰的过程中犯了错误，他就会失去某些东西，这才是二者真正的差异。
我们将上述原则重述如下：
你愿意为一个事物承担多大的风险，揭示了你对该事物的信任程度。
这项原则值得深入讨论。事实上，圣心天主教大学综合医院以外的世界里居然有那么多装饰性的信仰。为什么？我们真正地理解它们的功能吗？我们对此感到困惑吗？我们理解其中的理性吗？我们能回避理性的定义而直接使用它们吗？
林迪怎么说？
让我们看看林迪怎么说“理性”。尽管“合理”和“理性”这些词古代就有，但这些词在古代的意思主要是指“小心谨慎”或“温良自制”，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和“理性决策”诞生于马克斯·韦伯之后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理性”现在的意思与古代用法不同，现代的“理性”观念形成于启蒙运动以后那段狂飙突进的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自己很快就能掌握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而且他们假定世界没有随机性，即便有，也可以被视作一个结构十分简单的装置，他们还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没有任何互动。
我发现唯一能够在实践中用数学方法严格定义的“理性”是：奉之则生。如果人们相信并遵循某个信念，并在此后的随机性考验中存活了下来，那么这个信念（及其对它的遵奉）就是理性的。因此，任何妨碍个人、集体和部落生存的东西都是不理性的。
迷信当中的预防性原则，恰恰是理性的风险管理措施。
华丽中的朴素
许多华丽的装饰并非就是肤浅的东西，可能恰恰相反，这些事物具有我们不了解的功能。对此，我们可以求助于最伟大的统计学家——时间，它会给你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生存函数。家里的老人和复杂的统计学软件都知道这个工具，我们在这里只寻求老人的帮助。
真正值得注意的重点不是信仰本身存在了多久，天主教会已有24个世纪之久了，几乎是罗马帝国从不间断的化身。关键是信仰某种宗教的人（或部落）活了多久。
另一个原则：
当你从进化的角度去考察宗教时，不要在意不同宗教之间是如何竞争的，而是要观察不同宗教信众的幸存人数规模。
想想教皇的竞争对手——犹太教。犹太人有近500种不同的饮食禁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很不理性。事实上他们看起来确实有不合理性：犹太教饮食仪轨要求有四套餐具，两个水槽；避免肉类和乳制品混合，甚至不能让两者接触。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犹太教饮食仪轨能够持续几千年，不是因为其理性，而是因为遵守这些仪轨的人都活下来了。长期生存下来的部落会在内部产生凝聚力，并在部落成员之间建立信任感，这对商业的萌发是极有利的条件。部落内相距遥远的成员之间开展商业活动，由此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网络，也许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好处。但是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犹太人经历了这些艰难困苦之后幸存下来了。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为：
理性并不是那些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描述的因素，理性只有一个内涵：帮助生存，避免毁灭。
为什么？林迪效应能帮我们看得更清楚：
事情的发生未必都是有起因的，但事物能幸存下来必定是有原因的。
理性就是风险管理。下一章将就这一原则做最后的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