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那样说过。新闻通常言之无物。信息的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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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自己的意见相左
2009年夏，我和戴维·卡梅伦进行了长达1个小时的公开讨论，当时他正在竞选英国首相，而且后来也确实选上了。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如何使社会更稳定，如何避免黑天鹅事件的冲击，如何弱化集中式监管，如何强化问责机制以及需要为此建立什么样的政府体系。我感觉这59分钟的谈话是内容丰富且有建设性的，几乎涉及我的不确定性系列丛书的全部内容。谈话地点选在了优雅的皇家艺术学会，屋子里满是记者。后来我接到一个爱搞笑的朋友的电话，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去了伦敦SOHO（家居办公）区一家中餐馆与几个朋友一起聚餐。事后，伦敦所有的报纸都称我为“气候变化的质疑者”，将我描绘成阻挠环境保护的黑暗势力。
整整59分钟的谈话被媒体剪辑成20秒钟的报道，而且内容和谈话的主旨完全相反。而那些没有去现场参与会议的人，会以为这20秒钟就是谈话的全部内容。
我在那次谈话中提出的审慎性原则值得在这里重复一遍，即人们不需要使用复杂模型来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无论你打算做什么，或者打算不做什么，都不要以复杂模型为决策依据）。尤其当我们对一个有系统性影响的事物还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对它采取行动。我混迹金融领域的时候就很清楚地知道模型很容易出错。而大多数风险只有在事后统计损失的时候才会被发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经不起试错，所以我认为与其针对地球大气层引进一个新的未经验证的保护机制，不如建立一个让那些污染环境（或者大量排放新合成物质）的人承担尾部风险的机制。实际上，模型越是不确定，我们就越是应该慎重行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一天的报纸还赞美了《黑天鹅》（其实我在那本书里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很显然，这次攻击与我的观点本身没有关系，他们只是想通过把我妖魔化来削弱卡梅伦的竞选势头。我意识到，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会找到另一个抹黑我的理由。
我还是设法提高音量来保护自己，在发出了明确的法律威胁之后，每家报纸都刊登了我的澄清声明。尽管如此，《卫报》却徒劳地试图弱化我的声明，他们声称我又改主意了，而他们之前的报道没错。换言之，他们想让我反对我自己。
读者把新闻当作自己和事实之间的媒介，但是伦敦的报纸却总是积极地向本国公众呈现歪曲的事实。多亏了我据理力争，涉及我的那部分错误内容终于被改过来了。但很多人没有办法这么做。
很显然这又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卫报》的记者和米兰的饭店老板没有什么不同，你想要叫一辆出租车的时候，他会叫来他的表弟，来之前还会在城里兜圈子以便让计价器显示的金额往上走。《卫报》的记者也和故意乱开处方的医生差不多，他开给你的药方里面包含了他个人的巨大利益。
信息不喜欢被拥有
新闻通不过林迪效应的检验。信息应该以一种天然的双向流动的方式口口相传。在古罗马，信息不会先被集中起来，然后过滤一遍，最后再向人民发布。人们在古地中海地区的市场里自由地交谈，他们既是新闻的接收者又是传播者。理发师提供全面服务，也兼任外科医生、争端调解专家和新闻传播者。如果你下令让人们过滤掉某个谣言，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传播这个谣言的新渠道。其实，伦敦的酒吧和咖啡馆也有类似的功能。在东地中海地区（如今的希腊和黎凡特），吊唁活动是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渠道，这种活动构成了大部分人的社交生活。贝鲁特当时有一个重要的希腊东正教社区，我那爱好社交的祖母有时会在一天之内参加好几场吊唁和慰问的聚会，回来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几乎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比如某知名人士的孩子考试不及格，她也会知道。实际上，社区里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被觉察并散播出去了。
一个不可靠的人传播的信息量比可靠的人要少，因为你无法欺骗一个人两次。 [1]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依赖单向信息传播渠道，例如电视和报纸，但它们可能会被达官贵人和利益集团控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信息双向流动的社交网络让信息传播机制重新回到了它本来的形式——这是林迪的反击！无论是资本市场的大佬，还是跳蚤市场的大妈，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可靠的事物具有长期优势。
事实上，当前新闻媒体充当（利益集团）代理人的问题是系统性的，因此，它和公众利益的分歧会一直扩大下去，直到最后像罗伯特·鲁宾那样的勾当再次引发系统性崩溃。举一个例子。相对于我的想法被新闻媒体曲解，更令我沮丧的是读者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到我与卡梅伦讨论的内容99%是关于气候变化以外的事情。如果前者是新闻媒体犯的一个错误，那么后者则是新闻行业的结构性缺陷。你永远都无法解决系统本身的结构性缺陷，系统会自己解决：先是崩溃，然后自己纠正。 [2]
新闻行业和公众利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相较于得到读者的支持，记者更希望得到其他记者的认可。请把这个现象和一个健康的行业对比一下，比如餐饮业，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看到的，餐厅老板在意的是顾客的意见，而不是其他餐厅老板的意见，这就防止了整个行业陷入脱离客户需求的困境。全行业参与“风险共担”会创造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从而带来全行业的繁荣。记者是你如今能找到的最不安全的职业了，大部分记者的收入刚够糊口，经济不安全感反过来加剧了新闻行业脱离读者的恶化趋势，因此，他们很容易被说客操纵，就像我们在转基因作物和叙利亚战争等话题中看到的情况那样，一旦你对英国脱欧、转基因作物或者普京等话题发表一些不中听的言论，你就被淘汰出局了。这和一个多样化的、繁荣和有序竞争的正常生意相反，在生意场上，采取“我也是”的态度通常是致命的。
异议的道德
现在让我们在道德领域深入探讨银律的应用。
你既可以评论一个人说的话，也可以批评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他说的话比他想表达的意思更容易被抓住把柄，挑出毛病，也更易于传播。一个典型的吹牛者（比如作家和伪理性主义者山姆·哈里斯）总是对别人的讲话断章取义，然后抓住一点，穷追猛打，而不是去完整而全面地理解对方的立场、意思和主张，再来发表评论。当然了，后者需要对别人提出的想法有广泛而深刻的理解，相比较而言，对其文字进行断章取义式的批评就容易多了。请注意，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对宗教文献的解读，一定要在产生这些文献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环境中理解这些教义，而不是对其进行断章取义式的理解或批评。
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一篇理性得无懈可击的文章，总会有一些段落和文字容易被人质疑，那些不诚实的编辑会脱离当事人说这番话的语境，直接将这段文字引向完全荒谬的意思，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因此政治家、冒充内行的江湖骗子和新闻记者都在仔细寻找这些段落：“随便给我几句那个人说过的话，我就会发现足够绞死他的罪行。”这句话黎塞留、伏尔泰、塔列朗（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恶毒的新闻检察官）以及其他一些人都说过。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所说的那样，“事实是真的，新闻是假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他遭遇了和我在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事件中同样的歧视性报道。
在开启一场辩论之前，伟大的卡尔·波普首先会详尽而准确地表述对手的立场，他的表述详尽得一览无遗，就好像他是在推广自己的想法一样，然后他会系统地剖析这些观点，摧毁其内在的逻辑基础。此外，还有哈耶克的长篇评论《反凯恩斯和剑桥》，从书的名字来看，里面虽然有一个“反”字，但是通篇没有一句话误解了凯恩斯，或者用夸大其词和耸人听闻的办法试图煽动读者的情绪（这当然是明智的，因为人们敬畏凯恩斯的智慧和人格，任何批评他的人都不应该冒险去激起愤怒）。
在800年前阿奎那写的《神学大全》里，你会注意到他在章节中使用“问题”、“例外”、“质疑”和“反证”等标题，他首先将其质疑的问题进行精确的法理描述，然后找出其中的漏洞，最后才提出补救的方法。你如果注意过《塔木德》，就会发现二者有相似之处，其实这绝非偶然，因为二者的论证方法都源于罗马法体系。
请注意“稻草人谬误”，这种论证方法不仅忽略对方的主要观点，而且对次要的问题进行歪曲和夸大，最后鼓励人们对其产生误解。作为一名作者，我认为“稻草人谬误”与盗窃没有区别。
公开市场上的谎言多了以后，就会导致人们对造谣者熟视无睹。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与谎言本身无关，而是因为整个系统未能通过惩罚造谣者建立起最基本的信任机制，要知道诽谤者和造谣者在古代是无法生存的。
宽容原则规定了你要像作者一样去理解每一句话，包括一句话正反两个方面的意思及其衍生出来的意思，这才是经得起林迪考验的做法。例如，《圣经·以赛亚书》写道：“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屈枉义人。”为了防止陷害无辜，诽谤和诬陷在巴比伦被定为重罪，诬陷者将按照他给别人罗织的罪名被判决。
然而在哲学中，宽容被当作一条原则只是最近60年的事情。和其他事物一样，宽容如果成了一项原则，就必定是因为我们的道德体系中某些操守已经被放弃了。
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风险共担”中的美德。
[1] 偶尔也会有一些集体狂热的情况，人群传播的是虚假的谣言。但由于社区之间的来往比较少，所以那时候谣言的传播速度并不像今天这样快。
[2] 新闻行业最终将因其与公众利益的分歧而自我崩溃。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科（Gawker）事件，高科是一个偷窥装置，对象经常是21岁年轻人的复仇色情场面，但最终被比它更富有的人整得破产了。新闻记者压倒性地以“信息自由”为理由（这当然是对这一理念最错误的理解和使用），居然站在高科的立场上，而不是和公众一起站在受害者一边。这个例子对读者是很好的提醒，新闻行业是代理人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