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上的死马。毒蛋糕的“情谊”。罗马皇帝和美国总统。十个死掉的敌人才抵得上一个活着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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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让你的敌人在你的控制下参与到他的“风险共担”中去，你要让他知道是你制定了斗争规则，并且还要让他知道他之所以还活着，完全是因为你的仁慈。根据阿萨辛派的规则，拥有一个敌人比杀死他更好，所以我们来深入研究一下这个秘密团体。
难以拒绝的提议
电影《教父》里面有一个可怕的场面：一个好莱坞制片人醒来时，发现他心爱的赛马的头被割下来放在他的床上。
他曾拒绝邀请一个西西里裔美国演员出演某一角色，而他拒绝的理由似乎并不合理。尽管他知道这个演员是这个角色最适合的人选，但是他对这个演员曾经勾引自己以前的情妇耿耿于怀，而且他担心自己将来的情妇也会被那“磁性的声音”勾走。这个演员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法兰克·辛纳屈，他有很多朋友，他甚至还是黑手党一个头目的教子。黑帮“军师”的亲自拜访未能改变制片人的决定，也没能软化他那好莱坞式的傲慢立场。这位制片人没有意识到，黑手党高级成员飞越大半个国家来向他提出请求，可不像你给州立大学写一封推荐信那么简单。黑手党提出的是“人们无法拒绝的提议”——这句话也因此而流传开来。
这不是邀请，也不是提议，而是一个威胁，而且不是空洞的威胁。
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人们一面在谈论恐怖主义和恐怖组织，一面却又在恐怖分子的分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恐怖分子。第一种恐怖分子在每个人眼里都是恐怖分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能力辨别他们，而且这类恐怖分子不是沙特阿拉伯人，也不为由酋长赞助的智囊团工作；第二种是武装组织，他们的敌人称其为恐怖分子，喜欢他们的人称其为“抵抗组织”或者“自由战士”。
第一种恐怖分子包括非战斗人员，他们为博取关注而不加区别地滥杀平民，他们没有军事目标，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获取军事利益，而是发表声明、伤害平民和制造噪声。对于他们中的某些人而言，这样做是为了寻找一条去天堂的捷径。大多数逊尼派激进分子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他们在炸死平民的时候有一种无可名状的快感。基地组织、ISIS（极端恐怖组织），以及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支持的叙利亚“温和激进派”，都属于这一类组织。第二种恐怖组织从事有战略目的的政治暗杀行动，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大多数什叶派组织、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士和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抵抗战士等。
至于什叶派及其在中近东地区的相关部落，他们的祖先、教旨和规则都来自阿萨辛派，它遵循着罗马时代犹太匕首党（Judean Sicarii）的模式。匕首党的名字源于他们用匕首来杀死罗马士兵，但更主要的刺杀目标是那些和罗马人合作的犹太人。匕首党认为那些犹太合作者亵渎了祖先的寺庙和土地。
很不幸，我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我在贝鲁特的法国学校读过高中，学校有一份“知名校友”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上，除了那些已被成功暗杀和遭遇过未遂暗杀的人以外，唯一剩下的人是我（虽然我有足够多的萨拉菲派敌人，但我似乎还有时间去继续保持这个“唯一”的称号——这是我的“风险共担”）。
阿萨辛派
关于阿萨辛派最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行动议程上，真正的暗杀其实很少，他们懂得暗杀的代价，因此他们会充分利用暗杀带来的效果，让暗杀向那些还活着的人传递价格不菲的信号。他们喜欢拥有（控制）他们的敌人，因为一旦敌人死了，你就无法操纵他了。
1118年，艾哈迈德·桑贾尔成为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土耳其帝国（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部分地区的苏丹。他继位之后不久，一天早上他醒来发现床边有一把匕首，牢牢地插在地板上。在另一个传说的版本里，同时还有一封信告诉他，匕首这次是被刻意扎在坚硬的地板上而不是他的胸膛里。这是具有阿萨辛派典型特征的信号，目的是让他知道不要干涉阿萨辛派事务（最好还能给他们送生日礼物或者邀请他们的人出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此前不久，桑贾尔苏丹叫停了和阿萨辛派的和平对话，所以他们启动了事先规划好的第二阶段行动，他们让苏丹相信自己的生命在他们手中，更重要的是，只要他做正确的事情就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安全。事实上，桑贾尔和阿萨辛派后来相处得很愉快。
你会注意到整个事件中并没有明确的语言威胁。语言威胁除了揭示你的软弱和绝望之外不能传递任何信息。请记住：不要使用口头威胁。
阿萨辛派在11至14世纪期间和什叶派关系密切，并且曾经（从他们的继承者来看现在仍然）极端反对逊尼派。他们曾经和圣殿骑士团有来往，还经常和十字军一起并肩作战，如果你发现他们和圣殿骑士共享某些价值观的话（比如避免伤及无辜和弱者），那么很可能是因为圣殿骑士接受了一部分他们的价值观。骑士的荣誉守则第二条宣称：我将尊重并捍卫弱者、病者和贫者。
据说，阿萨辛派曾经向萨拉丁（从十字军手里夺回耶路撒冷的叙利亚库尔德统治者）发出过同样的信息，告诉他即将要吃的蛋糕已经被下了毒……当然这是他们干的。
阿萨辛派的价值观认为，政治暗杀有助于避免战争：床边匕首带来的威胁有利于防止流血事件。 [1] 据说，他们的目标是使平民和无辜的人免受伤害，他们的“精确打击”意在减少现代人眼中的“连带伤害”。
暗杀是营销手段
普通读者（受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可能以为要除掉某些令人讨厌又屡教不改的人（暗语是“帮你倒掉鞋里的小石子”），需要和黑社会签一份购买服务的“合同”，人们可能认为有一个活跃的地下市场可以买到此类服务，而且普通人可能还会认真考虑多付点儿钱，以便“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然而，老练的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观察家却会有完全相反的建议：在政治领域，你应该多付点儿钱“让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场意外”。
事实上，马克·魏斯博恩、帕斯夸莱·西里洛和我一直在试图对人类的暴力行为进行系统性研究（目的在于推翻我们之前提到的斯蒂芬·平克有关暴力现象已经减少的错误结论），我们发现历史上的战争数量和规模被人为夸大了……双方都有责任。中世纪时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和极度惊恐的受害者，都有夸大蒙古军队残暴程度的动机，从蒙古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并没有兴趣杀掉每个人，他们只是想要征服，夸大自己的暴行可以对下一个目标起到威慑作用；从被入侵国的角度来说，夸大蒙古人的暴行会带来恐惧，而恐惧使投降变得不那么困难了。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入侵者在这一地区留下的基因印记，显然，这些来自东部草原的蒙古战士留下了文化印记，而把基因印记留在了家乡。不同地区之间的基因传播的主要驱动力是群体迁徙、气候变化和寻找适宜耕作的土地，而不是战争。
从现代的证据来看，老阿萨德1982年发动对叙利亚圣战组织的“哈马大屠杀”所造成的真实伤亡数字（依照我的估计），至少比报道的伤亡人数低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数字被夸大了，在没有明显新信息的情况下，伤亡数字从2 000膨胀到了40 000。叙利亚政权及其敌人都对数量膨胀感兴趣。更有趣的是，这个伤亡数字最近几年还在持续攀升。我们将在第14章再来关心我们的历史学家，看看为什么这门学科缺乏严谨的实证。
暗杀“完善”了民主政治
现在我们来谈谈政治生活。如果民主政治没有带来完全的国家治理，很明显，它确实没有，想想任人唯亲的风气和从希拉里到孟山都和玛麦颂（Malmaison）式的法律腐败，结果就是教育了我们大家：越到高层回报越高。蒙斯特伯爵对俄罗斯政体做过一个精辟的总结：“暗杀缓和了专制。”
今天的政客根本没有把自身利益投入为公众创造福祉的“风险共担”中去，他们简直就是在玩游戏，而且由于现代科技进步使得人类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他们就可以长期身居高位。在法国，吃着鱼子酱的社会主义者密特朗执政长达14年，比很多法国国王在位的时间还要长，而且他在位期间的权力确实比国王还要大。美国总统堪比现代皇帝（不是拿破仑和沙皇那样的独裁者，而类似于戴克里先之前的那种不是专制主义者的罗马皇帝），他们至少都在位4年，而罗马帝国曾在一年里更替了5位皇帝，还有一年更替了4位。这其实是罗马政治中的制约机制，想想那些坏皇帝的下场吧！比如卡利古拉、卡雷卡拉、埃拉伽巴路斯和尼禄最后要么死于禁卫军的谋杀，要么就像尼禄那样在众人的期望中自杀。回想一下，在罗马帝国的前400年里，只有不到1/3的皇帝得享自然死亡——我们暂且假设是自然死亡吧。
“风险共担”的照相机
幸亏有了照相机，你才不再需要为了控制别人而把马头放在汉普顿斯的精品酒店或别墅中了，你甚至不需要暗杀了。
以前人们住在小型社区里，我们的名声直接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整天被其他人审视并评价。今天，匿名社会把人性中糟糕的一面暴露出来了，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制止别人不道德行为的办法——不是语言威胁，而是默默地举起照相机。因为你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就拥有了在网络空间对他们发起道德评价的权力，并控制了他们未来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你会用照片做什么，由此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中。
我发现照相机在重建文明体系和道德行为方面有巨大的潜力。有一次，我在纽约地铁的出口处指示图前犹豫了一会儿，试图搞清楚自己的方位。一个体形较瘦、穿着体面、有点儿神经质的男人开始无端指责我“挡道”。如果是在1921年，我就会对他挥出拳头，但这次我有更好的办法。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他的照片，同时冷冷地念道：“刻薄的白痴，羞辱迷路的人。”这听起来就像是我给照片配的标题，他吓坏了，赶紧从我身边闪开，还捂着脸以防我拍更多的照片。
还有一次，纽约州北部的一名男子把车停进了我的车位，我过去与他交涉，然后他变得像一个混蛋。同样，我当面拍下了他和他的车牌，他见状迅速把车开走，车位空了出来。最后举个例子，我家附近有一片森林，里面禁止骑山地车（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我每个周末下午4点散步的时候，都会遇到两个人在骑山地车，我提醒过他们，他们却无动于衷，于是有一天我对着他们拍了十几张照片，并确保他们看到了我在拍照片。其中一个大个子抱怨了几句，但他们迅速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当然，我删掉了他们的照片。但我从来没想到手持设备可以是一种武器。其实对他们的图片进行网络围攻是不公平的。过去，坏事只会传播给知道如何正确看待事物的熟人。如今，无法完整而正确判断别人性格的陌生人摇身一变，成了网络上的道德警察。网络羞辱比过去的声誉抹黑更强大，而且有更多的尾部风险。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第二卷中，有一段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哥哥格洛康的讨论，内容是关于盖吉斯之戒，据说佩戴这枚戒指的人能够随意隐身并监视别人的一举一动。柏拉图显然预见了后来的基督教会使用“你的一举一动都被上帝看在眼里”的说辞来教化信众。柏拉图讨论了人们是否会因为知道自己被监督而采取正确的行为方式，而苏格拉底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正确行事是因为他们本身有正确的价值观。当然我们站在苏格拉底这一边，但是我们会想得更远，我们要使美德的定义脱离旁人的评价，避免人们为取悦他们的观察者而刻意行善，我们意识到美德有时候需要顶住外部的压力，需要克制内心的恐惧。请记住，苏格拉底被处死，恰恰是因为他遵奉了自己的行为准则。接下来几章中讨论什么是真正的美德时，我们会提到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1] 如此看来我们读到的关于阿萨辛派的内容可能被其敌人抹黑了，包括阿萨辛派另外一个名字Hashishins，它来源于大麻（阿拉伯语大麻是hashish），据说吸食大麻能够使他们派出的刺客在暗杀前进入恍惚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