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奋战的预警者。詹姆斯·邦德不是耶稣会的牧师，而是一个单身汉。莫里亚蒂教授和福尔摩斯也是单身汉。凯旋公关公司的全部情报。让恐怖分子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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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房贷和两只猫
想 |
象一下，你所效力的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对周围的社区产生了隐性污染，比如一种致癌的物质，尽管它致病的机理目前尚不明确，但这种致癌物最终可能导致上千人罹患癌症，但你所在的公司却向大众隐瞒实情，这对社会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危害。此时，你可以（也完全应该）向社会公众发出警告，但你也会因此丢掉工作。更糟糕的是，公司雇用的一些邪恶的科学家会轻而易举地用科学手段推翻你的指控，使你遭受失业以后的第二次打击。想必你听说过孟山都公司雇用的骗子，对法国科学家吉尔斯·埃里克·塞拉利尼（Gilles-éric Séralini）的所作所为——在打赢名誉权官司之前，塞拉利尼一直被视为科学界的耻辱，他就像一个麻风病人，人人避之不及。另外一种可能是局势反反复复没有定论，最终你的警告被人们遗忘了。你应该清楚那些向公众预警的人、举报不良商家的人，最终都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就算你的清白和正直最终被证明了，但真相浮出水面的过程对于你来说将是漫长而痛苦的折磨，大公司雇来的骗子们会一直对你进行“唾沫战”，摧毁你的生活，掐灭你找到新工作的任何一丝希望。总之，你将为真理和真相付出代价。
你有9个孩子，父母抱病在床。你在这件事情上挺身而出的后果就是，你孩子们的前途堪忧，他们的大学梦也许因之破灭——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好好抚养他们。你意识到你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和对孩子们的义务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背叛了前一种责任，你就会感觉自己参与了这场犯罪，成为犯罪分子的代理人：数以千计的人将会死于这种被隐匿的有毒物质。做出合乎道德的选择是要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
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中，特工邦德发现自己在和黑恶势力孤军奋战——这种情形就跟举报公司危害公众健康的员工所处的困境差不多。在电影中，这股黑恶势力已经控制了英国情报机关和邦德的上级。他的同事Q博士平时为邦德制造豪华新车以及其他一些装备，当邦德邀请他并肩作战时，他说：“我还有房贷和两只猫。”当然这只是他的幽默感，最终他还是冒着两只猫的生命危险去和坏蛋战斗。
社会希望圣人和道德英雄都是独身者，这样他们面对道德困境时就不用考虑来自家庭的压力，不用为供养孩子而从捍卫社会公众利益的立场上后退妥协。全人类，真是个抽象的概念，就是他们的家人。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殉道者，比如苏格拉底，他的孩子都还很年幼（尽管苏格拉底已经70多岁了），他最终克服了道德困境，捍卫了道德和真理，但代价是自己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幸福 [1] 。很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一家之主往往是脆弱的，没有多少自由和选择权可言。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江户时代的武士必须把自己的家人留在幕府做人质，以此向统治者保证自己不会背叛。罗马人和匈奴人曾经相互交换“永久访问者”，即双方统治者都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对方国家去——他们自小就在对方国家的宫廷长大，准确地说是在一座豪华的监狱里长大。
奥斯曼帝国的领袖主要依赖禁卫军的保护，这些禁卫军士兵从小就被苏丹派人从基督徒家庭中掠夺过来，并且从来也不结婚。由于他们既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又和原先的家人失去了联系，所以他们会完全效忠于苏丹，更准确的说法是，只有这样，苏丹才相信他们的忠诚。
大公司喜欢招募成了家的员工，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像这种承担家庭责任的员工很容易控制，如果他们还被一大笔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那就更好了。
当然，夏洛克·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这样虚构的英雄人物从来没有家庭负担，所以邪恶的莫里亚蒂教授也就无法对他们的家人下手了。
让我来进一步阐明观点：
一个人在道德困境中无法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定，当你做出决定时，你家人的利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不能处于矛盾状态。
为了防止陷入道德困境，完成对社会的责任，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独身。比如古老的艾赛尼派，他们都是独身者。他们是不会繁衍后代的。他们的事业怎么传承下来？这个教派后来被并入了今天的基督教，这也相当于传承下来了。艾赛尼派算是一个例外，但是绝大多数独身主义者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因为独身，他们无法在历史上传承自己高尚的事业。
解决道德困境还有一个办法：财务独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某个人是否已经财务独立了，人们总有动机使自己看上去已经实现了财务独立，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财务独立的标准是一个人可以毫无羁绊地追随自己的良知，这在今天的社会可能更难实现。
要实现智慧和道德的自由，就不能让别人替自己承担“风险”，尤其不能让家人为自己的事业承担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如此宝贵。我很难想象当社会活动家拉尔夫·纳德为保护消费者而和大型汽车公司缠斗时，他还有能力照顾两个孩子 [2] 和一条宠物狗。
但是接下来我们便会看到，不论是独身还是经济独立，都无法使人完全脱离道德困境。
找寻隐藏的脆弱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把历史上的独身主义视为个人为了避免社会对其家人实施惩罚而采取的预防措施。这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自古就有惩罚家人的现象存在。这种惩罚不会明说或者明文规定，但一定普遍存在，如果你惹毛了一家大型农药企业，它不会明确威胁你说要惩罚你的家人，但是事实上它可能就这样做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家圣诞树下的礼物少了，冰箱里的食物质量变差了。
我有的是钱，这使我看上去完全独立（我确定我的独立与钱无关），但是我所关心的人可能会因为我的行为而受到伤害，那些想要伤害我的人可能会转而对他们下手。在大型农业公司向我发起的诽谤浪潮中，那些公关公司（被雇来诋毁所有对转基因食品表示质疑的人）不可能威胁到我的生活。它们也无法给我贴上“反科学”的标签（这是它们武器库里面的主炮），因为我长期以来都坚持用数学语言清晰地描述科学研究中的统计概率问题，有数百万读者理解我的这一立场，它们现在攻击我缺乏科学常识为时已晚。于是它们对我的文章断章取义，然后与新时代运动的大佬迪帕克·乔布拉的言论做对比，它们这样做只会让人觉得乔布拉其实是一位逻辑学家，而不能诋毁我的声誉。这使我想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尺子原理 [3] ：用尺子量桌子 [4] 的时候，到底是在测量尺子还是在测量桌子呢？牵强附会的比较只会使公众质疑批判者本人的意图，而不是质疑被批判者的正直。
于是公关公司开始雇用网络水军，让他们用潮水般的垃圾邮件攻击毫无防备的纽约大学教学秘书和助理，还有一些根本不知道我在纽约大学工作的无辜的第三者，因为我平时只是一位兼职的客座教授。这些人希望通过伤害你身边比你脆弱的人来伤害你，让你为周围人的受伤而感到内疚。当年通用汽车公司竭尽全力地对付拉尔夫·纳德（他揭露了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缺陷），甚至还派人在凌晨3点给他的母亲罗斯·纳德打骚扰电话——那个年代还没有来电显示。它们此举显然是想让拉尔夫·纳德为自己的行为连累到母亲而感到内疚，但它们没有想到的是罗斯·纳德本人也是民权运动的积极分子，接到这些电话她开心极了，因为这说明她还没有被这场战斗遗忘。
我感到荣幸的是，除了几家大型农业公司以外，我还有其他敌人。几年前，黎巴嫩一所大学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我一贯拒绝此类荣誉头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每次参加典礼我都感到很无聊），出于对故土的尊敬和感恩之情我接受了这个学位。我发现，那些热衷于收集荣誉博士学位的人通常都是等级意识比较强的人。而我始终记得老卡托的名言：“我宁可听到人们质问为什么罗马街头没有我的雕像，也不愿意听到人们质疑为什么罗马街头会有我的雕像。”我之前为什叶派穆斯林做了充满激情的辩护，我强烈地希望黎巴嫩能够回归东地中海地区，回归其文化上的天然归属（希腊罗马文明），远离因教派纷争而导致的灾难重重的阿拉伯世界。我的这些言论毫无疑问会激怒一些人。有些学生对我的言论很不高兴，他们就发泄到学校的职员身上。很明显，校长和院长们比独立人士更容易受到攻击，攻击者的动物本能为他们指明了对手的弱点。依照少数派主导规则，一些诽谤者滥用一些令人害怕的词语（比如“种族主义”），就能使整个学校的人退缩。学校雇用的都是雇员，他们容易受到伤害，也有自我保护意识。但萨拉菲主义并不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运动。人们害怕被贴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因而丧失了逻辑思考能力。但最终这些诽谤者针对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一方面我不可能被他们伤害；另一方面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与遭受到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和萨拉菲派的骚扰相比，取消原定颁给我的荣誉学位给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失更大。
像这样通过伤害你身边无辜的人来对你进行报复的办法，最终都不会奏效。一方面那些令人讨厌的萨拉菲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都很愚蠢，那些人只会跟着聚众生事的人一起瞎起哄。另一方面，把诽谤活动当作自己职业的人很难在其他方面成功，他们的诽谤活动最终也将以失败告终，因为在这个行业里会积累越来越多的行为举止低于道德标准而又没有才能的人。回想一下，你周围那些能称得上商务精英，生活中精力充沛或者学术上有天赋的人，他们是否在自己的高中时代就立志要成为污蔑抹黑别人的专家？或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位说客，一名职业公关？他们干上了这一行业本身就说明这些人很失败，他们干什么事情都注定会失败。
我们进一步做出总结：
要免于道德困境，你就不该交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昂在其执政期间，宣布与他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
上面我们讨论了个人和集体之间粘连而交织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恐怖分子的例子，他们往往以为没人能伤害他们。
如何让人体炸弹杀手承担风险？
若一个人犯罪，他的家人就应该受到惩罚吗？《圣经·旧约》中的回答是自相矛盾的——在《出埃及记》（Exodus ）和《民数记》（Numbers ）中，上帝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而在《申命记》（Deuteronomy ）中则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即使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答案仍然没有定论。你不用为你父母所欠的债务承担责任，但是德国纳税人依然还在为自己曾祖父母和曾曾祖父母辈，在“一战”和“二战”时期犯下的罪行承担战争赔款。在远古时期，当债务成为几代人的负担时，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当时有一种类似债务特赦的机制，国王不定期地会以凯旋或登基喜庆为由免除所有人的债务。
但是面对恐怖主义者的袭击，这个问题的答案马上就变得明确了。规则就是：你若杀害了我的家人，就不能只有你一人承担惩罚，你的家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这种累及家人的间接问责机制，本来不属于文明社会的犯罪惩罚机制，但是文明社会原有的司法体系不适合应对恐怖分子。在过往的历史中，我们很少看到罪犯能够利用人性化的司法体系来获得如此巨大的非对称“收益”，以至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制造死亡来达到目的。 [5]
《汉谟拉比法典》其实有这方面的规定，即责任会被跨代继承。在那一块被韩国游客的自拍杆包围的玄武岩石碑上清楚地写着：“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并致屋主的儿子死亡，则建造该房屋的建筑师的儿子应该被处死。”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个人”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而是以家庭形式存在的。
吉卜赛人内部的一些规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外人所知，直到看了2000年上映的电影《复仇者》之后，社会公众才得知他们部落里可怕的习俗：如果一个家庭的某个成员杀害了另一家庭的某个成员，那么这个杀人犯的直系亲属将由部落交给受害者的家人随意处置。
真正令我们头疼的是，圣战恐怖主义者被人为洗脑以后变成一个想要杀死许许多多无辜者的恶魔，面对他们，我们几乎束手无策，因为这些袭击行动除对其自身外，不会对其家人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现有的司法体制打消了袭击者的后顾之忧。在腓尼基北部，萨拉非主义支持者身穿装满炸弹的衣服，随时能够在公共场合引爆，以此来恐吓阿拉维派。而他们引爆炸弹之前，根本不可能被发现。如果发现疑似自杀袭击者就将其击毙，那么这可能会导致误杀，但我们又承担不起这样做的后果。于是，最终就有一些公民，冒着生命危险抱住他们认为可能是执行自杀炸弹任务的人。
当其他符合我们惯常正义的措施失效时，应该允许使用某种程度的连带惩罚，前提是这种惩罚机制不是基于情绪性的报复动机，而是依据事先就已经制定好的公开机制，这样就能够对恐怖分子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对这种为了某个特定团体的极端信仰而牺牲自己的人，需要有外力震慑，才能使他明白他参与的“风险共担”是有代价的。当然，承担后果的就应该是极端组织。
我们阻止自杀式袭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知道引爆自己身上的炸弹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更不是最终的结果。他们的家人还有他们所爱的人都会因此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就像德国人还要为祖辈承担战争罪责那样。如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了需要承担的后果。罚金的数量和执行方式要事先制定合理的方案以便真正起到震慑作用，绝对不能让他们的家人把这种行为看成一种英雄行为或者光荣的殉道行为。
把对罪犯的惩罚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只会让我感到恶心，但是更令我感到不安的是，自杀式袭击者的家属不仅会得到恐怖主义组织提供的奖金，而且会得到崇高的荣誉，我们至少应该阻止这种现象。为此，我们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不会导致道德困境。
在上面两章中我们谈到了依赖性的利弊，以及“风险共担”中的风险因素如何制约着我们的自由。接下来，我们将谈谈“风险共担”中的风险因素如何带给我们惊喜。
[1]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表现得极为高尚，他说：“法官大人，我有自己的家庭，我不是从橡树或者石缝里面长出来的。”（这句话引自荷马）“我也是一个凡人，而且我还有孩子，一共3个，他们都是雅典人，一个已经十几岁了，另外两个更小，但我不会为了乞求你的怜悯而把孩子们带到这里来。”
[2] 作者并不肯定纳德有两个孩子，原文直译为2.2个孩子，应该是指美国家庭拥有孩子的平均数。——译者注
[3] 出自《随机漫步的傻瓜》。
[4] 维特根斯坦哲学多次使用尺子和桌子的比喻，此处不明确作者引用的是哪一处，相关的内容包括：“我为什么不用橡皮泥测量桌子？”“尺子会对桌子负责还是对我负责？”此处疑指公关公司对其雇主负责，而不是对科学负责。——译者注
[5] 有一种说法是恐怖分子发起自杀式袭击时，幻想着自己死后能够升天，遇到和自己邻居一样纯洁的人，其实真相不完全是这样的。恐怖分子很多时候是为了给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留下深刻印象，而寻求一种所谓的“英雄”的死法，这种追求是极为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