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四象限我们能做什么
不适用错误的图：医疗学的概念
因此，我现在便可以制定出实践智慧规则（即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决策智慧）。也许，我的生命故事处于下面的两难境地。为了解释丹尼·卡尼曼，为了心理上的安慰，有人会宁愿比照比利牛斯山脉的地图而迷失在阿尔卑斯山脉中，也不会不用地图。在针对未来和运用风险措施时，他们不会态度鲜明地这样做。他们会宁愿作出一个漏洞百出的预测。因此，向一个涉世不深的人提供一种可能性措施，结果很可能会使他冒更多的风险。我计划作一个丹·戈尔茨坦测试（这是我们为理解极端斯坦中人类直觉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丹尼（他是个很好的散步伙伴，但他却从来不漫无目的地散步）坚持认为，做我们自己的实验并没有什么必要。有许多研究证明，给别人作出错误的风险预测是有害的。还有许多实验证明，职业人士会受到许多他们知道与自己决策无关的数字的严重影响，比如说在作出潜在市场数字预测之前写下某个人社会保障号码的最后四位。令人尊敬的德国法官会在宣判之前掷骰子，当骰子显示的数字较大时，判罚的刑期较之正常长出一倍。
负面建议
一言以蔽之，不要让自己陷入到存在黑天鹅区域的第四象限。然而，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却十分困难。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避免了失败便是成功，而不要一味追求利益。
心理学家对于委托行为和不作为行为加以区分。尽管对于底线，所有这些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亏本便是盈利），但在我们心中它们却并不平等。不过，正如我所说过的，“不要做”类型的建议从经验上讲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如何才能长寿呢？答案是远离死亡。然而，人们并没有意识到，避免了失败便是成功，而不要一味追求利益。
说大话者喜欢给人以正面的建议。书店里有许多关于成功之道的书籍，但却几乎没有一部名为“我的知识丝毫无用”，或者“生活中需要避免的10个错误”的书。
与此正面建议相关的，是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而不是无所事事，即便有时候做事情也会带来伤害。
最近，我上过一次电视，一些金玉其外的敌人不断嚷着要我给出关于如何摆脱危机的详细建议。我不可能给出“不要做什么”的建议，或者向他们指出我的领域是错误避免，而不是急救室手术。这是一门单独的学问，但同样有价值。的确，我已经花了12年的时间试图说明：在许多情况下，相对于拥有数学技巧，没有参照模型反而更好、更明智。
遗憾的是，诸多领域中都缺乏严谨，即便是在像基础科学这样需要严谨程度最低的领域。科学，特别是学院派科学，从来不喜欢出现负面结果，更不要说有关自身限制性的言论与宣传了。奖励制度并不是为它而设。从事走钢丝及其他吸引眼球的运动，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因为你正走在成为“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或“下一个达尔文”的路上，而不是通过揭穿谎言来向社会展示货真价实的东西。
让我们再看一下哥德尔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接受知识的局限性，鼓吹哥德尔的“突破性”数学限制，因为它会显示出程式化和数学技能的精炼——尽管这一局限性的重要性因天气预报、危机与社会变动预报以及捐赠资金（资助有关未来“精确”局限性的研究）的去向预报的实际局限性而大打折扣。这便是我为什么认为第四象限解决方法是最常应用的关于这些局限性的解决方法。
医源性伤害与无政府主义标志
让我们来看一下医学（哲学的姊妹）。医学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才开始了治病救人的使命（我已经十分慷慨了）。医学没有所宣传的那样神奇，因为人类死亡率的降低更多的来自人们对卫生习惯的认识以及（偶然间）抗生素的发明，而不是来自医学治疗学的贡献。医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充当了病人杀手的角色，他们意识不到“不作为”是一种正确的选择（这便是无政府主义）。斯拜罗·马瑞达克斯的研究表明，在某种程度上，医生们现在仍是如此，特别是对于某些疾病存在过度治疗。
无政府主义通常被看做是有害的东西。思想保守、认为应当顺其自然以及认为我们的医学水平还十分有限的人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被人们看做是“治疗无政府主义”。应避免走上一条基于对人体不彻底理解的道路（也就是说，“这里便是极限，我对人体的认识就限于此”）的观点，被认定为“非科学”。本书作者便遇到过一些高智商的骗子，他们试图向我销售他们的医学产品。
所谓医源性伤害，是指因医疗而引起的损害，目前并没有流行起来。在医学之外，我从未见到有人使用过这一词。尽管我一直对我所谓的类型1错误或假阳性情有独钟，但直到最近我才接触到了医源性伤害的概念，这要得益于一次我与散文家布莱恩·阿佩亚德的对话。这样一种重要的思想我们为什么却领悟不到呢？即便是在现代医学，“无伤害”这一古老的理念也是在最近刚刚才被纳入进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念才真正出现。对此，科学哲学家乔治·康奎荷姆深感不解。对我来讲，这的确难以理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专业人士是如何打着知识的名义行骗，却侥幸没有受到惩罚的呢？
遗憾的是，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些医源性伤害只不过是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得以强势发展之后的再次发现而已。哦，我这里要再次重复，古人更为明智——希腊、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人对于知识的局限性有一种固有的尊崇。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和医生阿·鲁哈威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以医源性伤害揭露了地中海文化的不合时宜。我曾经思考过，宗教通过将病人远离医生而拯救生命。你可以到阿波罗神庙旅游来满足自己的控制幻觉，而不必再去看医生。有趣的是，古地中海人可能早已熟谙平衡的道理，并且将宗教部分地看做一种驯服、控制幻觉的工具。
没有知识，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我们知道知识的止境和运用知识的代价。后启蒙运动科学及其后来者明星科学，非常幸运地大大促进了线性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发展。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放弃精密，转而将视线投向长期不被重视的事情上：能够展示出现代知识和现代方法所不能展示的地图；对于一般科学医源性的严谨研究，科学可以引起何种伤害（或者说科学已经带来了哪些伤害）。我认为，这是最值得探寻的一点。
还有决策者的医源性伤害。对于更多经济活动的调节（无条件的）要求看上去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我的最大的梦魇便是决策者的结果。正是这些决策者通过信用调查机构和风险测算促进了对于等级的依赖，从而弱化了整个体系。然而，每当出现问题，我们总是采取苏联–哈佛的调整模式，从而使得投资银行家、律师以及由决策者转变而成的华尔街顾问们致富。同时，他们还致力于其他团体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