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斯伯格综合征的可能性
对客观黑天鹅现象的考虑，除了完全忘掉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之外，关于人类“心理理论”或“民族心理学”的未完全发展问题，看上去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一点对所有观察者来讲都是如此。有些自以为是的人，经常会将问题归咎于别人与自己的异见。根据研究者的调查，这些人经常是做设计或物理工作的。我们在第九章见过一个这样的人——约翰博士。
我们可以通过变通“虚假信任测试”来对儿童的心理理论发育不全问题进行测试。参加测试的有两名儿童，一名儿童将一件玩具放在床下，然后离开房间。在他离开房间期间，第二名儿童（被测者）将这件玩具拿走并藏在一只盒子里。在第二名儿童返回房间时，我们问他第一名儿童会到哪里去找他的玩具。对于4岁（心理理论开始萌芽）以下的被测者，他们会认为第一名儿童会从盒子里去找玩具，而对于4岁以上的儿童，他们会说第一名儿童会从床下找玩具。在大约4岁时，孩子们会逐渐意识到，别人会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信息，别人的想法会与自己的想法不同。这一测试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轻微的自闭症：尽管我们拥有极高的智慧，但对很多人来讲，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基于别人的思想看待这个世界，却是个很难的问题。对于具备一定能力却患有轻度自闭症的人的状况，有一个专门的名称：亚斯伯格综合征。
关于人类性格的两个极端，心理学家西蒙·拜伦–科恩作了大量研究，用两种能力对它们进行了区分：系统化的能力，移情与理解他人的能力。按照他的研究，纯粹系统化的人们缺乏心理理论，他们适合于设计及相关职业；移情心理适合于更为社会化（或文学类）的职业。胖托尼当然属于更为社会化的范畴。男性更多地属于系统化的范畴，而女性更多地属于移情的范畴。
请注意，一个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的事实是，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的人们对模糊性都极端厌恶。
有关研究表明，大学教师们大都是系统化的，他们都属于黑天鹅盲的范畴。在本书第十七章中，我将这类人称为“洛克的疯子”。除了乔治·马丁和我在1998年做过一次计算，我没再见过任何一次有关黑天鹅愚蠢性和系统化心理的直接测试。在这次计算中，我们找到了证据，证明来自主要大学的所有金融与量化经济学教授（这些教授做过套利基金）最终都会不顾别人的谴责而反对黑天鹅。这一倾向并非随机的，原因是有1/3~1/2的非教授人员在当时都作这类投资，其中名声最大的要属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以及罗伯特·C·默顿（默顿是上帝创造出来供我我阐明我的黑天鹅盲的观点的 [77] ）。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都遇到过困难，结果是他们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请注意，对于亚斯伯格综合征的讨论大惊小怪（认为亚斯伯格综合征与承担风险相矛盾，对社会形成危害）的人，同样会反对起用一个视力大大下降的人去开校车。我读过米尔顿、荷马、塔哈·侯赛因和博尔格思（盲人）的作品，但我却不会让他们过多左右我的思想。我会选择由工程师们设计出的工具，但更倾向于社会的风险决策由那些不受风险盲目性影响的人来完成。
未来盲目性回归
现在请回想一下第十二章中关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恰当转换的问题，这一情况类似于孤独症，处于这一情况下的人们看不到第二次序关系——主体不会运用过去的过去与过去的将来之间的关系来映射现在的过去与现在的将来之间的关系。一位名叫阿兰·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的先生曾经赴国会解释说，由他及继任者伯南克所推波助澜的银行危机是难以预测的，原因是这“之前从未发生过”。而国会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运用智慧站出来反驳：“阿兰·格林斯潘，您之前从未去世过，80多年了从来没有过，这是否意味着您会长生不老呢？”我在第二部分中写的那位可怜的银匪、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出过同样的论断。他曾经写过一部关于不确定性的长篇大论的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书与《黑天鹅》一书由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批职员出版）。 [78]
我发现（当时我甚至一点都不吃惊），没有一位研究者研究过经济中大的偏误是否能通过过去大的偏误进行预测——也就是说，大的偏误是否有过先例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被错过的基础研究之一，所谓基础，是指像检查病人是否仍在呼吸以及灯泡是否拧紧一样必不可少。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试着做一下。大事件并不一定非要有先例，这一点并不难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无前例；1987年股票市场在一天之内骤跌至23%，而之前一天最大的跌幅只有10%左右——几乎所有事件都是如此。我的研究结果认为，一般事件可以预知一般事件，但对于极端事件来讲，也许是因为人们对它们缺乏准备而显得更为激烈，因此仅凭过去而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人们对这一观念没有丝毫的认识，对此我深感惊奇。特别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人们将过去发生的最大偏差作为参照事件来预测未来的最大偏差，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在这一历史参照事件发生的前一天运用同样的方法，那么这件历史参照事件自身又该如何解释呢？ [79]
这些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有些人是教授，其中一人还是美联储主席（在写到此处时）。高学历会不会使他们对于这些基础概念视而不见呢？
正如没有上过商学院的拉丁诗人卢克来修所写的，我们将我们所见过的任何形式的最宏大目标作为最可能发生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