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贴现率的变化
塞勒早期的实验探讨了上述效果的前三项(Thaler, 1981)。受试者(大部分是学生)被要求想象他们在银行举办的抽奖活动中赢了一些钱。他们可以立即拿走这些钱,或是以后再拿。然后,实验人员问要多付给他们多少钱,才会觉得以后再拿钱和现在就拿钱具有同样的吸引力。每一位受试者拿到一张3×3规格的表格,请他们依不同的时间长度,填入所需的金额。问卷有四种版本,三种有收益,一种有损失。在有损失的版本中,受试者被要求想象收到一张交通罚单,他们可以立即缴纳罚款,或是等待一段时间再缴(但是金额较高)。在所有的情况下,受试者被要求假设如果他们等待的话,不会拿不到奖金(或是缴罚款的情况,等待一段时间后还是要缴),亦即没有风险存在。所有的支付都以邮寄方式[3]发放(或缴纳)。因此,实验控制了我们关心的三个变量:等待的时间长度,结果的强度,结果是收益或损失。
从受试者的反应中,出现了三种重要的模式。第一,贴现率随着等待时间的加长而明显下降,这与早期动物实验(Herrnstein,1961; Ainslie, 1975)的发现是一致的。第二,贴现率随着收益的的增加而下降。小额奖金(小于100美元)的贴现率非常高,而那些大金额的贴现率是比较合理的。第三,收益情况的贴现率比起损失情况的贴现率高出许多。受试者需要得到许多补偿金才愿意晚拿到收益,但是不愿意为了延迟缴纳罚金而支付太多。加 入 会 员 微 信 dedao555
在本齐恩、拉波波特和亚格尔(Benzion, Rapoport, and Yagil,1989)所做的大规模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这三项发现。他们使用4×4×4的设计,控制延迟时间的长度(0.5年、1年、2年、4年)、金额(40美元、200美元、1 000美元、5 000美元)、情境(延迟收益、延迟损失、立即收益、立即损失)。受试者为两所以色列大学的经济金融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是较为复杂的受试群体。他们研究的结果如图7–1所示(四种情况的平均)。从图中可清楚看出,随着等待时间以及奖金数额的增加,贴现率大幅下滑[4]。
图7–1 贴现率与延期时间、货币数额的函数
资料来源:Benzion等人,1989。
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三种强烈的贴现率变动模式。
动态的不一致性
贴现率和延迟时间之间的负向关系,对于行为的动态一致性有重要的影响。如图7–2所示,假设某人必须在两种收益之间做选择:一种是较小但较早的收益S,会在t1时间点发生;另一种是较大但较晚的收益B,会在t2时间点发生[5]。图中的曲线,代表个人在不同时间点,所感受到的两种收益的现在效用。如果个人是以固定的贴现率(即不同延迟时间的贴现都是固定的)来贴现未来的话,那么两条曲线将永远不会相交。然而,如果贴现率作为延迟时间的函数是递减的,就像我们在实证研究中看到的,那么两条曲线可能会相交,产生偏好反转。当两种收益的实现时间都够远时,个人会偏好B,但是当S的实现时间变得比较近时,它的相对价值会增加,到了t*之后,S在现值上会突然超越B。曲线相交表示行为不会一直都是一致的。在早上,当诱惑还很遥远,我们发誓要早点儿上床睡觉、坚持节食计划、不喝太多酒。结果那个晚上我们到凌晨三点才睡、吃了两盒巧克力、在挪威餐厅试喝了每一种白兰地。应用到储蓄上,如同斯特曼茨(Strotz, 1955)所指出的,如果贴现率随着时间递减,那么人们永远都会在现在消费得比较多,而不会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做。
图7–2 非幂函数的贴现率
资料来源:Ainslie,(1975)。
动态不一致性的问题引发了关于消费者自主权的问题。谁是主权所有人?是设定闹钟要早起的自己,还是第二天早晨关掉闹钟继续睡的自己?这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常看到,有远见的自己会采取行动来约束或改变鼠目寸光的自己。节食的人会付钱待在“减肥中心”,那里的主要要求是保证让客人吃不饱;酗酒的人吃“戒酒硫”(antabuse),如果他们喝酒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抽烟的人一包一包地买烟,而不是一条一条地买(比较便宜)。还有,虽然已经不流行了,但圣诞储蓄(Christmas clubs,一种储蓄存款计划)曾在美国风行了好几年。这些储蓄计划实际上很不方便——要每周亲自去存、金钱流动低(到十一月底才能提款)、低利率(在某些案例中是零利率)。当然,不流动性正是圣诞储蓄的要求,因为顾客想要确保他们用来购买圣诞礼物的资金。由于大家已经认识到,在自我约束行为及其他形式的个人内在冲突方面,传统决策模型的解释能力有限,许多作者因而提出了一些模型,这些模型将经济行为视为多重自我与各种互相矛盾的偏好之间内部竞争的结束(Ainslie, 1975;Elster, 1979; Schelling, 1984; Thaler and Shefrin, 1981; Winston, 1980)。
强度效应
强度对贴现率的影响和延迟时间的影响是一样强烈的。在塞勒和本齐恩(Benzion)等人的研究中都使用假设性问题,隐含的贴现率均随着购买金额增加而大幅下降。霍尔库姆和尼尔森(Holcomb and Nelson, 1989)在小范围的真实收益(5美元到17美元)所做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同时,在相对小的假设性收益中观察到非常高的贴现率的问题,霍罗威茨(Horowitz,1988)在50美元奖金的研究中也发现了。
对于强度效应,有两个可能的行为学解释。第一个是根据认知心理学(或是心理物理学):人们不只是对金钱数量的相对差异敏感,还包括绝对差异[列文斯坦及普瑞拉克(Loewenstein andPrelec, 1989b)]。例如,现在的100美元和一年后的150美元,两者之间在认知上的差异,似乎比现在的10美元和一年后的15美元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因此在第一个情况中,许多人愿意为额外的50美元而等待,但是在第二个情况中,却不愿意为额外的5美元等待。第二个解释是有关于心理账户的概念(Shefrin and Thaler,1988)。它是说:假设心理账户出现了一小笔意外之财,它的大部分会被消费掉;而心理账户上如果出现了一大笔钱,只有很小的比例会被消费掉。[6]那么对于小额意外之财的等待,等待的机会成本,可能感觉像是“放弃掉的消费”,而相反地,等待大笔意外之财的机会成本,则感觉像是“放弃掉的利息”。如果“放弃的消费”比“放弃的利息”更有吸引力,就会观察到强度效应[7]。(这些议题会在第8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符号效应
贴现研究中第三项强烈的实证规律是,收益的贴现率大于损失的贴现率。人们对于获得正面收益是很渴望的,尤其是小额的收益,但是对于将损失延后一事则比较不急。这项偏好一部分出自简单的“债务规避”(debt aversion)。许多人都在付款期限前就去缴纳他们的房屋贷款及学生贷款,即便是贷款的利率低于他们无风险投资的获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