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机的冲突性和一致性
一名好的选择设计者除了能够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早已经感兴趣的东西之外，还可以做许多事情。比如，在选择过程中，他们可以设法缓解条件较好家庭和条件较差家庭之间潜在的动机冲突。
尽管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但是诸如教育凭证之类的市场产物仅有少数学生才能享受得到。一种很常见的变通的做法叫作“受控选择”，它最初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反种族歧视运动之后。这一做法旨在确保学生就近入学或者进入与其兄弟姐妹相同的学校的前提下给予他们申请其他学校的权利。
波士顿的学校管理层采取了一套电脑计算系统，旨在使尽可能多的学生走进自己首选的学校，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就近入学。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有多少学区目前在使用这套所谓的“波士顿系统”，因为学校管理人员对受控选择做法的解释并不是很详细。但我们知道，一些较大城市（包括丹佛、坦帕、明尼阿波利斯、路易斯维尔和西雅图）的学区都在使用这一电脑系统（西雅图和路易斯维尔在遇到两名学生同时申请一个入学名额时采取了以种族区分的做法，这一做法已在2007年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
提供的第一批选择越多越好，这听上去不错，但它却存在一个问题。事实证明，波士顿系统中的择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胜出者如何最终得偿所愿？他们会适当撒一些谎。经济学家将此称为“策略性隐瞒”。
之所以说撒谎是波士顿系统中的一项策略，有其数学上的复杂原因。为了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大学的入学方式突然有一天采用了全国受控选择系统，那么申请上诸如哈佛和斯坦福这样名牌大学的学生会蜂拥而至，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而这时当地政府便会出面采取措施。此时，你能够进入某所名牌大学的概率仅仅略高于你赢得彩票大奖的概率。（你会认为剑桥市和帕洛阿尔托市的生活费用昂贵吗？但如果在这两个地方生活能够确保你的孩子进入哈佛或斯坦福大学呢？）那些从未在剑桥市生活过却又在孩子一生下来便梦想着将他送往哈佛大学的家长会意识到，即使将哈佛列为孩子的首选大学也无济于事。因此，假如所有美国家长都将哈佛列为首选，那么只有剑桥市民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此，剑桥市以外的美国家长最好将第一志愿瞄准那些相对不太热门的学校，比如达特茅斯大学或者康奈尔大学（申请这些大学享受当地优惠条件的学生相对要少一些），而不应当为了一个极小的可能性去下大赌注。在波士顿系统中，对于同一所学校，第一志愿的录取率要大大高于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的录取率。因此，如果将竞争优势不强的学生的第一志愿定为热门大学，那么被录取的概率会很低，将热门大学填写为第二志愿，录取的希望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学校的招生计划通常都能在网上查到，因此家长不得不以录取率和孩子的竞争力为基础来定夺。
波士顿系统刚开发出来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它。（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一系统具体的计算方法！）但到了后来，一些家长逐渐熟悉了这一系统，特别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他们与其他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一起，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系统。而那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家长则不太会利用这一系统，他们经常会将极为抢手的热门学校列为自己孩子的第二志愿，这是再愚蠢不过的选择了，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孩子因此而失去了到一流大学接受教育的机会。
波士顿系统已经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得到了应用，尽管波士顿还没有启用这一系统。2003年，几位由阿尔·罗思领衔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向一些持怀疑态度的波士顿学校管理人员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些管理人员的同意之下，经济学家对学校的内部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管理人员也确信这套系统存在一些问题。
因此，他们采取了经济学家最新推出的选择机制，这套机制是基于一套原本用于为住院实习医生联系医院的系统设计的。这一机制并不会使那些不熟悉择校过程的家长遭受损失，而是允许他们花时间造访学校并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反过来，学校管理人员也不必苦于猜测家长们的真实意图，并且可以根据将来的信息反馈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好的选择体系既不是由蹩脚的教授建立，也不是强大的计算机系统所能取代的，它应当是某家学校某几位管理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结果。在得克萨斯州的圣马科斯，奥斯丁社区大学的校监和一名管理人员找到了一种使圣马科斯大量的拉丁裔学生就读大学的方法。他们找到了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助推方式，该方式迅速在得克萨斯州传播开来，其传播速度甚至超过了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热门视频的传播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