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的现代化思考/每周三更新/博芒特（撰文）|
书接上文：“弑父”是一道必過的坎
3、只有太学，没有大学
父权如同一个巨大的穹顶，既把覆盖之下的所有元素保护得很好，同样也把深陷其中的所有事物牢牢把控。他既强大又脆弱，这个体制没有一秒钟有安全感，它就是一层膜，压力既来自于外部，也来自于内部。
我们说过，在这样的体制之中，要想获得权力，要么自我矮化成为这个系统中的次要阶层，臣服于权力，要么你就成为他——成为一个更强大的父权体系的捍卫者。所以，在这个体制之下，所有的教育，都是围绕着这两点展开的。
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中国没能及时完成现代化，于是我们发现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里不具有抽象分析的基因，我们被父权所支配，但是这不是我们独有的问题。西方本身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罗马人和盎格鲁萨克森人和维京人凯尔特人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差距，西方的主流文化在文艺复兴之前父权的支配状况可能比起中国来还要严重。我们似乎还应该从更多因素中寻找影响因子。
没有一次，讨论中国现代化问题可以绕过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本身承担着传递知识的功能，更重要的，教育制度是社会阶层交换的机制，也是权力迭代的纽带。
中国的教育制度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简陋。我们都知道孔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开创了中国教育的先河。但是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教育自从开创之日，就被赋予了行政的职能和意义。中国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学而优则仕"。
孔子讲学
与中国相比较，西方的教育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晰的传承，而且更倾向于人类探索知识的本来目的。大学是欧洲近现代学术的摇篮，也曾经一度是科学成长的温床，而且，从13世纪中古科学兴起直到17世纪科学革命，科学家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在大学培养出来的，更有相当部分是在大学工作；至于神学，医学，法学，也莫不是在大学中发展其专业和训练人才。所以说，倘若没有大学，那么不但现代科学的出现难以想象，整个欧洲的文化面貌也将会迥异。然而，欧洲大学和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亚历山大学宫，巴格达智慧宫等古代学术机构，无论在体质或者理念上大不相同，和古代中国的学宫、太学或者书院更是南辕北辙。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时完成现代化，就必须探究教育制度的问题。
有关西方大学早期历史的英文经典专著是三卷本Rashdall 1958，此书原本成书于1895年，在1936年经过编辑后重新出版，而这方面最重要的当代著作是Ridder-Symoens 1992，他是四卷本的欧洲大学史，由欧洲大学校长联合会所委任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撰，目的是通过"社会学比较分析"来全面审视从起源至今的欧洲高等学府，其中第一卷覆盖中世纪，第二卷则覆盖16~18世纪。
那么，到底是什么将欧洲大学与历史上无论东西方所有其他学府、学术机构划分开来的呢？从体制上看，最基本的就是，它在起初并非个别学者，君主或者任何个人乃至政府，根据特殊理念、需要来设计，建构或者推动成立，而是在特殊社会环境下自然形成和发展的事物，根本没有预先订立的计划、构思或者目标。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它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抗争史：
大学与市民斗，在英语中有"town & gown"这样的俚语，笔者曾经就读的三一学院至今仍有特权，在一年中的某一天从钟楼上射死平民无须担责，但每年具体哪一天不定。这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特权，乃是为了纪念十九世纪著名的爱尔兰土豆饥荒之中，都柏林市民围攻三一学院学生抢夺粮食，学生困守钟楼与市民战斗。代表市民的单词town，与学生们穿的学袍gown，以前是冤家，现在town & gown更多被用来指代象牙塔内外的交流；
圣三一大学的钟楼是学生被市民围攻时最后退守的据点
与主教斗，在布拉格有著名的胡斯雕像，胡斯乃是布拉格大学校长，为了坚持自己的科学观点，被教会活活烧死。因此胡斯成为了捷克民族的英雄，之后的市民起义都以胡斯为名；
胡斯雕像
乃至与国王，与教皇斗，而最后他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中一个强大、独立、不可分割也难以动摇的体制，则是通过长达一两个世纪的斗争之后，各种有关力量达成平衡的结果。这说明了两件事：首先，社会对大学有迫切需要，不能不委屈包容，其次，大学对社会构成巨大冲击，它的体制是两者最后妥协的结果。当然这种模式只是针对大学的原型，后来欧洲出现的新大学，有些是从原型中派生出来的，也有不少是由君主直接推动、设立——不过即便是这些大学，其理念、组织、精神也都是以少数的早期原型为典范的，君主们之所以这么做，首先当然是默认了社会对大学的需求是合理的，其次是以资助的方式，进入这个体系中，温和地争夺话语权。
town & gown（笔者妻子毕业的大学）
西方最早的大学，公认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学院，他的特色是一所专科学院，其学生自治的属性非常明显。与之对应的，便是巴黎大学，它是大教堂（cathedral）附属的学校演变而来，因此教授（由神职人员演变而来）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博洛尼亚大学
巴黎大学
巴黎大学为代表的这类大学，往往是综合性质的，以巴黎大学为例，设有"神学"、"法学"、"文学"、"医学"四个学院。现代的教育体制就脱胎于此。
霍格沃兹于是搞的四大学院
东方特色的教育体制，是单纯的为了培养权力的接班人而设立的，所以他并没有其他的培养方向，当然如果你竞争失败，反而可以跟随自己的兴趣而发展。中国有句古话，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个读书人，可能在成为医生之前并没有专门经过临床的训练，与其他的书生所接受的医疗卫生知识也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因为在仕途上竞争的失败，就转而行医，这其中的荒唐，可见一斑。
为什么欧洲的大学会有这些特征呢？根源在于教皇革命和翻译运动；前者带来了法学的研究热潮，后者带来了古代哲学与科学，这些崭新学问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知识基础和人才结构，因此也就产生了对高等教育的深层需求。但这些新学问并不是封闭、固定，而是在不断扩充、发展、改变之中，这就使得大学必须具有广泛的研究方向，这又进一步需要那种自由开放的环境之下才能够生长。其次，在教皇革命与军事扩张刺激下， 欧洲各个国家之间出现剧烈竞争，这转而刺激人才需求，造成大学体制的散播。换而言之，宗教振兴令欧洲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动态社会。而大学就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产物。
与之对应，中国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中国社会当时的剧烈竞争局面不无关系。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动荡之后，对人才的需求都会激增，这些时期也是中国的民间流传的"智慧传说"最旺盛的时期。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三国两晋，甚至可以说每个朝代的开始和结尾，民间都会有对应的"智慧化身"。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每当父权体制出现裂缝，自由的光照射进来，社会本身对人才的观念自然会发生一些转变。
百家争鸣
回到西方的大学制度下，如麦迪西的详细论证【1】，就体制而言，大学中的"书院"（college）起源于以公益基金为学生提供生活条件，那正与伊斯兰学院相同；大学颁发文凭给毕业生，使得以此为任教资格凭证的制度，也与伊斯兰体制相同。此外，中古大学的许多教学制度也都可以在伊斯兰学院中找到明显的类似——譬如以诵读为主的讲课（lectio，即lecture）、学者间的辩论"disputation"，以及将正反方意见对标并列的所谓"是非法"（sic et non）等等。甚至，法学院在西方大学中的突出位置，也可能是受"法理学"在伊斯兰教育体制中绝对的主导地位所影响所致。如同写文章不可能闭着眼睛写而必须依赖阅读和借鉴一样，欧洲大学体制不但是受到内在发展动力与外来学术两方面的刺激，更有相邻文明的先进体制在提供示范作用，它的形成因素相当的复杂。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在明朝中后期，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很意外的，西方的科学知识竟然能够在上层社会——士大夫阶层中获得欢迎，甚至直接获得皇帝的青睐——这其中固然有实用主义的影响，但是人类本能的，会倾向于获取更多观察客观世界的渠道。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本人对西方科学有特别酷爱的情况下，西方的这些教育体制都没有能够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形成哪怕一点点的撼动，一点都没有。这第一说明了中国的当权者非常明白真正统治中国的到底是他的家族，还是那套父权体系，第二说明了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知识并没有需求。这点上对于李约瑟的立论条件是致命的打击——如果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科学技术是领先西方的，那么中国本身对于更先进的科学技术应该保有很高的热情和敏锐的洞察力，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可以说是摧毁了李约瑟观点的理论根据。
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太学"本身是不带有学术色彩的，更类似一个预备干部培训中心的作用。太学生除了因为表现出的天赋从而获得与普通老百姓相比更多特权之外，最大的任务就是通过训练表现出对统治制度的精神的掌握和顺从以及创造性的继承能力。而考察的手段，就是臭名昭著的科举考试。说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不可以绕过科举的。这几年，科举考试因为被中国大陆现行的高考对标捆绑，从而被神化，鼓吹者会强调英国政府的文官选拔考试就是学习自中国的科举。事实上这完全是自作多情。科举考试本身并没有什么特点，谁能说科举考试和某个中学期末历史学科考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与西方的教育体制不同，科举并不进行任何真正的学术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举甚至是排斥这些内容的，而科举最大的意义，在于考完直接进入官僚体制，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社会的巨大智力资源被彻底浪费——这种浪费并非没有现实意义，虽然智力资源被浪费，但是整个体制的安全得到了空前的保障。
科举制度如果不面临外部的压力，可以帮助中国这套传统的权力系统永远顺畅运行下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权力的拥有者换了几十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这套科举制度有反感，甚至在元朝和清朝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初期，科举都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举办，目的就是在于发挥科举维持权力制度稳定的作用，巩固自己的权力。
嵇康在太学生面前弹奏广陵散
现如今中国的高考和科举其实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除了考试严禁作弊之外，整个高考是完全西方教育制度的产物——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庆幸的。可惜的是我们教育制度虽然学到了西方的形式，但是我们的整体社会环境还是没有能够提供科学真正发展所需要的的那种宽松。我们如果要判断中国为什么没能及时进入近代化，很难分辨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哪一个的影响更大的。
【1】Makdisi 1981，特别是论述伊斯兰与高等教育体制关系的Chapter4；此书对于伊斯兰高等学院的起源、精神和发展有详细评述。
作者博芒特，古早《日本近代史》系列和《教科书批判》系列的作者，炸号重生。博芒特，一个Ph.D.，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想要意识到观察者可能到来却发现时间来不及的塌缩态Alien，塌缩之后质量非常大。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