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
赫伯·卡伊本科生讲座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经济学系2003年10月3日
我已经粗略地列出了我这次演讲的提纲，依照这个提纲讲完之后，我就来回答你们的提问；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下去，直到有人把我拖到我该去的地方。你们也许已经猜到，我答应来演讲，是因为这几十年来，我对如何让各门软科学学科之间更好地进行对话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讲，经济学都是软科学中的皇后。它应该比其他软科学出色。我认为和其他软科学学科相比，经济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但我认为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还是不够好，所以我愿意在这次演讲中谈谈它的不足之处。
第二条黑带
在授予自己第一条胆量黑带之后20年，查理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发表这次演讲时又给自己授予了第二条。
由于我要谈的是学院派经济学的优点和缺点，所以你们有权知道一个有趣的事实：我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经济学课。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毫无资格，怎么还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这次演讲呢？答案是，我在胆量方面是黑带水平。我天生就胆大。就我所知，有些女人在花钱方面是黑带水平，她们天生就会花钱。而我呢，我得到的是胆量黑带。
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经验让我拥有一些有用的经济洞察力。一种经验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另外一种来自我个人的教育经历。当然，我在伯克希尔的经历是很有趣的。当沃伦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公司的市值大约是1000万美元。现在距当年已经有四十几年了，伯克希尔的流通股比当年多不了多少，但市值达到了大概1000亿美元，增长了一万倍。由于多年以来伯克希尔的业绩持续增长，很少有投资失误的例子，这最终引起了关注，人们觉得沃伦和我可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看法。
曾经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解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功：
起初，他说伯克希尔能够在流通股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在当时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人们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随后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六个运气西格玛，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于是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
然后呢，他的解释扭转了180度。他说：“仍然是六个西格玛，但那是六个技艺西格玛。”这段令人非常悲伤的历史证实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的话：“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这个人改变了他的愚蠢观点，是因为再不改的话，他就要吃亏了。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The Jules Stein Eye Institute），我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我曾经问：“你们为什么用一种完全过时的白内障手术来治疗白内障呢？”那个人对我说：“查理，这种手术很容易教呀。”后来他不再使用那种手术，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病人都用脚投了反对票。这再次说明，如果你们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伯克希尔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我们从来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我们也从来不曾留意从这种思想派生出来的各种理论。人们将这些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司理财，进而演变出诸如资产定价模式等等荒谬的理论，我们从来不去注意。鬼才相信只要投资高波动性的股票，每年就能获得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七个百分点的收益呢。
然而说了你们也许不信，就跟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的医生一样，人们一度对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相信的人得到了回报，于是这种理论就传播开了。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但伯克希尔从来不曾留意过它。现在我想，更多的人倾向于我们的看法，那种认为市场完美无瑕的思想是愚蠢的。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
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是由朱利斯·斯坦因医生夫妇在1966年创办的。它是一个视觉科学研究中心，致力于维护视力和防止失明。
该研究所承担视觉科学方面的治疗、研究和教育功能。它是加州洛杉矶分校的附属机构。
1926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决定成立美国陆军空军兵团，最初隶属于美国陆军。吉米·杜利特（Jimmy Doolittle）和其他飞行员展现了空军的攻击力，于是空军兵团的地位得到了提升。空军兵团就是今天的美国空军。?
我向来非常清楚地知道，股票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有效的，因为我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去奥马哈马会，那里用的是彩池投注系统。我发现，如果马会拿走，也就是荷官拿走17%，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远远少于他们全部赌注的17%，而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多于他们全部赌注的17%。所以奥马哈马会的彩池投注系统并非完全有效。所以我并不接受股票市场完全有效、总是能够创造合理的价格的说法。
实际上有记录表明，有些人精通马匹和赔率，确实能够靠赌马赚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国内总有些人能够做得到。
接下来谈谈我个人的教育经历，这很有趣，因为我受过的正统教育不多，而我性格中的独特性最终让我拥有了一些优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小就有一个多学科的大脑。如果篱笆那边，在别人的学科里有更好、更重要的思想，我就无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所以我就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重要思想。没有人教我那么做，我天生如此。我还天生喜欢寻根究底。如果遇到难题，这是常见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摸索，如果失败了呢，我就会先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再回来对付它。我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如何招揽教众以及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有效，但大学的心理学系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所以我走在它们前面。
反正我有这种想弄清楚各种问题的倾向。二战让我参军服役，于是我在服役期间学习了一些物理学知识。空军兵团把我送到加州理工学院，打算把我培养成气象学家，所以在那里我学到更多的物理学。当时我非常年轻，在那里掌握了硬科学中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那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下面我就来解释这种治学方法。
依照这种治学方法，你必须领悟所有比你自己的学科更加基础的学科的所有重要思想。只有掌握了那些最基础的知识和原理，你们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解释问题。而且你们要永远承认你们所用的基础知识来自哪个学科；当你们使用物理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物理学。当你们使用生物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生物学。诸如此类。我很早就明白这种治学方法能够让我的思想变得有条有理。我强烈怀疑它在软科学领域，也会像在硬科学领域那么有效，所以我就抓起它，终生把它用于软科学领域和硬科学领域。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幸运的想法。
让我来解释一下硬科学领域是多么严格地遵守这种治学方法。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常数，一个很重要的常数，叫做波尔茨曼常数（Boltzmann’s Constant）。你们可能已经对它很了解了。有趣的是，发现波尔茨曼常数的人并不是波尔茨曼。那波尔茨曼常数现在为什么以波尔茨曼命名呢？因为和那个最先发明这个常数的可怜虫相比，波尔茨曼使用更为基础的物理学知识，以更为基础的方法得出了这个常数。硬科学的知识组织模型提倡知识应该尽可能简化，所以如果有人以更为简洁的方法阐明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最初的发现者就会被历史遗忘。我想这是正确的。我认为波尔茨曼常数确实应该以波尔茨曼命名。
反正在我个人的历史和伯克希尔的历史中，伯克希尔完全无视一度在学院派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有效市场教条，也无视这种教条在公司理财方面的衍生理论——这些应用结果简直比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教条还要愚蠢，却不断地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这当然鼓舞了我。
波尔茨曼常数
波尔茨曼常数的名称来自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它界定了绝对温度和理想气体每个分子所含的动能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气体分子的能量与绝对温度直接相关。当温度上升，每个分子的动能就会增加。气体受到加热时，其分子就会迅速地移动。如果气体被装在体积恒定的空间里，这种运动就会使得气压升高。而如果气压保持不变，这种运动会使气体的体积增加。
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1958——）
格里高利·曼昆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经济学，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2003年，他被任命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最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胆敢在今天来到这里，因为至少我年轻时并不完全是个蠢货。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班里有很多人，我的成绩是第二名。我向来认为，虽然总是会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但是在思维游戏里面，我未必会落后于他们。
下面我开始来谈学院派经济学一些明显的优点。学院派经济学第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生逢其时、生逢其地。许多学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得好名声的。两百年前，在技术发展和各种文明制度的推动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产值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而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它的增长率就比零多了一点点。当然，经济学是在这种巨大的成功里面成长起来的。经济学部分地推动了这种成功，部分地解释了它。所以，学院派经济学很自然地得到了发展。后来，所有计划经济都崩溃了，而那些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半自由市场经济都蓬勃发展，这增加了经济学的声望。如果你们想要在学术界发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
经济学总是比其他软科学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它总是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在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教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养分的本领已经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国少数在那本书刚出版时就买下来的商人之一，因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想弄清楚那个家伙到底做了些什么，怎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一笔稿费。所以我就这么凑巧把曼昆这本为大一学生写的教材给看完了。书中列举了许多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是一种超级力量，所有希望获得正确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还有，激励机制也是一种超级力量。
最后还有“公用品悲剧”的原理，这个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贾雷特·哈丁提出的。哈丁为经济学引入了一只邪恶的无形之脚，它足以和斯密那只做好事的无形之手相提并论。我认为哈丁的理论使经济学变得更加完善。哈丁当年向我介绍他的理论时，我就知道他这个“公用品悲剧”理论迟早会被写进教科书。你们看啊，二十年过去了，它终于被写进了经济学教材。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吸取哈丁的理论和其他有用知识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软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和学术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经济学家入世更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注：乔治·舒尔茨，1920——，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劳工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等职）博士就曾经三次进入美国内阁，拉里·萨默斯（注：拉里·萨默斯，1954——，美国经济学家，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等职）也曾被委任为内阁大臣。所以经济学在学术界是很受欢迎的。
此外呢，经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吸引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作家。就以亚当·斯密为例。亚当·斯密是极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极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没有人像亚当·斯密那么厉害。伏尔泰的措辞则比康德还要直接和犀利，听到康德的话之后，他立刻说：“哦，法国甚至没有人可以拿来跟亚当·斯密比较。”所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和一些非常伟大的作家。
贾雷特·哈丁
（Garrett Hardin，1915——2003）
贾雷特·哈丁出生于达拉斯，在美国中西部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本科就读的是芝加哥大学，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成为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教员。
他的文章“公用品的悲剧”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经典。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立场影响了众多有关堕胎、移民、外国援助和其他话题的辩论。
怀特海提出了著名的过程哲学，这种观点认为宇宙的各种基本要素是一些经验场合。在他看来，具体的客观存在物实际上是这些经验场合的延续。通过对经验场合进行分类，某些像人类这么复杂的事物都可以被定义。怀特海的观点演变成过程神学，这是一种理解上帝的方法。
史密斯之后，经济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比如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总是喜欢引用他说过的妙语，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至于当代，如果你们去看看保罗·克鲁格曼（注：保罗·克鲁格曼，1953——，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文章，你们将会佩服他文笔的流畅。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我的政见与他相反，但我喜欢这个人写的文章。我认为保罗·克鲁格曼足以跻身当今最优秀的杂文家之列。所以呢，经济学总是能够吸引到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很罕见的。
好啦，赞美的话就说到这里，下面要谈的是经济学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软科学学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会的辉煌成就之一。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应该简单地谈谈学院派经济学的少数缺点。
经济学有哪些缺陷呢？
1. 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征”，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我认为经济学有八个，不对，是九个不足之处，其中一些是由一个大的整体缺陷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的这个大的整体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甚至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
我想怀特海讨厌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现代的名字，那个名字叫作神经研究法。这种做法是很神经的。然而和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也太过自闭。
这种缺陷会引发我所说的“铁锤人综合征”。那个名称来自下面这句谚语：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每个问题都非常像一颗钉子。在所有行业、所有学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会让问题变得一团糟。铁锤人综合征能够把人变成彻底的白痴，而治疗它的惟一良方是拥有全套工具。你们不能只拥有一把铁锤，你们必须拥有所有的工具。你们拥有的方法必须不止一种。你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因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工具会自动冒出来，那么你们将会错过很多好机会。但如果你们掌握了所有的工具，并在头脑中把它们排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将会得到许多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弥补这种让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感到十分苦恼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维窍门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作。
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实际上在其他各种领域，包括商业领域，这种特殊的“铁锤人综合征”都是很可怕的。商业领域的“铁锤人综合征”真的很可怕。你们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吐出来许多数字，让你们能够测量某些因素。但还有些别的因素特别重要，可是你们没有相关的准确数据。你们知道它们很重要，但就是没有数据。实际上，每个人都会（1）过度强调那些有相关数据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让人们有机会使用在高等学府学来的统计学技巧，并且（2）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没有相关数据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我终生试图避开的错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这么做。
我从小就对许多学科感兴趣。如果篱笆那边，在别人的学科里有好思想，我就无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所以我就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思想。
——芒格
矿金开采（placer mining）的效率远远低于芒格偏好的“弯腰捡起大金块”的方法，它是一种在露天矿场用水枪或者挖掘设备将细小的贵重矿物从大量的泥土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种采矿方法的英文名称来自西班牙语单词“placer”，本义是“沙滩”，也指冲积层矿床中发现的贵金属或其他贵重物品（特别是黄金和宝石）。
已故的托马斯·汉特·摩根（注：托马斯·汉特·摩根，1866——1945，美国著名遗传和胚胎学家，创立现代遗传学“基因学说”，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当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极端的办法，以免犯下错误——过度强调那些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无法被测量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没有电脑，科学界和工程界所用的电脑代替品是弗莱登计算器（注：Friden Calculator，由弗莱登公司生产的一种早期的电子计算器）。托马斯·汉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禁止使用弗莱登计算器。有人说：“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他回答说：“我就像一个在1849年的萨克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边寻找黄金的人。虽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够弯腰捡起大金块。只要能够捡到大金块，我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浪费稀缺的资源，用矿金开采的方法去找金子。”这是托马斯·汉特·摩根终生奉行的宗旨。
我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还没有做过矿金开采。而且看起来我这辈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不用做这种该死的矿金开采。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特别是一个学院派物理学家，我将不得不做一些统计工作，做那种矿金开采的事情。但只要拥有几种管用的思维窍门，不断地用托马斯·汉特·摩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在生活中，你们无需矿金开采，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
2. 没有采用硬科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
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却没有指出这些知识的来源。他并没有给他借鉴的知识贴上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或者博弈论或者其他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的标签，并没有完全指出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就像经营企业时使用了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这削弱了你的能力，让你无法做最好的自己。现在呢，曼昆十分聪明，所以虽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还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教科书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来给我很大帮助的硬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能够变得更加出色。
我给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却不指明出处的方法起了一个名字。有时候我叫它“拿来主义”，有时候我叫它“吉卜林主义”（Kiplingism）。我之所以管它叫“吉卜林主义”，是因为吉卜林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荷马拨弄他灿烂的竖琴时，他早已听过人们沿着陆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撷自己用，和我一样！”曼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只是拿过来。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学科的精华、指出借鉴内容的来源并尽可能化繁为简地使用所有知识的方法差得多。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
鲁德亚德·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孟买，其父是当地一家艺术学校的教师。吉卜林在英国念了寄宿学校，回到印度之后，以通讯员的身份周游了这个次大陆。他还创作小说和诗歌，其著作有《丛林之书》（1894）、《勇敢的船长》（1897）和《营房谣》（1892）等。190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3. 物理学妒忌。
我把经济学的第三个缺陷称为物理学妒忌。当然，这个名词参考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术语：“阴茎妒忌”。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痴之一，但他在他那个年代很受欢迎，而且阴茎妒忌这个概念也变得很流行。
采用有效市场理论教条是物理学妒忌给经济学造成的恶果之一。如果你们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行推理，那么你们将会得到的结论是，任何公司购买它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股票的价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证明完毕。麦肯锡有个合伙人以前念的商学院采用了这种疯狂的经济学推理方式，把这种理论教给他。这位合伙人后来被《华盛顿邮报》聘请为顾问。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价格特别低，就连大猩猩也能算出来每股的价格只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对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该购买它自己的股票。幸运的是，沃伦·巴菲特当年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说服董事会回购了超过一半的流通股，这给剩下的股东带来了超过十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至少有一个地方曾经很快地干掉这种错误的学术理论。
《华盛顿邮报》
许多年来，《华盛顿邮报》出过大量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政治漫画家赫尔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以及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因斯坦（Carl Bernstein）。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位记者率先揭发了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丑闻。
我认为经济学可以避免许多由物理学妒忌引起的这种麻烦。我是希望经济学采用硬科学的基本治学方法，养成指明其借鉴知识的来源的习惯，但我并不希望它由于物理学妒忌而渴望一种无法达到的准确度。大体上来说，那种包括波尔茨曼常数在内的准确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经济学中出现的。经济学涉及的系统太过复杂。渴望做到物理学那么精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你们陷入麻烦之中，就像麦肯锡那个可怜的傻瓜。
我认为经济学家要是多点关注爱因斯坦和莎朗·斯通，本应可以做得更好。要经济学家关注爱因斯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这句话有点同义反复，但是它非常有用；有个经济学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注：赫伯·斯坦因，1916——1999，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也说过一句同义反复的话，我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一件事情无法永远延续下去，它最后就会停下来。”
经济学家之所以应该关注莎朗·斯通，是因为有人曾经问她是否有过阴茎妒忌之类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自己有的东西已经够让我烦恼的了。”
当我说起经济学这种虚假的精确，即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弗（注：阿瑟·拉弗，1940——，美国经济学家，以拉弗曲线闻名，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他的政治观点跟我一样，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他有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的麻烦在于追求虚假的精确，那可不是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成熟方法。
拉弗这些人遇到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参议员——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美国。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现实总是比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更加荒唐。反正这位乡下参议员在他的州议会上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他想要通过一项法律，把圆周率π改为3.2，以便小学生更容易进行计算。你们可能会说这太荒唐了，拿拉弗之类的经济学教授和这样一个乡下参议员相比太过份了。但我认为我算是给这些教授留了情面的。至少那个乡下参议员打算把圆周率确定为3.2的时候，他犯的错误比较小。但如果你们在经济学这么复杂的系统中试图达到虚假的精确，你们引起的错误最终就会比那个不称职的麦肯锡合伙人在担任《华盛顿邮报》顾问时所犯的错误还要糟糕。所以呢，经济学应该模仿物理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但是永远不应该追求像物理学公式那么准确的理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原来毕业于瑞士一所师范大学。1904年，在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博士论文，主题是如何测量分子的大小。在那年和随后一年，他写下了几篇奠定现代物理学基础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布朗运动、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他后来还对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和宇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
内布拉斯加家具城是由俄罗斯移民露丝·布卢姆金（注：露丝·布卢姆金，1893——1998，又被称为“Mrs. B”，巴菲特倍加推崇的传奇商人）在1937年创办的，最早的经营地点是奥马哈市的一个地下室。它的经营策略很简单，就是“低价销售和说真话”；顾客很支持这家商店，促使它迅速增长。到1994年，这家奥马哈商店已经发展成占地27英亩、经营面积多达几十万平方英尺的大商店。2003年，这家商店在堪萨斯市开设了面积达到70万平方英尺的新店；它可能是全美国最大的独立家具店。
4. 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
我的第四点批评是，经济学界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而对微观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够。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就像不懂解剖学和化学，却想要掌握医学一样。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是很好玩的。它能够帮助你们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它就像耍杂技那么好玩。与之相反，我并不认为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学能够得到那么多乐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犯错，因为他们想要理解的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
为了让你们领略微观经济学的魅力，我打算来解决两个微观经济学问题。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有点难。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刚刚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市开了一家家具和电器商店。在伯克希尔开这家店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电器商店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开的，它每年销售3.5亿美元的产品。这家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刷新了这个纪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亿美元。从它营业的那天起，3200个停车位总是满的。女顾客不得不在女洗手间外面排队，因为建筑师并不懂得生物学。那家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好了，现在我来向你们提问。请告诉我这家新商店迅速获得成功、销售额比全世界其他家具和电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让我来替你们解答吧。这是一家廉价商店还是一家高价商店？在陌生城市开设一家高价商店不会马上获得成功。那需要时间。第二，如果它每年流转的家具高达5亿美元，那么它肯定是一家硕大无朋的商店，因为家具的体积都很庞大。大型商店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提供大量的选择。所以除了是一家提供大量选择的低价商店，这还能是什么呢？
勒斯·施瓦伯
（Les Schwab，1917——2007）
勒斯·施瓦伯出生在俄勒冈州的本德市。二战期间，他在空军服役，退役后回到俄勒冈州，买下了OK轮胎店。在他的经营之下，这家小店的销售额从每年3.2万美元提高到了15万美元。在20世纪50年代，施瓦伯开始在靠近太平洋的西北部地区开设分店。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包括利润分成、“超市式”的产品选择、独立于轮胎制造商等政策，该公司目前开设的分店超过300家，每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但你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以前没人开这样的商店，轮到它来当第一家呢？答案同样很明显：开这么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呢，以前没人开过。所以你们很快就知道答案。只要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这些看起来很难的微观经济学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我喜欢这么轻松而又能带来许多回报的思考方式。我建议你们大家也应该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
现在我来给你们出那个有点难的问题。中西部地区有一家轮胎连锁店，过去50年来，它慢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勒斯·施瓦伯轮胎连锁店。它开始崭露头角，能够与大型轮胎公司的直营店相互竞争。有些大公司生产所有型号的轮胎，就像固特异（Goodyears）等等。这些制造商当然会照顾它们自己的直营店。它们的“轮胎商店”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后来呢，勒斯·施瓦伯又先后面临罗巴克·西尔斯（Roebuck Sears）、好市多和山姆会员店（Sam’s Club）等折扣商店的竞争。尽管有这么多对手，现在施瓦伯每年的销售额还是达到了几亿美元。勒斯·施瓦伯先生目前已经八十几岁（注：勒斯·施瓦伯已于2007年5月18日去世），没有受过教育，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看你们很多人想不明白吧。让我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施瓦伯赶上了什么潮流吗？你们刚提出这个问题，答案就冒出来了。日本人原来在轮胎行业毫无地位，现在他们做得很大。所以施瓦伯这个家伙肯定很早就赶上了卖日本轮胎的潮流。接下来呢，这种缓慢的成功必定有其他原因。很显然，这个家伙能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这些正确事情里面呢，他必定拥有曼昆所说的那种激励机制带来的超级力量。他肯定有一套非常棒的激励机制来驱动他的员工。必定有一套很好的员工选择系统。他必定非常善于做广告。他确实是。他是个艺术家。日本人的轮胎生意做得那么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轮胎的。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必须做对很多事情，并用良好的制度来保证不会犯错。同样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难得到。但这种特殊的成功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们聘请一些商学院毕业生，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比你们出色。也许这就是我们很少聘用商学院毕业生的原因吧。
我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很明显，我会利用我大脑里的搜索引擎，核对我的检查清单，我运用了某些在大量复杂系统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运算法则，这些运算法则的原理差不多是这样的：极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面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将一到两个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例如，好市多或者我们的家具电器商店。
2. 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这种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线性的，让人想起有关临界点或者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的理论。结果通常是非线性的。你们只要再增加一点点物质，就能得到一种lollapalooza效应。当然，我这辈子都在寻找lollapalooza效应，所以我对那些能够解释这种效应如何发生的模型特别感兴趣。
3. 将几个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丰田或者勒斯·施瓦伯。
4. 顺应某些重大的潮流。例如，甲骨文。顺便说一句，我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认识了甲骨文的财务总监杰夫·亨利，但我在认识他之前就说过甲骨文的好话了。
总而言之，我建议你们在解决问题时使用一些快刀斩乱麻的运算法则，你们必须学会正向地和反向地使用它们。让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经常用一些难题来考我的家人。不久之前，我给家里人出了一个难题，我说：“美国有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是一对一的，会举办全国冠军比赛。有一个人获得两次冠军，但是中间隔了65年。”“现在，”我说，“说出这项运动的名字。”我看你们许多人又是一脸茫然。我家里人也大多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但我有个儿子是物理学家，他养成了我欣赏的思考方式。他马上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以下是他的推理过程：
这不可能是一项需要手眼协调的运动。没有85岁的老人家能够赢得全国台球巡回赛冠军，赢得全国网球冠军就更别提了。总之不可能。然后呢，他认为不可能是国际象棋——这位物理学家国际象棋下得很好——因为那太难了。国际象棋的规则太过复杂，而且下国际象棋需要很大的耐力。但西洋跳棋是有可能的。他想：“找到啦！只要经验足够丰富，哪怕你已经85岁，也能成为这项运动最好的玩家。”
西洋跳棋
古城乌尔（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的废墟出土了一种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的、和西洋跳棋非常相似的棋类游戏。我们今天所玩的西洋跳棋最早出现在3400年前的埃及。
奢侈品：提高价格能够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销量有时会因此而增加。顾客也有可能认为价格更高的产品质量更好。
当然，他的答案是正确的。
反正我推荐你们使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问题要进行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我还建议学院派经济学要更好地研究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些非常细小的微观经济学问题。
5. 经济学的综合太少。
我的第五个批评是经济学中的综合太少了，不但没有综合传统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我曾经向两个不同的商学院班级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已经学习了供给和需求曲线。你们懂得在一般情况下，当你们提高商品的价格，这种商品的销量就会下跌；当你们降低价格，销量就会上升。对吧？你们学过这个理论吧？”他们全都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我说：“现在向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你们要是想提高销量，正确的做法是提高价格。”他们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两所商学院里，也许5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他们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认为价格较高的商品质量也较好，所以提高价格能够促进销售。
我的朋友比尔·伯尔豪斯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曾经担任贝克曼仪器公司（Beckman Instruments）的老总，那家公司生产的是一种复杂的产品，这种产品如果运转失灵，就会给顾客带来重大的损失。它不是油井底的泵，不过你们把它当成油泵就好理解啦。他的产品虽然比其他公司的产品更好，但是销售情况很糟糕，他发现原因在于这种产品的售价太低了。这促使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劣质的玩意。所以他把价格提高了大约20%，销量立刻就上去了。
但在这两所现代的商学院，50个人里面居然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其中一所还是很难考上的斯坦福商学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我欣赏的主要答案。（查理对这个问题的完整解答可见“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第六篇。）假如你们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钱来贿赂其他公司的采购经纪人呢？这么做有效吗？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里面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销售收入来促进销量增长吗？这样的办法当然有非常多，你们只要开窍就能想得到。就是这么简单。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投资管理行业。假如你们是某个开放式基金的经理，想要卖出更多的份额。人们通常会得出下面的答案：你们如果提高佣金，最终的买家所得到的基金份额自然就会降低。所以你们要是提高每份基金的价格，就等于是在出卖最终的客户。而你们可以利用额外收取的佣金来贿赂客户的交易经纪人。你们通过贿赂使得经纪人背叛他们的客户，用客户的钱来购买高佣金的产品。这种做法至少为共同式基金增加了一万亿美元的销量。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1772——1823）
大卫·李嘉图出生在伦敦，14岁时开始跟随他父亲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工作。他家财万贯，所以很早就洗手不干了，在英国议会谋得一个席位。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他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对该领域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人们通常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提出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是有益的，哪怕其中一个国家制造的产品比另外一个国家便宜得多。这个道理最早是由罗伯特·托伦斯（注：罗伯特·托伦斯，1780——1859，英国经济学家、军人，1834年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开拓者之一）在1815年一篇谈论小麦贸易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但李嘉图在1817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解释得更加清楚。
这种策略可不是人性美好的部分，我想告诉你们，我这辈子非常彻底地避开了这种策略。我认为你们在生活中并没有必要去推销那些你们自己永远不会购买的东西。即使那是合法的，我也不认为那么做是一个好主意。但你们不应该完全接受我的观点，因为那会让你们有找不到工作的风险。你们不应该接受我的观点，除非你们甘愿冒着只能在少数几个地方找到工作的风险。
我认为我那个简单的问题引起的反应足以表明人们很少综合地去思考经济学问题，哪怕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些问题很浅显，答案十分容易得出。然而，那些人上过四门经济学课程，入读商学院，智商都很高，写了许多论文，但他们却一点综合能力都没有。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那些教授知道如何综合各种知识却不传授给学生，而是由于那些教授本身也没有好好掌握综合能力。他们接受的不是一种综合的教育。我记得凯恩斯或者加尔布雷思（注：加尔布雷思，1908——2006，加拿大裔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两次获得总统自由勋章）说过一句话，经济学教授的思想是最经济的。他们终身使用的是他们在研究生院学到的一点点知识。
第二个和综合相关的有趣问题涉及经济学中两个最著名的范例。第一个是李嘉图提出的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另外那个是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当然，这两者都能极大地提高人均经济产出，都能将各种职能分配到那些非常善于执行这些职能的人手里。然而，它们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图钉工厂——是中央计划的极端典型，它的整个系统是由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而后者，也就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则完全是自发的国际贸易自动产生的后果。
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记录了他在一家图钉工厂观察到的现象。那家工厂只有10个人，却每天能生产48000颗图钉，因为它实行了专门化的劳动分工。如果每个工人要独自完成制造图钉的所有工序，那么他每天只能制造20颗图钉，整个工厂的总产量只有每天200颗图钉。斯密不吝赞美地指出，这家实行专门化劳动的图钉工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当然，只要体会到综合的乐趣，你们就会立刻想：“这些事情相互影响吗？”它们当然相互影响，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是现代经济系统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许多年前我就亲眼见到过一个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例子。伯克希尔当年拥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公司贷款给一家就在好莱坞公园赛马场正对面的酒店。后来那个地方发生了变化，到处充斥着流氓、强盗和毒贩子。他们为了筹集毒资，甚至把墙壁上的铜管拧下来卖钱，酒店周边有许多带枪的人在晃荡，没有人敢到这家酒店住。我们前后两三次没收了这家酒店，贷款眼看是收不回来了。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一个微观经济学问题。
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1910——2013）
罗纳德·科斯出生在伦敦的郊区，12岁就初中毕业，两年后考进了伦敦大学。他获得了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开始研究交易成本。科斯1951年迁居美国，在布法罗大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64年他跳槽到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担任教授，一直到退休。1991年，科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获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在1937年发表的著作《企业的本质》。
喏，我们原本可以去找麦肯锡，或者一群哈佛大学的教授，那样的话我们将会得到一份十英寸厚的报告，阐述各种方法，建议我们如何让这家位于糟糕城区的失败酒店走出困境。但我们没有那么做，而是在酒店外面拉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出售或出租”。有个人看到标语，于是来找我们。他说：“你们要是能够改变区域用途许可，让我能够把停车场改建为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我就愿意花20万美元来装修你们的酒店，并通过贷款高价把它买下来。”“可是你总得让旅馆有停车场啊，”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不用。我的业务是从佛罗里达用飞机把一些老年人送过来，让他们住在机场附近（注：好莱坞公园离洛杉矶国际机场很近），然后用大巴将他们送到迪士尼乐园和其他地方，再把他们接回酒店。我不在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糟糕，因为围墙以内可以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他们只需要早上坐大巴出发，傍晚再回来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停车场，他们需要的是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所以我们和这个家伙做成了这笔生意。这件事情运转得非常顺利，我们收回了贷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李嘉图和图钉工厂发生相互影响的例子。这个家伙设计用来娱乐老年人的奇怪系统纯粹是图钉工厂式的，而找到这个拥有这种方法的家伙则纯粹是李嘉图式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相互影响。
这只是一个综合考虑问题的简单例子。如果你们想要弄清楚私有企业应该承担哪些职能，政府应该拥有哪些职能，哪些因素确定了这些职能分工，那就变得更难了。
在我看来，每个高智商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都应该能够坐下来，写出一篇十页长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综合这些思想的论文。我敢拿出一大笔钱来跟你们打赌，如果我在美国所有经济学系进行这样的测验，考生们交上来的综合论文肯定是一团糟。他们将会在文章中提到罗纳德·科斯。他们将会谈到交易成本。他们将会想起他们的教授教给他们的一点可怜知识，并把它写出来。但说到真正能够把各种知识综合起来，我可以自信地预言，大多数人不会做得非常好。
顺便提一下，如果你们有人愿意尝试，那么请加油。我想你们会发现这很难。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与此相关的有趣事情，那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现了普朗克常数的伟大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研究过经济学。他后来放弃了。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普朗克为什么要放弃经济学呢？答案是，他说：“经济学太难了。你想尽办法，得到的结果却总是无序而不确定的。”这满足不了普朗克追求有序的愿望，所以他放弃了。如果普朗克早就明白他在经济学里面永远得不到完美的秩序，我敢自信地预言，你们也将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顺便提一下，有个关于马克斯·普朗克的虚构故事非常著名：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到处都有人邀请他去开讲座，他有个司机，专门开车送他到德国各地演讲。司机把讲座的内容给背下来了，所以有一天，他说：“喂，普朗克教授，你何不跟我换个角色呢？”于是他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位物理学家站起来，提出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司机早已胸有成竹。“好吧，”他说，“慕尼黑这么发达的城市，居然有市民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这让我太吃惊了，所以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6. 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及其造成的负面后果。
马克斯·普朗克生于1858年，他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他本人21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他早期研究的是热力学，后来对辐射产生了兴趣。有了这些研究做铺垫，他自然而然地研究起辐射光谱中的能量分布。普朗克对能量放射的研究对物理学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后来被称为“量子物理”。1918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摩根·弗里曼（注：摩根·弗里曼，美国著名影星）在1989年的电影《为戴茜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中饰演的霍克·科尔本是他扮演过的最著名的角色之一。弗里曼在许多电影里扮演了伟大的角色，特别是《肖申克的救赎》。2005年，由于在《百万宝贝》中的精彩演出，他名副其实地获得了奥斯卡奖。
在现实世界，弄清楚你何时是“马克斯·普朗克”、何时是“司机”是很关键的。如果无法合理地回答下一个问题，那么你就缺乏真正的本领，非常有可能处在你的“能力圈”之外。
好啦，现在我要来讲第六个缺陷，这个缺陷其实也是由于对跨学科研究不够重视而造成的：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及其在经济学中造成负面影响。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善于提出简单的问题。
假如你们在拉斯维加斯拥有一家小赌场。赌场里面有50台标准老虎机，它们的外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它们的返还率是一模一样的，需要返还硬币的图案组合也一样。它们以同样的比例出现。但这些老虎机里面有一台无论你把它摆到哪里，当你每天营业结束检查这些机器时，这台机器所赢的硬币总是比其他机器多25%。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台赢更多钱的机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人能够回答吗？
男生：更多人玩它。
芒格：不，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更多人去玩它。这台机器的特别之处在于，人们利用现代的电子技术，使这台机器的“近似中奖”率（在玩老虎机时出现接近中奖的组合）更高。和正常的机器相比，这台机器会更多地出现bar、bar、柠檬，bar、bar、葡萄的情况，这会促使玩家下注下得更重。这个答案很难得到吗？很容易的。明显存在着一个心理因素：那台机器能够引发某种基本的心理反应。
如果你们了解各种心理因素，如果你们在头脑中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只要核对这张清单，然后肯定会找出那个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那些没有掌握这些解决问题方法的人不会得到这些答案。生活就像踢屁股比赛，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独腿人，那么欢迎你们来找我玩。但如果你们想要像有两条腿的壮汉那样成功，就必须掌握这些方法，包括在了解心理学的前提下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
拉丁美洲的某个小国家：一个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有趣案例，来自心理学刊物（参见“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最后一篇）。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下面来谈谈某个拉丁美洲国家是如何整顿停滞不前的经济的。那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偷盗成风，所有人都喜欢行窃。他们挪用公司的公款；他们偷走社区里一切能弄到手的东西。经济自然停滞不前。但这个问题被解决了。这个案例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呢？我愿意给你们一点提示。它并不在经济学刊物上，我是在心理学刊物上看到这个案例的。那个国家出现了一些聪明人，他们使用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战神在诸位艺术女神的陪伴下消灭无知》
(Mars，Surrounded by the Liberal Arts，Vanquishing Ignorance）
安东·克拉森斯，1605年，油画，格洛宁格博物馆，布鲁日。
圆周率的发现
圆周率（通常用希腊字母π来表示）是圆的周长和直径之比。古希腊人证明了π是一个无理数，不能用分式来表达。如今，圆周率是个应用非常广泛的特殊常数，建筑、量子物理等众多领域都需要用到它。
我认为既然有了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漂亮案例，还有这些能够解决许多问题的简单技巧，而假如你们是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如何解决和理解这些问题，那是说不过去的。你们为什么要对心理学无知到不明白有些心理学方法能够解决你们自己遇到的经济问题呢？
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一条极端的指令。这条指令甚至比硬科学的基本组织性治学方法还要严格。这是塞缪尔·约翰逊提出来的。实际上，他说如果一个学者能够通过少量的工作轻轻松松地去掉自己的一个无知，却不去做，那么这个学者的行为就等于背叛。这是他的原话，“背叛”。所以你们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他说如果你们是学者，那么就有责任努力让自己别成为白痴，所以你们必须尽量完善你们的知识体系，尽可能地消灭自己的无知。
7. 对二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
接下来谈谈第七个缺陷：对二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这个缺陷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为结果会产生结果，而结果的结果也会产生结果。这变得非常复杂。以前我是一名气象学家，这种现象让我感到非常苦恼。不过和经济学相比，气象学的问题太过简单了。
当年有些专家，包括一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对最早的医疗保险法的成本进行了预测。他们表现得极其无知，只是把以往的成本相加起来就完了。
他们的成本预测的误差达到了1000%。他们计划的成本还不到实际发生的成本的10%。他们实行了各种新的激励机制之后，人们的行为便会根据激励机制发生变化，于是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跟他们预测的完全不同。医学界会发明一些昂贵的新疗法，它向来如此。一大群专家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呢？答案：他们为了轻松得到结果而把问题过度简化了，那就像把圆周率改为3.2一样！他们选择了不去关注后果的后果的后果。
这种思考错误很常见，在学术界看来，生意人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加愚蠢。商界也不乏类似于医疗保险成本预测的蠢事。比如说你们拥有一家纺织厂，有个家伙找上门来说：“哇，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们发明了一种新型纺织机。它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买下它，只要纺织品价格维持不变，只需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你在20年间不停地买进新型的纺织机，而你的利润率依然只有4%；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答案是这样的：并不是新技术没有发挥作用，而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新纺织机带来的好处只会落到那些购买纺织品的人手里，而不是落进拥有纺织厂的那个家伙的口袋。一个人只要选修过大一的经济学课程，或者曾经上过商学院，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认为教育机构是在误人子弟。否则的话，这种蠢事就不会经常发生。
我通常不会使用正式的可行性报告。我不让人们帮我做可行性报告，因为我不喜欢办公桌上乱糟糟的，但我总是看到有些人很愚蠢地去起草可行性报告，许多人觉得它们有用，不管它们有多么愚蠢。在美国，丢一份愚蠢的可行性报告在办公桌上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技巧。
投资银行家更是精于此道。我也从来不看投资银行家的可行性报告。沃伦和我曾经收购过一家公司，卖方请一个投资银行家做了详细的研究。那份可行性报告有这么厚。我们只是把它扔到一边，仿佛它是死尸。他说：“我们为它花了200万美元。”我说：“我们不用这类报告。从来连看都不看。”
不管怎么说，正如医疗保险的例子所表明的，基于某些深层的心理学原因，所有人类制度都会被钻空子，而且人们在钻空子的博弈游戏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因为博弈原理有这么大的潜力。社会制度的人并不懂得如何防止钻营。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伤赔偿制度就是这样。人们在利用制度漏洞的博弈游戏上已经出神入化了。在利用制度漏洞的过程中，人们变得越来越狡猾奸诈。这对文明社会有好处吗？这对经济表现有好处吗？当然没有。那些设计了有漏洞可钻的制度的人应该被打入地狱的最底层。
我有个朋友，他的家族控制了大约8%的货柜拖车市场。他刚刚关掉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后一家工厂，他在得克萨斯州还有一家工厂，那家情况更糟糕。在他的得克萨斯州工厂，工伤赔偿成本占到了总薪酬支出的10%以上。制造货柜拖车本来就没什么利润。所以他把工厂关掉，迁到犹他州的奥格登市。奥格登市生活着大量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的虔诚的摩门教徒，他们从来不钻工伤赔偿制度的漏洞。现在工伤赔偿成本只占到总薪酬支出的2%。
难道和摩门教徒相比，在他的得克萨斯工厂上班的那些拉美人天生就不诚实和道德败坏吗？不是的。罪魁祸首是那些立法机构。这些机构的许多成员是从法学院毕业的，可是他们却通过了鼓励欺骗的法律；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文明社会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说谎和欺骗造成的二级后果或者三级后果。所以呢，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就像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经济生活中也充满了欺诈。
国际象棋，尤其是图中斯波克先生（注：斯波克先生，美国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中的外星人）正在玩的三维国际象棋，很好地展现了次级和更高级别的后果。每颗棋子的走动都会——有时候会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棋局的形势。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维克多·尼德霍夫的故事是一个利用制度漏洞的绝佳例子。维克多·尼德霍夫是一名警官的儿子，他必须在哈佛大学取得甲等成绩。但他并不想在哈佛大学认真学习，因为他真正喜欢的事情有四件：一、和大师级的对手玩西洋跳棋；二、不分日夜地用他非常精通的扑克牌进行豪赌；三、继续蝉联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拿到的美国壁球冠军；四、成为最好的业余网球选手。
这样一来，他可以用于在哈佛大学拿到甲等成绩的时间就不多啦，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系。你们原本可能以为他会选择法国诗歌。但是别忘了，这个家伙能够参加西洋跳棋冠军赛。他觉得以他的智商，玩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根本不在话下。确实如此。他发现该系的研究生承担了大部分原本应该由教授完成的乏味工作，他还发现，由于要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特别难，所以这些研究生都非常聪明，做事有条不紊，而且十分勤奋。那些教授很需要他们，也对他们心存感激。
所以，正如人们根据那种叫做“互惠倾向”的心理因素可以预料到的，在研究生上的高级课程中，教授们给出的分数总是甲等。所以维克多·尼德霍夫什么课都不选，专门选哈佛大学经济学系那些最高级的研究生课程，当然啦，他每门课程都得到了甲等的成绩，而且几乎没有去上过一节课。当时哈佛大学的人还以为这学校又出了一个天才呢。尽管这个故事很荒唐，但这种办法确实有效。尼德霍夫变得非常著名：人们管他这种方式叫做“尼德霍夫选课法”。
这证明了所有社会制度都会被钻空子。另外一个不考虑后果的后果的例子，是经济学界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法则的标准反应。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能让贸易双方都得益，他对这个法则的解释非常具有说服力，所以人们都信服。人们直到今天仍为这个法则着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道理。经济学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只考虑李嘉图效应带来的初始优势，那么比较优势能够让贸易双方获得非常大的利益。但假如你们进行贸易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族群，比如说中国人，他们现在特别穷，特别落后，你们则处在一个发达国家，你们和中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二级和更高级别的后果。如果美国和中国进行贸易，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改善，对吧？李嘉图证明了这一点。但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呢？那显然是中国。在自由贸易的推动之下，他们吸收了世界上各种现代科技，而且正如亚洲四小龙已经证明的，他们很快就会走到前面去。看看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看看早年的日本。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和你们进行贸易的是一个有十几亿落后农民的弱小国家，但到最后，这个国家变得比你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甚至可能还拥有更多和更好的原子弹。李嘉图并没有证明原来领先的国家会得到这么美好的下场。他并没有试图去确定二级和更高级别的后果。
维克多·尼德霍夫
（Victor Nieder hoffer，1943——）
维克多·尼德霍夫在哈佛大学念本科时读的是统计学和经济学，后来从芝加哥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他曾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教了五年书，在此期间他同时经营着尼德霍夫、克罗斯和萨克豪瑟有限公司(Niederhoffer, Cross and Zeckhauser, Inc. )，把一些私人企业卖给上市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尼德霍夫开始从事期货和期权交易；他在1980年创办了尼德霍夫投资公司（Niederhoffer Investment），为机构客户提供金融管理服务。他还曾多次赢得全国壁球冠军。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通常遭到忽略，在其1817年出版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大卫·李嘉图对此进行了揭示：
“葡萄牙生产红酒和毛呢的成本可能比英国低。然而，这两个国家生产这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是有差别的。在英国，生产红酒很难，但生产毛呢的难度并不是很大。在葡萄牙，这两者都很容易生产。因此，尽管葡萄牙生产毛呢的成本比英国低，但如果葡萄牙生产更多的红酒，用来交换英国的毛呢，那么葡萄牙的毛呢成本会更低。相反地，英国也从这种贸易中获益，因为它生产毛呢的成本没有变化，但它现在能够用更接近于毛呢的成本来获得红酒。”
国家之间相互“委派”任务能够获得比较优势，同样地，管理人员在安排工作时也可以利用李嘉图的这个原理，而这是很多人都没想到的。即使一个管理人员能够亲自更好地完成各种工作，把这些工作分散到各人手里仍然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做法。
如果你们试图与一些经济学教授谈论这个话题——这我已经做过三次——他们会吃惊地回避，好像你们冒犯了他似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讨论。这种讨论会让他们的漂亮学科变得一团糟，因为如果你们忽略二级和三级后果，经济学就会简单得多。
关于这个话题，在那三次尝试中，我得到的最好答案来自乔治·舒尔茨。他说：“查理，我认为呢，就算我们停止和中国进行贸易，其他发达国家也会继续的，我们无法抑制中国相对我们的上升势头，而且我们将会失去李嘉图提出来的贸易优势。”这当然是正确的。我说：“好吧，乔治。你刚刚创造了一种新的公用品悲剧。你身陷其中，却无能为力。你将会遇到一种极其糟糕的情况，因为你的祖国原本是世界领袖，最后却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导权，被笼罩在其他国家的阴影之中。”他说：“查理，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我想他是很明智的。他的年纪甚至比我还大，也许我应该向他学习。
8. 对“捞灰金”的概念关注太少。
好啦，下面我要讲经济学的第八个缺陷：经济学界对最简单、最基本的数学原理的关注太少。居然说经济学界不关注数学问题？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对吧？我想举个例子——我这个例子可能举得不对，我已经老了，而且很顽固——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说出来。我认为经济学界对“捞灰金”（febezzlement）的概念关注太少。我的观点派生自加尔布雷思的理论。加尔布雷思认为，尚未败露的贪污行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凯恩斯刺激效应，因为那个钱被贪污的家伙以为他仍像从前那么富裕，于是延续原来的消费方式，而那个贪污的家伙则增加了购买力。我认为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描绘的是一种影响较小的现象。因为一旦贪污行为败露——它迟早会败露的——那种效应很快会扭转过来。所以那种效应很快就消失了。
我猜想加尔布雷思对数学问题不够关注，但假如你们对数学问题足够关注的话，你们就会想：“有一条基本的数学定理是这样的：‘如果A等于B，B等于C，那么A等于C。’”明白这个数学原理之后，你们就会努力去寻找功能相等的东西。所以你们也许会问：“经济学中有跟‘捞黑金’相同的行为吗？”顺便提一下，加尔布雷思生造了“黑金”（bezzle）这个词，用来指尚未败露的贪污中涉及的金额，所以我生造了“捞灰金”这个词，即它起到的作用跟捞黑金是相同的（functional equivalent of embezzlement）。
我提出了“经济学中有跟‘捞黑金’相同的行为吗？”这个问题，我想到了许许多多的答案，所以生造“捞灰金”这个词汇。有些“捞灰金”行为就出现在投资管理业。毕竟我跟投资管理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认为美国的股东在投资普通股的过程中，总共有数十亿美元被浪费了。只要股市继续上涨，浪费掉这些钱的投资者就没有感觉，因为他看到的是股票价格正在稳定上升。而在投资顾问看来，这些钱是正当的收入，因为那确实是他出售有害的投资建议换来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尚未败露的贪污。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很少有人邀请我去演讲了。
乔治·舒尔茨
（George Shultz，1920——）
乔治·舒尔茨出生在纽约市，本科就读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工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几年之后，他跳槽到芝加哥大学。他曾有两年的时间担任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财政部长，直到尼克松被迫辞职。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2年任命他为国务卿；在里根的两个总统任期内，舒尔茨都身居国务卿的高位。他现在是胡佛研究院的成员，柏克德公司（Bechtel Corporation）、吉利德科技（Gilead Science）和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 & Company）的董事会成员。2003年，阿诺·施瓦辛格成功地赢得竞选，取代格雷·戴维斯（注：格雷·戴维斯，1942——，前美国加州民主党籍州长）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舒尔茨当时担任施瓦辛格竞选阵营的顾问。
2000年8月9日，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白宫接受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在经济生活中寻找其作用跟“捞黑金”相同的“捞灰金”行为，你们将会发现一些非常强大的因素。它们创造出某些比原来的“财富效应”更为强大的新型“财富效应”。但实际上没有人和我持相同的看法，如果有哪位研究生想要独自进行研究，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证实这个假设，我愿意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转让给他。
9. 对美德效应和恶行效应不够重视。
好啦，经济学的第九个缺点是：对经济生活中的美德效应和恶行效应不够重视。我很早就清楚地知道，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的美德效应，也有巨大的恶行效应。但如果你们跟经济学家谈起美德和恶行，他们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美德和恶行无法用大量的数据图标来表示。但是我认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很大的美德效应。在我看来，修道士卢卡·帕乔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法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美德效应。它让商业变得更容易掌握，也让它变得更加诚实。接下来是收款机。收款机对人类道德的贡献比公理教会（注：Congregational Church，基督新派的宗派之一）还要多，它真的能够极大地促使经济系统更好地运转。与之相反，一种容易被钻空子的系统对文明社会有破坏作用；而一种让人很难钻空子的系统，比如说以收款机为基础的收银系统，可以通过减少恶行而让文明社会的经济有更好的表现。但经济学界很少有人谈论这些话题。
我想进一步指出，极端的诚信精神能够让经济系统运转得更好。从前宗教能够提供一种诚信精神，至少过去几个世代的美国是这样的。宗教灌输负罪感。我们住的城区有一位很有魅力的爱尔兰天主教牧师，他常常讲：“负罪感可能是那些犹太人发明的，但我们完善了它。”这种来自宗教的负罪感极大地推动了诚信精神的发展，对提高人类的经济产出非常有帮助。
许多恶行造成的负面效果是很明显的。现在出现了许多虚假繁荣的景象和稀奇古怪的促销手段——你们只要翻翻过去六个月的报纸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恶行多到足以让我们全部人都气噎。顺便提一下，每个人都对美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拿那么多薪水感到气愤。人们应该感到气愤的。我们看到许多律师和教授就如何解决薪酬不公平提出了各种疯狂的管理办法，但这些办法毫无用处。其实好办法就在眼前：如果董事会的成员都是不领薪水的大股东，那么我们将会吃惊地发现，由于我们降低了互惠倾向引发的影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领取太多薪酬的现象将会消失。
很少有什么东西比一个好例子更加令人恼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马克·吐温
卢卡·帕乔利
（Fra Luca de Pacioli，1445——1517）
1494年，卢卡·帕乔利出版了他的巨著《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在这本著作中，帕乔利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复式簿记。这个发明改革了商业行为，让帕乔利成了著名人物。他的这部著作是最早一批用古登堡雕版印刷术出版的图书。
有个奇怪的地方曾经采用的制度与这种无报酬的系统差不多。英国的地方刑事法庭有一些非专职的治安法官，他们有判处犯人入狱一年或者拘禁数月的权力。每个地方的刑事法庭有三名法官，他们并不领取薪水。他们的开支可以报销，但有一定的限制。他们每年作为志愿者工作大约40个半天。这种制度很漂亮地运转了大概七百年。那些有能力而且诚实的人争先恐后地想成为法官，担任这种要职，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没有报酬。
这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年时希望美国政府采用的制度。他认为政府的高官不应该领取薪水，而应该像他本人或者摩门教会的那些领袖，他们非常富裕，完全不领取薪水。当我看到现在加州的情况，我不敢说他错了。反正现在的情况与富兰克林的设想截然相反。其中一个现象是，许多教授——他们大多数需要钱——被各种企业委任为董事。
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人世间大多数结果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道德规范有时候必须不公平，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过于追求公平，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严重的功能障碍。有些制度应该故意制定得对个体不公平，因为这样的话它们整体上对我们大家会更加公平。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海军，如果你的船搁浅了，即使那不是你的错，你的军旅生涯也会终结。我认为和追求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制度相比，对那个没有犯错的家伙不公平的制度更能让每艘舰艇的船长呕心沥血地确保他负责的舰艇不会搁浅。容忍对某些人有一点不公平，以便对所有人更为公平，这是我向你们所有人推荐的模式。但同样地，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好成绩，那么别把这个观点写进你们的作业，如果你们念的是那些过度热衷于追求程序公平的现代法学院，那就更不能写进去了。
当然，恶行也给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欺诈与愚蠢造成的经济泡沫无所不在。泡沫破裂的结果通常令人非常不愉快，我们最近就深有体会。历史上最早的大泡沫当然是英国那次可怕的南海大泡沫。它引发的余波非常有意思。你们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发生的情况，那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除了少数特例，英国当局禁止企业公开交易股票。议会通过的法律说你们可以和几位合伙人成立合伙制公司，但你们不能公开交易股份。顺便提一下，英国尽管没有公开的股票交易，但它的经济也仍然有所发展。如果那些像赌徒般疯狂地炒股票并因此而发财的人仔细研究这个案例，他们是不会喜欢它的。长时间禁止股票公开交易的做法并没有让英国衰落。
房地产业的情况也一样。我们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公开交易房地产企业的股份，但我们照样兴建了那么多我们所需要的购物中心、汽车专卖店等等。人们总是以为资本市场就应该像赌场那样，能够让他们快速而有效地赚大钱。但资本市场并不是赌场。
南海泡沫事件
恶行效应引发的另一个有趣问题和妒忌有关。妒忌在摩西的律法中是饱受指责的。你们可能记得希伯来人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你们不能觊觎邻居的驴子，你们不能垂涎邻居的女仆，你们不能贪图……这些古代犹太人知道妒忌的人们是什么德性，也知道这些人会惹出什么麻烦。他们对妒忌真的绝不姑息，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但曼德维尔（注：曼德维尔，1670——1733，荷兰人，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因提出“私人恶德即公共利益”悖论而备受争议）——你们记得他的《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吗？他令人信服地——反正我是信服的——证明妒忌会极大地推动消费意欲。所以呢，妒忌既是摩西十诫严厉禁止的糟糕恶行，却又是促使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学中总有一些人们无法解决的悖论。
南海泡沫事件
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是英国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南海公司在171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仍在进行时创立，它表面上是一间专营英国与南美洲等地贸易的特许公司，但实际上是一所协助政府融资的私人机构，分担政府因战争而欠下的债务。
南海公司在夸大业务前景及进行舞弊的情况下被外界看好，到1720年，南海公司更通过贿赂政府，向国会推出以南海股票换取国债的计划，促使南海公司股票大受追捧，股价由原本1720年年初约128英镑急升至同年7月的1000镑以上，全民疯狂炒股。然而，市场上随即出现不少“泡沫公司”混水摸鱼，试图趁南海股价上升的同时分一杯羹。为规管这些不法公司的出现，国会在6月通过《泡沫法案》，炒股热潮随之减退，并连带触发南海公司股价急挫，至9月暴跌回190镑以下的水平，不少人血本无归，连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爵士也蚀本离场。
在其获得1989年普利策奖的作品中，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注：道格拉斯·霍夫斯塔德，1945——，美国认知学学者）综合了数学家戈德尔、图形艺术家艾舍尔（注：艾舍尔，1898——1972，荷兰图形艺术家，错觉艺术大师）和作曲家巴赫的成果。
库尔特·戈德尔
（Kunt G del，1906——1978）
库尔特·戈德尔出生在奥匈帝国，是逻辑学家、数学家和数学哲学家。他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两条著名然而有点难懂的不完备定理。第一条定理是人们可以利用一个数学系统来构造一个在此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的命题。第二条定理是从第一条定理推断出来的：没有一个前后一致的系统能够被用来证明其自身的前后一致性。
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戈德尔的发现感到十分兴奋。戈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必定有许多不完备之处。自那以后，那些优秀的数学家都说他们在数学中发现了更多无法消除的缺陷，他们终于明白，数学中如果没有悖论，就不成其为数学了。如果你们是数学家，那么再怎么努力也好，总有一些悖论是无法破解的。
好啦，如果连数学家都无法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系统中消除悖论，那么可怜的经济学家将永远无法摆脱悖论，我们这些人就更别说啦。那没有关系。生活有悖论才有趣。每当遇到悖论的时候，我就会想，要么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所以才觉得这是悖论，要么我的研究已经很有成果，已到达到这个领域的前沿。光是弄清楚我到底属于哪一类就能给生活增添很多乐趣。
这次演讲就要结束啦，我想再告诉你们一个故事，以证明人们从有限的知识库存中得到错误的观念并坚持到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海曼·利伯维茨，他是从外国移民到美国来的。他们家族在移民之前开了一家铁钉厂，来到美国之后，利伯维茨决定继续制造铁钉。他奋斗啊，奋斗啊，到最后呢，他的铁钉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老婆对他说：“你年纪大啦，海曼，是时候去佛罗里达享受生活，把铁钉厂交给我们的儿子啦。”
所以他就去了佛罗里达，把铁钉厂交给他儿子，但他每周都会收到财务报告。他在佛罗里达没住多久，这些财务报告就急转直下。实际上，它们很糟糕。所以他登上了飞机，回到铁钉厂所在的新泽西州。就在离开机场、前往工厂的路上，他看到一块巨大的户外灯箱广告牌，广告牌上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像下面有一行文字：“他们使用了利伯维茨牌铁钉。”他气急败坏地赶到工厂对他儿子说：“你这个白痴！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家工厂花了我50年的心血！”“爸爸，”他儿子说，“相信我。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他回到了佛罗里达。在佛罗里达期间，他收到了更多财务报告，铁钉厂的经营业绩继续恶化。于是他又登上了飞机。离开机场、路过那块广告牌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这块巨大的灯箱广告牌，现在上面是一个空的十字架。哇，快看，耶稣就趴在十字架下面的地上，广告语写着：“他们没有用利伯维茨牌铁钉。”
嗯，你们尽管笑吧。这个故事很荒唐，但人们执迷不悟地坚持错误观念的做法也同样荒唐。凯恩斯说：“介绍新观念倒不是很难，难的是清除那些旧观念。”爱因斯坦说得更好，他把他那些成功的理论归功于“好奇、专注、毅力和自省”。他说的自省就是摧毁你们自己最热爱、最辛苦才得到的观念。如果你们确实能够善于摧毁你们自己的错误观念，那是一种了不起的才华。
伯纳德·曼德维尔
（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
《蜜蜂的寓言》
哲学家和讽刺作家伯纳德·曼德维尔在1705年发表了一首讽刺时局的诗歌，“蜜蜂的寓言，或，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曼德维尔的哲学观是，利他主义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学术进步，人类的自私心反倒是真正推动进步的引擎。因而他得到了“私心即是公益”的悖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男爵和丽蒂亚·洛波科娃（凯恩斯夫人）》
（John Maynard Keynes，Baron Keynes and Lydia Lopokova）
威廉·罗伯茨，1932年展出，油画，现藏伦敦的国立肖像画博物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讲师，他本人是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所以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思想家。1936年，他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认为政府应该在高失业的时期采取各种方法刺激需求，比如说增加对公共设施的投入。这本书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好啦，是时候来复习一下这次小演讲中的大教训啦。我呼吁大家熟练地掌握更多的跨学科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经济生活和其他一切。我还呼吁大家别因为遇到无法消除的复杂性和悖论而丧气。那只会增加问题的乐趣。我的灵感同样来自凯恩斯：粗略的正确好过精准的错误。
最后我想重复我以前在相同的场合讲过的一句话：如果你轻车熟路地走上跨学科的途径，你将永远不想往回走，因为那就像砍断你的双手。好啦，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我来回答问题，直到没人提问为止。
男士：……衍生品合同交易会引发金融灾难。巴菲特说过大祸即将临头，企业的衍生品规模越大，它们将要蒙受的损失就会越惨重。你可以替我们预测一下这场灾难会有多严重吗？（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被删掉了，这个人问到的是衍生品——巴菲特称之为“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芒格：当然可以。成功地对未来的灾难进行预言向来是很难的。但我自信地预测，大麻烦就要来了。衍生品系统简直是神经病，它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人们以为的固定资产并不是真正的固定资产。它太复杂了，我在这里没办法说清楚——但你无法相信涉及的金额达到几万亿美元那么多。你无法相信它有多么复杂。你无法相信衍生品的会计工作有多难。你无法相信到底激励机制会让人们对衍生品的价值以及对衍生品的清算能力产生多么一厢情愿的想法。
核查衍生品账本是很痛苦而且很浪费时间的。你看看人们在试图核查安然公司的衍生品账本时遇到的情况就知道了。它核准的净值消失了。在美国的衍生品账本上，有许多从来没有被赚到的披露利润和许多从来不曾存在的资产。
衍生品交易产生了大规模的“捞灰金”效应和一些普通的“捞黑金”效应。这些效应一旦被逆转，将会引起极大的痛苦。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种痛苦有多大，以及将会被如何处理。但如果你是个头脑正常的人，曾经用一个月认真钻研大型的衍生品业务，你肯定会感到恶心。你会觉得它是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仙境记》的作者）。你会觉得它是“疯帽匠的茶话会”。这些人虚假的精确离谱得让人难以置信。他们让最糟糕的经济学教授都看起来英明无比。而愚蠢之外还有贪婪在起作用。去看《诚信的背后：华尔街圈钱游戏的真相》那本书，作者是做过衍生品交易员的法学教授弗兰克·帕特诺伊，他揭露了华尔街规模最大、声望最佳的公司之一的衍生品交易黑幕。这本书会让你想吐。
罗杰尼希·梅塔：最后一个问题啦。外面还有个班级等着进来呢。请再提一个问题。
男士：沃伦拿加州第13号提案开玩笑，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你能告诉我们沃伦对这些批评有什么反应吗？他感到震惊吗？还是很意外？
芒格：要让沃伦震惊可没那么容易。他已经七十几岁啦，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而且他的头脑反应很快。在选举之前，他通常会避开某些话题，这也是我在这里想要做的。
加州第13号提案
1978年，将近2/3的加利福尼亚州选民投票通过了第13号提案。该提案规定，物业税每年按应纳税物业的市场价值的1%征收，而且物业的增值率每年不能超过2%，除非该物业已经被出售。在第13号提案之前，加州并没有真正的限定物业税的税率，也没有规定物业每年增值的比例。第13号提案开了“纳税人革命”的先河，为罗纳德·里根赢得1980年的总统大选做出了贡献。
2003年，加州进行了州长罢免选举（注：加州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罢免现任州长的选举），阿诺·施瓦辛格当选为州长。竞选期间，施瓦辛格的顾问沃伦·巴菲特建议废除或者修改仍然受到广大业主欢迎的第13号提案，以便平衡州政府的财政赤字。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巴菲特的建议遭到了激烈的反对。下面是施瓦辛格的反应。
“沃伦，你要是再提一次第13号提案，你就欠我500个仰卧起坐。”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第六篇
问：我曾经向两个不同的商学院班级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已经学习了供给和需求曲线。你们懂得在一般情况下，当你们提高商品的价格，这种商品的销量就会下跌；当你们降低价格，销量就会上升。对吧？你们学过这个理论吧？”他们全都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我说：“现在向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你们要是想提高销量，正确的做法是提高价格。”他们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两所商学院里，也许50个人里面有一个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但在这两所现代的商学院，50个人里面居然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其中一所还是很难考上的斯坦福商学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我欣赏的主要答案。
这个问题有四类答案。少数人知道第一类答案，但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其他类。
1. 奢侈品：提高价格能够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例如，奢侈品提高价格之后，在某些存在炫耀心理的消费者看来，它的性能也随之改善了。此外，人们往往认为价格高等于质量好，这有时也能促进销量的增加。
2. 非奢侈品：和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因素相同，消费者看到价格更高的商品，往往不是认为它卖贵了，而是认为更高的价格意味着更好的质量。这种办法对那些耐用性的工业品而言尤为适用。
3. 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合法的方式用于改善产品的性能或者改善销售系统。
4. 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来促进销售，比如说通过贿赂交易经纪人，或者其他对终端消费者有害的做法——例如开放式基金的销售回扣。（这个答案是我最喜欢的，但我从来没有听到。）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第七篇
下面这个问题跟第九讲的内容有关。
问：你曾经说过，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演讲的时候，你故意漏掉了“神秘的第十个缺陷”。那是什么？
哦，对。我应该把它也包括进去，但我没有。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第九讲的原貌。第十个缺点就是我说的“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对嵌入性庞氏骗局的效应不够重视”。这个很容易证明：有些大型律师事务所用在职员工缴纳的养老金来支付退休员工的养老金，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将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但还是这么做了——而且是很高兴地这么做了。
重读第九讲
这次关于经济学的俏皮演讲发表于2003年，写它的时候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它俏皮的语气让我感到很愉快。但我希望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没有恶意的玩笑而已。我甚至希望我的某些思想最终能够进入学院派经济学，倒不是因为我想要被认可，而是因为我觉得学院派经济学需要一些改善。
发表过这次演讲之后，我看到一本书，是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的。它的作者是杰出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如我在演讲中所希望的那样，这本书讨论了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本书的名字是《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读者从书名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教授尤其感兴趣的是经济增长对道德的影响，而我感兴趣的则与此相反，主要是道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区别关系不大，因为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能明白这两者会相互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造成通常所说的“良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弗里德曼教授给这个主题增添了一句来自艾利沙·本·阿萨里亚拉比（注：艾利沙·本·阿萨里亚拉比，公元前1世纪左右第二代犹太密西拿学者）的名言：“没有面包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面包。”
事关信任
信任能让资本主义运转得更好。
——芒格
可以说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信任：我们需要信得过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与共同工作的人的性格、价值观和人品。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向来以道德高尚、品行端正著称，他们像艾伯特·盖瑞（1901——1927年任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那样，认为“正直的行为是好的，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带来好处；它们能够带来好处，是因为它们是好的”。
查理说他许多年前曾在圣地亚哥参加过“本杰明·格拉汉姆小组”的会议。本杰明·格拉汉姆给他那些聪明的追随者进行了一次“认知评估测验”，其中有一些让人极容易上当的问题。不出本杰明所料，参加考试的人纷纷中招，他借此发表了一通讲话，点明了信任的重要性：
查理和我是在1959年由戴维斯一家介绍认识的。我们是两个倾向于掌握主导权的人。然而我们自从认识到现在从来没有争吵过。
——巴菲特
这两封信分别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托马斯·墨菲（注：托马斯·墨菲，1925——，伯克希尔董事，前首都城市/美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以及唐纳德·柯欧孚（注：唐纳德·柯欧孚，1927——，著名投资公司Allen & Company董事长），表达了他们对“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的期待和喜欢。
2007年暮春温暖的一天，在南加州大学（USC）的校友公园，查理向刚获得学位的194名法学博士、89名法学硕士和3名比较法硕士发表了演讲。他告诉大家他是如何获得成功，成为世界级大富豪的。他指出，获得智慧是一种道德责任，并强调说，虽然他读的是法学院，但若要在生活中和学习上取得成功，最好的办法是掌握多门学科的知识。
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响十分热烈，之后南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爱德华·麦卡弗雷授予查理白帽协会（注：Order of the Coif，美国杰出法律学人协会，为法学院学生可获得的最高荣誉奖之一）“荣誉”会员的称号。白帽协会是一个旨在促进法学教育质量的学术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