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自然修辞，指的是在对自然进行表现或再现的符号或文本中，运用修辞方法对自然界中的对象实现的转义或逻辑呈现。在文学艺术中自然修辞相当常见: 以自然喻造物主或天堂，以山水喻精神家园，以动植物作为性别、阶层和品格的象征等。在自然修辞中，转喻是基本的意义机制: 通过对自然物和自然物、自然物和其他对象的联接并置，意象与意象、象征与象征之间彼此呼应、加 强，能产生强烈的文化寓意。笔者在讨论动物修辞时曾指出，古人以马和舞女的联结并置来形成可驯服的“野性”意象的共构，这种修辞在古诗中得到了有力的传承［9］。郑嵎《津阳门诗》云“幽州晓进供奉马，玉珂宝勒黄金羁……马知舞彻下床榻，人惜曲终更羽衣”，陆龟蒙有“月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楼不敢嘶”之语，无论是前诗中的意象并置，还是后诗中的跨域指代，以邻近性为基础的马借指舞女之转喻，使得自然修辞达成了与性别话语的符号共谋。
在对自然物的阶层意指中，转喻的基础作用亦是相当明显的。以对伦敦之雾的修辞为例: 在 19 世纪英国文学对伦敦之雾的描述中，专有名词“豌豆汤雾”( pea － souper) 被用来形容伦敦雾近乎铁锈黄的颜色。这一意象是如何形成的，又带有何种文化寓意? 科顿( Christine L． Corton) 在其2015 年出版的传记体著作《伦敦之雾》( London Fog: A Biography) 中指出，“豌豆汤雾”一词之所以能够生成，盖因“豌豆汤”乃是贫困阶层生活的投影［10］。“豌豆汤”作为连接性的转喻，一边代表着贫困阶层，一边是对“伦敦雾”的色彩特征描述: 由此，原本是属于自然景物和阶层划分两个框架内的对象，在同一物上得以共构，完成了“同框化”，自然修辞实现了对阶层符号意义的话语转化。
中国文学的自然修辞有一个独特的辞格: 比 德。这一修辞方式建立的基础，在于儒家对于自然美的基本观点: 自然之所以能够让人产生美感，不在于其自然属性，而在于自然物能够与人“比 德”，即成为象征人之美好品德的符号。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山水即君子高贵精神的投射与象征，故此《诗经》中有“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国。莫不率从，鲁侯之功”以及“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之句。在中国文学的自然修辞中，“比德”的传统相当强大，以至于刘勰对仅仅注重比喻、而不以物象兴发情感的做法不以为然:
夫 “比”之为义，取类不常: 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 枚乘 《菟园》 云，“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 贾生《鵩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糺纆”，此以物比理者也; 王褒《洞箫》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 马融《长笛》 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 张衡《南都》云，“起郑舞，茧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11］( P327 ～ 328)
故此，他才提出应当将“拟容”与“取心”并 置，使文章“攒杂咏歌，如川之涣”。可见，对自然万物的“比德”，是中国文学之自然修辞的基本起点之一。“比德”的本体与喻体之间，是靠相似性来进行联接: 如以竹子的空心有节喻君子风度，以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 周敦颐《爱莲说》) 喻高洁之心; 这一修辞手法的实质，是比喻。如赵毅衡指出的，“明喻的特点是直接的强迫性连接，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12］( P188) ，而隐喻的“喻体与喻旨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12］( P188 ～ 189) :故在比德的修辞表达中，既有如“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 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莲，花之君子者也” ( 周敦颐《爱莲说》) 般径直明白的比喻，亦有如“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诗经·小雅·鹤鸣》) 般的涵义丰富的意象并置。在这个基础之上，中国文学的自然修辞，以大量的“外应物象”相互呼应联接，共构出具有丰富美学和伦理意义的图景，其喻旨之所以能够为符号的接收者所认知，依靠的是适当的意图定点; 而意图定点的确立，常常依靠的是“外应物象”之“家族相似性”———如“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陶渊明《和郭主簿·其二》) 、“田园松菊今迷路，霄汉鸳鸿久绝群”( 刘禹锡《酬令狐相公赠别》) ，诗句中松与菊的并置，以文化符码的方式植入了比德这一修辞手法的寓意，迫使读者必须做出相应的意义解释; 而这种并置的手法，从其“邻近性”而言，依靠的仍然是转喻机制，其比喻或者说象征意味的相互对应与强化，是建立在对并置对象之共有概念框架之上的。正如笔者在讨论隐喻 － 转喻之双重机制时指出的，修辞之转义、尤其是隐喻之转义，是依靠基本的转喻机制而建立的: “符号要从本义引向转义，必须依靠转喻机制的邻近性和指涉性，这是符号的表意( significa- tion) 阶段。”［13］邻近性和共同框架中的相关指涉，对于自然修辞的建立，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