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自然在视觉媒介中的文本再现，就需要对视觉媒介的自然修辞及其模式加以审视。由于视觉修辞与语言修辞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关联和差异，对语言与图像这两种不同性质符号的转化研究，有助于考察视觉媒介的自然修辞如何生成。当代视觉修辞的起点是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图像修辞》一文，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在这里，首先要厘清的，是“视觉修辞”与“图像修辞”之间的关系。严格说来，“视觉”是指生理性的感官渠道，乃是我们感知和接收符号信息的通道———符号借助一定的媒介，如声波、光波和电波，传达到渠道，为人所感知。而“图像”则是符号的呈现形式，它是通过视觉渠道感知到的符号之一［5］( P124) 。因此，“视觉修辞”要处理的范畴，远大于“图像修辞”———如果说修辞是形式的变异和意义的转义，那么，图像修辞所处理的，仅仅是图像在各要素形式组合的变异和意义转变上的关系，而视觉修辞所涉及的范畴，还包括电视、电 影、影像化的网络文本和符号、以及任何其他通过视觉渠道感知和接受的文本所使用的修辞，甚至涉及视觉符号认知中的心象转换所卷入的修辞问题。当然，由于传统修辞学集中于讨论文学及图像艺术问题，视觉修辞最主要且基本的问题，仍然是图像修辞问题。
图像修辞的建立者巴尔特对古典修辞学与新修辞学之间的传统延续和突破有着高度的自觉: 1970 年，在《旧修辞学( 记忆术) 》一文中，他将旧修辞学定义为“从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统治西方的元语言( 其对象语言是话语) ”［6］( P173) 。此定义有两处值得注意: 其一，传统的古典修辞学关注的是话语与文学作品的形式、本质和规律，它事实上是对形式和意义机制的探讨; 其二，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文本，而巴尔特旨在建立的修辞学，是普遍意义上的修辞。张汉良曾指出，巴尔特是“超语言学”性质的: 最终建立一般修辞学这门学科的列日学派，就追认巴尔特为“新修辞学家”［7］。巴尔特的新修辞学所论甚广，除了对话语修辞提出系列符号学批判之外，他讨论的对象包括摄影、广告、电影，甚至同性恋的形象修辞。张汉良认为巴尔特最终建立的是“中性修辞学”体系，所涉及的中性修辞格多达 30 种，其间，色彩作为视觉修辞的特有修辞格，得到了详尽的论述; 而这些讨论都是在符号学理论以及语言诗学的框架下进行的［7］。巴尔特将话语修辞“移 置”到视觉渠道的其他媒介符号之修辞研究中，其研究为如何建立视觉修辞诗学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范例。
赵毅衡指出，符号修辞学是当今修辞学复兴的主要方向，并致力于研究传统修辞格在“语言之外的符号中的变异”［8］。的确如此，以符号学为进路的视觉修辞研究，对辞格在不同媒介之文本中的发展变形，有着相当的关注。不止如此，它还关注修辞的差异之产生，包括不同文化符号系统之间、不同媒介的符号文本之间的修辞之差异，是如何透过编码/解码的转换过程而得以发生的。简言之，从符号学而言，比较就是一套解释程式，其目的是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建立形式关系，进而对其建立架构。以符号学为元语言讨论视觉修辞，有助于透视在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之间，对比性的差别如何在意义层和表达层形成和“协商”的。转义在图像层面的实现，是视觉修辞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 而自然修辞作为视觉修辞研究的重要部分，讨论自然景物的转义如何完成从语言层面到视觉层面的转化，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本文将从符号学出发探讨自然修辞和视觉的自然修辞，以期对其深层的转喻机制做出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