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外科医生已经可以替换掉人萎缩的脑细胞。在进行手术之前，需要先对病人进行麻醉，而后，外科医生将其神经系统全部复制下来，例如上传到电脑硬盘里。接着，医生再把这个神经系统植入恢复后的大脑，植入完毕后，用新的脑细胞替换掉萎缩的脑细胞。当病人苏醒后，他与之前的自己仍然是同一个人，他的记忆、表达与性格全都与以往相同。我们假设，人的心理状态仅仅取决于人的神经系统模式，毕竟，人的脑细胞每天都在更替，原子和亚原子粒子来来往往。或许有人会质疑这个场景的设定是否合理，但不管如何，让我们先假装它是合理的吧。
有一天，本和贝琳达想要通过这样的手术互换身体。首先，他们会被麻醉，而后医生就开始互换他们的神经系统模式。这样，他们的记忆、表达、信仰和性格就都彼此互换了。醒来之后，拥有本的身体的人会拥有贝琳达的心理状态；而拥有贝琳达身体的人则会拥有本的心理状态。手术之后，或许拥有本的身体的人会说：“是的，我是贝琳达，我仍然拥有以往的记忆，也仍然打算学习哲学。但我说话时会发出本浑厚的声音，这简直太诡异了。完了，怎么没人提醒我本的身体经常抽筋，还少了一条腿！”
接下来就是这个思想实验的重点了。假设你是贝琳达，正等着做手术，而这个变态的外科医生明确告诉你，在手术之后，他将开始虐待其中一个人，同时给另一个人足够多的钱财并释放他。你不想被虐待，而且十分喜欢钱财。如果完全出于自利的立场，你会选择让本的身体还是贝琳达的身体得到钱呢？
当然，人们最容易做出的选择就是让那个拥有你心理状态的人得到钱。因此，假如你是贝琳达，你就会建议医生在手术后把那笔钱给本的身体。毕竟，当本的身体醒过来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贝琳达，然后继续过贝琳达的生活。这个人会记得曾经建议医生把钱给拥有这个身体的人，不要虐待拥有这个身体的人，所以只要医生能信守承诺，这个人就会非常开心。
这个思想实验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版本，称为版本2。我们暂时先不管前面讲的所有细节。假设你就是贝琳达，被一帮变态医生囚禁了，明天他们将会虐待你。你不希望明天到来，因为明天你会受到虐待，而且是你竭力想要避免的、可怕的、痛苦的虐待。这些医生观察到了你的恐惧，决定做出让步。在虐待你之前，他们会抹去你的所有记忆，当然，并不会抹去你一般的生活常识与语言能力。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会遗忘事情，所以让这些变态医生彻底抹去你的记忆也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可是，在虐待开始之前，即便这个身体会说“我不知道我是谁”，即便这个身体和你已经没有任何心理连续性，但你仍然会害怕这个身体遭受虐待。
只要在这个版本的思想实验上附加一些其他假设，它就可以轻易转换成之前的那个版本。然而，与上一个版本相比，在这里你不希望贝琳达的身体遭受虐待。假如医生告知你，他们把你的记忆抹去之后，将会把一套新的神经系统植入这个大脑，比如本的那一套，这时你或许仍然会害怕被虐待。那么，为什么经常出错的记忆、不断变化的意图等能决定我是我，而物理实体、身体的感受却不能决定我是我呢？此外，当你知道你的记忆、意图没有被抹去，而是被植入本的身体里时，你为何又会觉得虐待贝琳达的身体并不是在虐待你呢？
这两个版本的思想实验揭示了如下的难题：很显然，你不希望受到任何虐待，但是，你究竟是不希望这个肉体受到任何虐待，无论里面是谁的心理状态；还是不希望这个心理状态受到任何虐待，无论它在哪个肉体之中呢？
版本2的思想实验强调了身体在判断个人同一性中的作用，或许正是因为拥有同一个身体，所以你才是你。然而，根据洛克的观点，“我”似乎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身体之内。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了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的故事，有一天清晨他在噩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我怎么了？”他问道。我们被作者诱导，因而都以萨姆沙的心理状态来判断他的同一性，但这个故事所描绘的一切，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只巨大的甲虫突然有了记忆，而误以为自己就是格里高尔·萨姆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