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世纪，在那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对自己身体和技术失去控制的标志来自一个叫磁带录像机（VCR，video cassette recorder）的机器。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这个跟箱子一样大的设备连接到电视机上，设置好，就可以录制一段你想保存的电视节目，然后能播放一段镜头摇晃、满是雪花点、让人头晕的视频。当时那可是现代技术的奇迹！电视因为它而复兴。当时距你可以通过美国葫芦网（Hulu）看视频或从美国电视网（TV.com）网上下载视频还有好多年。
VCR非常笨重，它很快成了20世纪末技术产生代沟的标志。它将世界分成“老人”和“年轻人”，老人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VCR的人，年轻人就是那些可以帮你设置它的人。性别因素也加重了这种情况。“我太老了，学不会怎么设置VCR了。”通常会这么说的是女性，此时就会有一个年轻人来帮她设置。
“年龄，”帕特森说，“在许多时候会成为懒的替罪羊。”
用“懒惰”来形容带着钢铁气息的20世纪可能会很奇怪，但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20世纪为我们工作所设定的许多条件和制度就是委派专业人士去监督工人，因而将外行的身份分配给了其他人。但是在20世纪之前，你会发现一个不同的系统。在前工业社会，你通常会通过在集体中工作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向那些擅长修复牛车的人求助，送他你自己养的斑点苏塞克斯鸡作为报酬。不是说他是专家而你不是，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你们总是在互换专业知识——因差异而合作！下一周的时候，那些帮你修好车轮的人可能要维修栅栏，他可能会找你帮忙。而现在，如果我的VCR上的信号灯闪烁是由于我不熟练的操作造成，而且旁边没有年轻人可以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会按照时代教给我的办法解决：打开黄页，拨打“电视机修理”电话，找专业人士上门维修，重新设置VCR。作为报酬，我给他的不是一只鸡，而是40美元。
远在工业时代之前，专业知识就已经存在，但是20世纪的标志是将专家的资格形式化，也就是要明确分出谁会处理某个问题，而谁不会。20世纪的专业知识完全被认证化、工业化和形式化，而且被纳入严苛而死板的重要性等级中。那些归类为重要、受尊重或报酬高的技能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默认标准。每个领域都根据委派的专业人士来对人进行分析，这正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将员工划分为白领、蓝领和粉领工人；将家庭和工作分开；将不同的领域分开；将“科技”和“人文社科”分开；将艺术、数学等天赋分类；将能力分类；将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分开；甚至将脑功能分区，比如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小脑对音乐的情绪反应等。整个世界和人都按照不同的方式被分类评估，因为在人类历史过去的100多年中，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分出了各种被制度化和认证化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所以，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然。
到了万维网的时代，世界所有媒介上的所有文档，将每个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让每人都可以不通过专业人士的介入随时随地与任何人和事物建立联系。在21世纪，如果牛车轮子需要修理，你不会再去黄页上找专业修理工，而可以去牛车网上发一张坏掉的车轮的照片，向网友征集修理的建议。在几分钟之内，可能一个身在泰国的人会指导你一步一步来修理，另一个来自巴厘岛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如果20世纪是一个培养专家，对其他具体事情不必特别关注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就是众包专业知识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知识储备，学习如何通过一起工作来解决问题。我们才刚开始进入这个过程，但是第一步是忘记过去形成的假设，不仅关于谁是最好的专家，也关于我们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成为专家的能力。这就意味着要摆脱许多有关有能力和无能力、技术超凡和技术很弱，甚至无可避免地变老的观念。生命就是不断地进化、改变、对知识混合和重组进行个体化的过程，是不断地学习、忘却和再学习的过程。没有一个可以到达或从此衰落的顶点。那些“10年事件”并不会为我们招来厄运，顶多是我们会以此为借口，说自己现在30岁、40岁或50岁了，变老了，因此好多事情只能委托年轻人去做了，就像设置VCR一样。
我们无法通过抱怨年龄和避免变化来从任何事情中侥幸逃脱。使用衰老作为借口强化了我们自己失控的感觉。能感觉到自己在掌控着一切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由布兰迪斯大学寿命研究实验室负责人玛吉·拉赫曼（Margie Lachman）所领导的一个研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2006年，拉赫曼的团队对355名年龄从21岁到83岁之间的成年人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由美国国家老年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NIA）资助，特别用来研究中年人和老年人对自己认知功能所知觉到的控制感。所有参与者都被要求来回忆一列由30类不同事物构成的单词组，例如水果类、树类、花类等。
这个研究显示，并不是年轻的参与者能回忆起的名字更多，而是那些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感到自信的人表现得更好。
髓鞘的作用
从生物学的角度，21岁的人与60岁的人的大脑之间存在差异。髓鞘是主要差异所在，那些主张年龄决定论的人总是会强调这一点。髓鞘是一种脂肪物质，它在大脑中包裹着每个神经元的轴突。21岁的人正是产生髓磷脂非常多的时候，神经元就可以快速传导兴奋。髓鞘化的神经元比未髓鞘化的神经元在信息传导速度上要快100倍，髓鞘让神经冲动可以顺着轴突顺利地传导。
我们回到在第二章所看到过的赫布原则：一起放电的神经元相互交织。经过良好髓鞘化的神经元能更好地放电。从25岁开始，髓鞘开始慢慢减少，在60岁的时候快速下降。2中年和老年时期的去髓鞘化被认为是短时记忆和工作记忆能力减弱的原因，这种记忆对于需要按序操作的工作是必须的，比如操作VCR。
去髓鞘化是大脑生物学的一个事实，但是也是比较复杂的。没有人知道在个体去髓鞘化是如何发生的，达到了什么程度，或者髓鞘化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能改变个人生活。目前还没有办法来持续地测量个体去髓鞘化的过程变化，不管是生物学上还是行为上的。生物学上的变化必然导致表现或行为上的变化，这是一个跳跃式的推论。正如我们从白板上看到的那些数字，意志和态度的力量可以压倒性地战胜下降的能力，并且这种补偿的程度非常大，缓慢的老化过程成了相对不太重要的因素。
美国总统在48岁才宣誓就职，但人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全球500强公司中美国企业新CEO的平均年龄是48.8岁。在今天相对年轻化的数字工业中，出任CEO的平均年龄是45.2岁。3他们中年时期的神经元正在磨损！但这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对年轻的定义是在变化的，根据环境变化而不同。48岁对于领导一个国家或企业来说是“年轻的”，但是对于身体康复、设置VCR或记忆力水平来说就是“老的”。
拉赫曼的研究告诉了我们许多与生物学相关的态度的重要性。对控制自己认知的自信可能比去髓鞘化带来的消极效果更强大。她发现，从统计数据上看，信心与记忆的相关度高于年龄与记忆的相关度。正如拉赫曼的总结：“个体的控制感既是与年龄相关的记忆丧失的先兆也是其后果。”
25岁及以上的人都需要好好读读这句话，拉赫曼的意思是你感觉到的自信和控制感有助于保持记忆力；对自己的记忆力有很积极的感受有助于获得美好的回忆。
反过来也是真的。如果你正处于中年，发现自己有时候记不住一些名字，你可能会放大这种记忆减退的效果并挫伤信心。如果你把忘记一个单词都看作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前兆，那你的自信心就会开始动摇。拉赫曼的研究表明，丧失控制感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很快这个过程就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失误将被放大而积极的东西则变得越来越不显眼。这是对注意力选择性的自我强化。
我18岁的学生就不在乎他们是否在课堂上忘记一个名词。之前我教“互联网上的大脑”时，进行过一个相关小实验。
课堂上的讨论总是充满活力并且拓展得很宽泛，包括了从平行GPU（图形处理器）的三维渲染到佛教徒冥想时的脑电波活动。这些学生的年龄都是18～22岁，只有一个“很老”的28岁研究生是例外。当一个学生忘记某个名字或单词时，我就记录一下，看看他们如何弥补这个失误。这种失误发生的频率比你想象得要多：每人每节课5～7次。
他们会做何反应？他们自己很少能发现这一点，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记忆失误并不会打断他们的谈话，很少能让他们从正在讨论的观点中转移。如果它不重要，他们会直接跳过，会说一些“我先略过他的名字”之类的话来替代，然后就继续。如果忘记的是重要的细节，另一个同学通常会跳出来帮助，说出那个被遗忘的。在其他情况下，在课上没有想起来的同学会随后在课堂的博客上发布相关信息，通常是给出相关的文章链接或视频网上有趣的相关视频。没有尴尬，没有道歉。
在我14周的课程中，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中年人那种记忆失误时出现的自我意识的难堪。我有一个同事，她在忘记某个名字的时候都会停住自己正在进行的话题，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道歉。当她支支吾吾地道歉而不是先说完她该说的话时，我们都感到尴尬。当然，这种失败和难堪让她更没有信心，这又加重了下次遗忘的可能性。
我非常佩服那些能够很轻松优雅地处理这种不可避免的尴尬情况的人。这方面没有人比南内尔·基奥恩（Nannerl Keohane）做得更好，她是杜克大学1993年到2004年的校长，也是我的朋友和导师。基奥恩对每个碰到的人都非常亲切大方，从任何标准来看她都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她作为校长总是非常优雅，不管多少教职员工、学生、校友或其他相关的人来杜克大学参观时跟她打招呼，她总能找到一些方式与几乎每个人都亲切地说上几句。
“你在名字方面的记忆能力超凡啊！”在观察基奥恩在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公共事务上的表现之后我说。她提出反对，她觉得自己正确记住名字的能力只是在一定情境下够用，但并不算很出众。她说自己总是试图与每个遇到的人进行一些有意义的联系，所以会在交流中交换一些重要信息。“这比记得名字更重要。”她说。
之后我便认真地观察基奥恩。“很高兴见到你！”她可能会在聚会上像这样非常热情地跟人打招呼。然后她参考了一个刚刚碰到的人或另一个人所提供的信息后问：“你的孩子对学校感觉如何？”有时她会说出对方的名字，有时不会。我不清楚她是否说了名字，重点在于名字不是关键。但是就这样一段谈话开始了，一个联结建立起来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如果她注意都集中在是否记住了一个人名字，则谈话的过程会停止。注意的焦点会从她热情的、人性化的互动中转移到是否能够记住名字的能力上去。
记住名字的能力是一种成就，但是在不管能否想起对方名字的情况下，与正在对话的人建立联系才是更大的成就。从神经科学的角度，这也是更好地记住名字的方式。你越是站在那儿结巴，越难以提取被遗忘的线索。如果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与这个人有关的线索上，则更有可能从记忆中提取出他的名字。
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VCR程序设置上。如果你设置过它，下次再设置的时候会更有信心。如果你将这个任务交给你年轻的儿子，那你正在养成一个坏习惯，回避你不想做的事情并责怪你的年龄。如果帕特森在这里，她会责骂并督促你练习使用普拉提凯迪拉克床，好好地倒吊着拉伸一下身体。
年轻人的自信，不怕遗忘的自信，是我喜欢与年轻人一起互动的重要原因。
詹姆斯·盖恩斯（James R. Gaines）是《时代周刊》《生活》《人物》杂志的前编辑，他创办了一家名为FLYP的多媒体在线出版公司，将动态文字、制作精美的动漫和音频视频结合起来。61岁的盖恩斯在公司里走到哪儿都是年龄最大的，经常是其他人的两倍。他很快发现他是唯一一个在乎自己年龄的人，他年轻的同事们希望得到他的新想法而不是过去的经历。他得学会在此时此刻和未来思考，而不是想着过去。他是运营的老板，但却需要每天依靠年轻人来帮他处理视频解码和MySQL数据库等技术问题。他知道自己对年轻人的依赖不仅改变了办公室的等级格局也改变了他自己。他既拥有作为老板的智慧，也具有作为学习者的能量和热情。“因差异而合作”可以让老师再次变为学生，让学生和老师的位置互换。
这就是不把设置VCR的任务交给年轻人。这是独特的头脑之间的合作，跨代际的合作，同样也是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信任和不对称地交换，甚至有一种肖恩·巴蒂尔式的促进式领导作用在这里，因为在使用最新的技术时，盖恩斯将领导权交给其他人。
盖恩斯喜欢坐在一边看着聪明的年轻人讲话。他特别高兴的是，一个在FLYP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年轻同事评论说：“看到像詹姆斯这样的人会为我们所做的东西而兴奋，这让我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有点像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的热情提醒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盖恩斯发现，当一个年龄只有他一半的人以一种慈祥的方式恭维他时，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他们会说：“找一个年轻人，那就是小詹姆斯了！去吧，年轻人！”
盖恩斯给FLYP带来的是一种冷静和“胜不骄，败不馁”的能力。这个技能为他年轻的同事们所赞赏，就跟他的专业知识和洞见一样。贡献的不对等并不影响双方的相互尊重，而是增加了这种尊重。盖恩斯在发现自己的新角色时很激动：“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现在是前沿的开拓者，我除了帮助他们以外别的什么都想不到。”4
互补的技能让每个人都看到不同的东西，看到更好的东西，跨代际的互补尤其是如此。我们对同伴的压力是非常敏感的，总是与中年人一起外出，你会开始强化他人最坏的习惯，就像看到理疗泳池的那些人一样。
如果学校和工作场所以20世纪工业时代的方式运作会怎样？想想作为过去养老院产物的护理室制度，发展出独立的护工来专门照顾老年人是20世纪典型的职业分工和提高效率的方式。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老年人的同伴不只是老人，会对他们更好。有研究表明，如果让老年人与青年人、婴儿相处，或者让他们照料残疾人、孤儿，甚至是养养狗、仓鼠或金鱼，他们的衰老症状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让一位非常虚弱的老年人养一只宠物，由他来负责照料宠物，可能比其他方式更有利于延缓老人衰老。这其中的关键是重建活力、目标、差异和控制的感觉。虽然大部分控制都是错觉，但为什么不培养一种有利的错觉呢？应对像镜像和幻肢这样的错觉需要一些小技巧，但是如果小技巧是有效的，为什么不用呢？就像玛吉·拉赫曼说过的：“你越相信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来帮助改善记忆，就越有可能努力采用策略并将资源合理分配，你也就越不会担心忘记。”5
就像在“互联网上的大脑”课上的学生们那样，如果你忘记了，为什么要担心呢？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以后再通过学习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