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论错误地应用于解释社会发展规律，认为社会阶层中顶端的贵族们之所以能达到这个位置是由于他们一代代遗传的优秀品质。高尔顿认为，为了保证整个社会“适者生存”，英国政府应该给贵族补助来鼓励他们更多地生育孩子，而对贫民应该采取绝育。这个观点看起来与达尔文关于物种中“强者生存”的观念是相反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高尔顿是优生学的狂热信徒，力图在人类身上实行选择性育种。他提出了“先天与后天”的说法，相信遗传的、天生的特征才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人类的遗传特征库正在变弱，他相信自己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来证明优生学观念。他是第一个通过问卷形式来收集实证证据的人，他还研究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统计概念，如标准差、统计相关性和均值回归。27
这些统计学概念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我们知道注意力是具有选择性的，统计数据的应用通常是支持那些主流价值的。由于我们很难避免不用受到过去经历和学习所影响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无法看到全部的世界，因此不出所料，偏差被看作是不好的，被看作是问题而不是变化。一旦我们确定了均值，则与均值偏离就是不可避免地下降。当我们测量结果下降时，就很像在为失败、减弱和下降轨迹提供科学支撑，证实这是一种危机。但非常有趣的是，在第一次使用统计方法和多选题或IQ测试中，就已经存在着需要被解决的标准或者智力下降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科学的测量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了解决假设问题的。
并非每个使用统计或者客观测试形式的人都是为了证明自然是偏爱统治阶级的。例如，霍勒斯·曼创立了比当时由权贵运作的私立学校和精英大学更加公正的公立学校和考试制度。但是当看到一直以来宣称量化和客观的评估方式成了为意识形态进行辩护佐证的工具时，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
那些来自机械时代的测量方法也体现了机器时代对统一和效率的崇拜：统计分析方法、标准化或者多项选择题的考试，以及对“天生”能力的智力测试。近一个世纪来，这三者几乎定义了所有关于教育和学习的理论。
但这也并不是说，教育哲学家们和改革者们就从未对这些方法、测量和结论表示过抗议。许多人都抗议过。在《人类的误测》（The Mismeasure of Man）一书中，哈佛大学的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就展示了量化数据如何被误用来支持那些预先接受的观念，而不是测量他们所宣称要测量的东西，往往那些需要测量结果支持的观念正是建构这些测量的基础。28他认为智力确实存在着遗传的成分，但它通过文化特权来遗传，靠财富所支撑，通过父母传递到孩子，这是教育的产物，而不是基因的产物。29古尔德的这个观点最近被一批受过计算科学训练的教育学家们所证实，他们将年终考试的分数和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一起分析。他们发现，测试分数和学校所在地区的收入水平、学校、社区甚至个人家庭的收入水平明显相关。随着个体数据量的增加，也越能发现，通过年终考试所测量的“标准”其实就是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家庭的生活标准。30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蒂莫西·索尔特豪斯（Timothy Salthouse）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否定了当前人们正式使用的测试可以测量出真实学习潜能的假设。大部分心理学研究智力或者倾向时通常都是对抽样的样本进行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