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罗伯特·耶基斯（Robert Yerkes）说服美国军队对上百万入伍军人进行新修订的斯坦福-比奈智力测试，以此判断哪些人能成为军官，哪些人成为海外服役军人，哪些人的智力水平不适合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23这个巨大的测试样本后来被用来“证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讲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比其他人IQ高，他们是“天生”的高智商人群！对英语的熟悉和对内容的熟悉与智力无关。给识字的人用A类测试，给不识字的人用B类测试，两类测试都很有迷惑性，很难得高分。这引起了优生学上的担忧：美国人的智力水平会因为移民的混入而降低。很快，这个测试不仅作为决定个体智力水平的科学方法，也成为测量群体智力的科学手段。美国的移民官员采用了这些测试，对1924年的《移民限制法案》（the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和其他排斥移民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24这些测试也作为对长期种族隔绝政策的辩护，并以此作为诸多不平等法规的依据。25而女性与男性在IQ测试上没有差异的事实却被忽略。用来“证明”不同种族的人天生有不同智力水平的测试，却没有被用来“证明”性别之间的智力平等。26
在讨论如何进行测量时还得考虑一个因素：我们用来理解测试分数意义的统计方法。测量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特性，但是经过了近百年的比较测试后，我们发现在测量的每个东西里都有内在的“均值”和“中位数”，这种测试的形式已经深入我们文化的骨髓，我们已经不可能将评价和分布曲线分割开来了。好像如果没有人垫底的话，就不会有人脱颖而出。我们如此看重分数和数字，就好像它们真的能告诉我们关于能力的客观事实，以至于不知道从何时起，人类的所有精神活动都要有一个分数，并且在整个人类的正态分布曲线之中有其位置。
但是，我们对测量进行统计假设是最近的事情，这也是工业时代的一部分。我们熟悉的现代统计学的许多特征来自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他是达尔文的表哥，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