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事功学派的兴起。
与朱熹理学、陆氏心学同时，浙东地区的学者也异军突起。前有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后有叶适跟朱熹、陆九渊鼎足而立。与朱熹、陆九渊专注于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不同，浙东学者更侧重于经世致用的“外王”之学，更加关注社会现实，重视历史经验，强调建功立业，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事功学派”。这个学派大体处于宋代思想发展的主脉之外，但却有声有色，影响深远。
吕祖谦像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人称“东莱先生”。由他创立的“金华学派”，在当时极具影响力，开启了浙东学派的先声。
吕祖谦出身于官宦世家。吕氏家族的成员除官位显赫外，在学业上也颇有建树。所以《宋史?吕祖谦传》说：“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
吕氏家学的基本特征是“不主一门，不私一说”，这种特点被吕祖谦发扬光大，形成了宽容宏大、兼收并蓄的治学风格。吕祖谦尤其擅长史学和文献学，主张明理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对外力主抗金，对内改革弊政。他创建了与岳麓书院齐名的丽泽书院（取《易经》兑卦“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以命名，在今金华城东丽泽弄一带），培养了大批学者，一直影响到明代的学风。
在金华东南的永嘉（今属温州）地区，也形成了一个以提倡“事功之学”为主要特征的学派，因其代表人物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都是永嘉人，所以又称“永嘉学派”。该派主张“开物成务，道在物中”，重视现实，重视事功，批评理学和心学，注重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经世”和“外王”的思想，使儒家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个人心性修养，构成了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最能体现浙东学派气势与风骨的，当数一代奇才陈亮。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金华永康人。《宋史?陈亮传》说他“生而目有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是一位才华横溢、志量非凡的人杰。由他创立的“永康学派”与永嘉之学一样，反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认为道与理都存在于实事、实物之中，提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功利主义，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陈亮与辛弃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毕生为抗金奔走呼号，著有《中兴五论》《酌古论》等名篇，议论风生，气势纵横，壮怀激烈，堪称“文中辛稼轩”。
围绕着王霸、义利这一儒家学说的固有命题，陈亮与朱熹进行过往复多次的沟通和辩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是浙东事功学派与程朱理学之间矛盾公开化的体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朱陆“鹅湖之会”的辩争。朱熹的世界是先验的，强调心性道德的修养；陈亮的世界是经验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本领。二者的学术路径根本不同。面对道学诸儒的指责，陈亮自信而豪迈地回答：“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浙东地区的民风重现实、讲事功，南宋事功学派的兴起与这种民风以及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这种风尚一直传承至今，成为当地人务实创新、发展商业、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之源。
宋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重要转折时期，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理学。宋代思想的革命性变化具有深刻的背景：一是教育的高度发达和自由讲学之风的盛行，这是学术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长期共存、互相借鉴和交融，导致了新儒学（宋学）的兴起；三是新儒学的兴起与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伴始终，在其突破旧有学术传统的过程中，呈现出诸家各派相互争鸣、相互激荡的繁荣局面；四是相对的政治开明和士人地位的空前提高，也极大地拓展了宋朝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兴趣点，在推动主流知识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知识与学科的进步；五是宋朝所处的内外形势和政治变迁，促成了宋代思想从义理之学到心性之学的转变，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正好发生在北宋中后期。
简言之，由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宋儒经世致用的热忱和追求“外王”的抱负遭遇了重大挫折。此后，宋儒主要注重于探究心性道德的“内圣”之学，致力于振兴和重构儒家伦理的本体价值。到南宋后期，理学（道学）最终确立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相对应，宋代思想经历了具有内在逻辑必然性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是现在人们热议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从宋朝开始走向内向的问题，这个转向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引导出近代化进程，或者说这种变化由于外力作用（蒙古入侵）被打断了。同样，宋代新儒学的主要着力点也不是颠覆传统，不是为新制度开辟道路，而是对固有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并且这一思想成果本身又构成新的传统的一部分。
宋朝的士大夫不但是一个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个政治主体。他们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这种主动性造就了宋朝文治的昌盛。但新儒学毕竟是少数士大夫精英挣扎和奋斗的产物，由于新儒学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宋儒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虽然理学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道德理性和内部秩序的重构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使传统儒学得以脱胎换骨，但民族精神却失去了汉、唐时代恢宏开拓的气象。从宋朝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道，民族本位文化愈形强固。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使他们追求和探索新知的创造力日渐迟钝，这些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稳定却停滞的状态。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发生在南宋时期的两次著名的思想学术论争，也引发了后人无尽的思考——
在朱熹与陈亮的论辩中，朱熹以天理论王道，体现了他试图规制统治者过分欲求、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努力，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意识。但因为贬低汉、唐，朱熹在历史观上是保守复古的。陈亮以事功言王霸，试图通过对汉、唐君主的褒扬，激励当朝统治者励精图治，收复失地，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虽未必“薄古”，但肯定“厚今”，体现了积极向前的历史观。但他对王霸事业的赞美，则有可能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因此，余英时先生认为：“在当时儒家政治思维的脉络中，陈说实为君权张目，是比较保守的；朱说约束君权，反而是比较激进的。”
同样，朱熹对陆九渊的指责也反映出正统理学家的深深忧虑。因为他看到陆九渊的心学确实已具有南派禅宗那种“心的宗教”的模样：以我为主，我行我素，自立自主，无所羁绊。这种指向有可能冲破儒家道德理性的最后防线。诚如陆氏自己所说：“激励奋迅，决破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这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具有鼓动性！它说明儒学内部其实潜伏着变革与反叛的巨大能量，说明儒学不仅强调对群体价值的尊重，同时也鼓励个性主义。尽管陆氏“心学”长期处于儒学的边缘地位，但它点燃的强调自我、发掘自我的思想光焰，却接续了玄学和禅宗的精神，成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直暗中影响着那些具有反叛精神的士大夫和蔑视传统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