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影响的历史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学问家、思想家。朱熹说他“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这是很符合事实的。他毕生重视经学研究，并用来指导自己的社会政治实践。由他创立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荆公新学”，在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讨论新儒学，总离不开“心性”“性理”之类的名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儒学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重经验而轻思辨。内中可资构建体系的部分，厥惟其心性论和天道观。宋儒在疑传注、辨义理之余，转而浸淫于“心性”“性理”和“天道”的讲求与探讨，既反映了宋儒形而上的思辨冲动，更体现了他们重构天人之际、捍卫儒家道统的强烈使命感。而这种风尚的形成，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融合与激荡的必然结果。
在新儒学由“义理之学”向“性理之学”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大成果：一是荆公新学的流行，二是理学（当时称为“道学”）的确立。就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王安石的新学远远超过了理学。
王安石早年撰写了《淮南杂说》和《洪范传》，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宋代经学史上的地位，人们甚至把他比作当代的孟子。他的女婿蔡卞在论及荆公学术时曾讲：“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王安石真迹《致通判比部尺牍》
这两部著作以阐发“道德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与理学之徒每有相通之处，而高明自得常常过之。侯外庐先生认为：“道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想里，开别树一帜的‘先河’，也是事实。”贺麟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想最为接近。”
王安石成名很早，且生性自负，曾有诗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足见其心气之高，志向之远。他一贯认为，研究经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主张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当时迷信“祖宗家法”的风气，推行广泛的社会政治改革，实现富国强兵。
在王安石以前，范仲淹力倡精神风气，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学术成就有限。李觏依托先王之制阐述社会政治理想，设计富国强兵蓝图，但因仕途偃蹇，无从施展。唯有王安石集经学家、政治家于一身，遭遇神宗，千载一时，使其宏图抱负得以充分施展。这种人生经历，不但宋人无出其右，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
在王安石主持的各项改革中，最能体现“法先王”理想的，当属以“经术选士”为主旨的学校科举改革。王安石认为，圣人之学湮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根源在于人才凋敝，风俗败坏。要变风俗、立法度，必先本于讲学。学术既明，才可以施用于政事而不至被流俗沮格。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尊师儒、兴学校、明经术、变科举，培养选拔精通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从而革除时弊，移风易俗。
这种观点，也是新儒学兴起以来士林精英的共识。早在熙宁以前，欧阳修、孙复等人就对科场士子奉为准绳的汉唐注疏之学大加挞伐，要求朝廷重新注释儒家经书，以便学者取法。到了熙宁六年（1073年），朝廷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负责，训释《诗》《书》《周礼》三经新义。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修成进御，由国子监雕印颁行，作为官方教材，让天下士人学习。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的目的，就是为了“同风俗，一道德”，以经术造士，培养支持变法的人才。这既是新儒学发展的自然产物，也是配合变法的政治产物。
王安石的“新学”究原于心性之际，推本道德性命，以《孟子》为宗，援《洪范》《周易》《论语》《中庸》诸篇立说，又以老、庄、扬雄各家参验，而归于高明自得之学。继而施用于礼乐刑政，尤其借重《周礼》立法创制、设官分职的遗意，为变法张目，可谓体用兼赅，本末毕具，既是义理之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进的重要一环。
从王安石开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然成风，新儒学在诸多领域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换和学理更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王安石立足儒学，融合儒、道，创立了形而上的道德论、人性论及修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发展。
在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方法定的学校和科举教材，“荆公新学”也长期居于官方显学的地位，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某种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天下士人虽然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因为利害所系，只不过是曲意附和，真正能够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再加上政治斗争等复杂因素，“荆公新学”也与熙宁变法一样，成为历史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焦点。到南宋以后，在理学家不遗余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异端邪说，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