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的政府改组，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批主张改革的政治新星进入执政的行列，这在仁宗即位以来还是第一次，表明了仁宗皇帝决心兴利除弊、锐意革新的政治态度。
同年九月，仁宗在天章阁召见中书、枢密院官员，向他们询问当世要务和治国方略，又下手诏给范仲淹、富弼等人，让他们就国是发表意见。随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分别上书，向仁宗陈述了自己的改革建议。
从这三人的改革建议来看，共同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提拔贤能，罢黜那些不合格甚至有罪过的官员。此外，范仲淹还从加强法制建设、改革选举制度等更为长远的方面提出了改革吏治的途径和方法。
庆历新政涉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其矛头却是直指官僚体制的各项弊端，因而势必会损害官僚队伍中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韩琦在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时，已经预感到改革一旦推行，流言蜚语必然随之而来。所以他特别希望宋仁宗用人不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重振纲纪，实现太平。范仲淹早就被守旧官僚们讥为“迂阔”，此番主持新政，更成为这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故技重演，仍以“朋党”之名攻击改革派，诋毁新政，最终导致新政流产。
就在守旧派向新政官员施放明枪暗箭时，又发生了若干意想不到的事件。这些事件不但暴露了新进士大夫自身的弱点，授人以柄，而且也造成了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凡此种种又被守旧官员利用，致使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再次触动了宋仁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由怀疑新政人士进而怀疑到新政本身。
首先是台谏的分裂。
新政期间，欧阳修也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但文章名冠天下，而且一向以风节自励，遇事敢言，是公认的清流领袖，也是范仲淹最坚定的支持者。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调整谏官人选，以天下名士为之，欧阳修位列首选，被任命为知谏院。上任伊始，他就表现得十分活跃：遇事必奏，言辞切直，举劾官吏，无所顾忌。而他在新政之初攻击得最多的，竟然是同样以弹劾官员为主要职责的御史台。
当时御史台的长官是王拱辰，他与欧阳修不但是天圣八年（1030年）的同年进士（王拱辰为状元，欧阳修为省元），而且还是连襟（二人同为前参知政事薛奎之婿）。按照常理，这种同年加亲戚的关系，最能结成天然的朋党。可是他们却在新政期间成了死对头。这也许是二人都极端自负、互相攀比、谁也不服谁的缘故。
台谏之间分裂和对抗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自此以后，御史台成为新政人士的公开敌人，成为阻碍新政实施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是滕子京事件。
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年进士，为人尚气节，以倜傥自任，一派名士风度。滕、范二人是一对志趣相投、患难与共的兄弟。早年间，滕子京也做过谏官，跟范仲淹一样敢言，因为多次上书批评宋仁宗沉溺女色而触犯龙颜，被贬出京城。后来范仲淹调离西北，力荐滕子京接任。然而没过多久，监察御史梁坚就弹劾滕子京滥用公使钱，数额达十六万贯之巨，其中除少量是按例犒赏西北蕃部之外，其余绝大部分都被滕氏做了人情，揣入私囊。不仅如此，御史还控告滕子京在听说朝廷要派人前来按察后，竟擅自焚毁了账本。仁宗大怒，令御史台全力追究此事。
这件事很快就演变成参知政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间的直接冲突。范仲淹慷慨陈词，长篇大论，坚称滕氏是清白的，甚至不惜以辞去参政之职力保自己的老朋友。王拱辰则坚持认为滕子京贪赃枉法，证据确凿，应予重惩，并且也以辞职相要挟。御史台其他官员当然站在自己的长官一边，争相论奏。
在范、王之争中，宋仁宗最终站在了王拱辰一边：庆历四年（1044年）二月，滕子京被再贬为岳州知州。在仁宗看来，即便御史台反映的情况有点夸大其词，但官员涉嫌贪污总是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范仲淹身为执政，跟被告的关系又非同一般，不但不知回避，反而在朝堂上吵吵闹闹，实在有失大臣之体，难免有朋党的嫌疑。所以，仁宗此举未始不是敲山震虎、暗寓警告。
三是范仲淹和韩琦之间出现裂痕。
就在滕子京一案闹得不可开交时，围绕修筑水洛城（今甘肃庄浪）一事，范仲淹、韩琦这两大新政领袖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在经略西北的政策方面，范、韩二人早就有过矛盾：范仲淹主守，韩琦主攻。
范仲淹离开陕西后，知永兴军的郑戬出任陕西四路都总管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郑戬是天圣二年（1024年）的进士，与范仲淹是连襟，两人关系密切。他在主持边务之后，继续实行范仲淹修固城堡、稳健防守的策略，支持边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以便秦州、渭州的军队可以互相应援。不久，郑戬调离，城尚未修好。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和知渭州的尹洙都反对修筑该城，命令刘沪停止修建。刘沪不听，照修不误。尹洙大怒，派狄青逮捕了刘沪和协助修城的董士廉。
范、韩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韩琦支持尹洙，一再上言修城的弊病。范仲淹则极力为郑戬、刘沪等人辩护，并要求把尹洙调回京师。谏官余靖、欧阳修等人都站在范仲淹一边，认为修建水洛城有利无害。为了平息事端，仁宗只好将尹洙调离渭州，同时继续修建水洛城。
范仲淹、韩琦同为新进士大夫的领袖，尹洙也是蔡襄歌颂的“四贤”之一，曾被守旧官僚视作范仲淹的同党。此次他们却在修城事件上互相对立，不仅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力量，而且也进一步加重了宋仁宗对朋党问题的忧虑。
此时西北地区的形势已基本稳定，国内的动乱也暂时平息。宋仁宗似乎觉得可以舒口气了，一年前的改革热情已开始降温，转而更加关注朋党问题。
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对辅臣说：自古以来都是小人结为朋党，也有君子结党的吗？范仲淹回答：君子、小人各有其党。如果结成朋党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显然无法消除宋仁宗的疑虑。在仁宗看来，既是朋党，总难免有小人之嫌。要想辨明君子、小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范仲淹他们是君子结党，这些君子们的自负、偏激、狂妄、强辩等习气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
同月，欧阳修写成《朋党论》一文，试图为朋党正名。可是这篇文章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首先，欧阳修不但自认是朋党，而且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这就说明，以前人们对朋党的议论，并非空穴来风。进而使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的人，全是朋党。其次，圣人早就说过“君子不党”，历代朋党为祸的事实也为人们所熟知，统治者更是以防范臣下结党营私作为维护皇权的首要任务。面对如此强大的传统观念，欧阳修为朋党翻案的论点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就连真正的正人君子也不会苟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欧阳修明白无误地把官员分为君子和小人，凡赞成其观点者即为君子，反对者则是小人，并且要求宋仁宗按此标准“进贤退不肖”。这无疑是在公开制造分裂和紧张气氛，不但使守旧派对新政人士抱有更深的敌意，也使不少中间人士感到不安，产生动摇，从而给新政带来了更大的阻力。
庆历四年六月，前朝旧臣夏竦以阴谋手段构陷新政人士，迫使范仲淹、富弼离开了京师。
夏竦博学多才，曾经当过宋仁宗幼年的老师。然而此人一向心术不正，喜欢玩弄权术。宋夏战争期间，他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主持西北防务。在任期间表现平平，实际支撑西北局面的是范仲淹和韩琦。不仅如此，他还贪恋京师生活，不能忍受西北地区的艰苦，因而一再请求内调，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庆历三年（1043年）政府改组时，宋仁宗曾打算任命他为枢密使，却招来台谏官的一致反对。在台谏官的极力阻止下，宋仁宗不得不撤销这项任命，已经启程的夏竦只好悻悻返回去。
这件事使得另一位名士石介欢欣鼓舞，他在兴奋之余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对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新政官员大肆吹捧，而把夏竦斥为大奸之人，使得夏竦怀恨在心。而且这首诗语气狂妄，荒诞不经，所以刚一出炉就引起了名士们的忧虑。石介的老师孙复说：“石介的灾祸从此开始了。”
后来，夏竦唆使自己的婢女偷偷模仿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份废立皇帝的诏书草稿，并散布谣言，说是石介为富弼、范仲淹起草了诏书，妄图废黜当今圣上，另立新主，以便推行新政。
这一招既狠且毒，就算宋仁宗不信真有此事，也足以让范仲淹、富弼等人惶惶不可终日。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防秋之名，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八月，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
范仲淹、富弼出朝后，反对派对新政的攻击愈发猛烈。宋仁宗立刻下诏，罢免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的宰执职务，正式将他们贬出京城。新政首脑转眼之间罢黜殆尽。与此同时，新政的各项措施也相继被取消，庆历新政推行仅仅一年就夭折了。
“朋党”问题虽然不始于宋代，却是宋代政治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个问题在仁宗时期上升到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不但与士大夫政治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而且左右了这一时期改革运动的走向和结局。
在历史上，“朋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好词。它起初是指同类之人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后来引申为官员各树党羽、互相倾轧。在人们心目中，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本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以致臧否失实，真伪相杂，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朋党现象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朋党亡则国兴盛。
由于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一件可怕武器。
在士大夫主体意识觉醒的背景下，宋朝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不但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后来又演化成新党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与以往的党争相比，宋仁宗时期被视作朋党的人更注重道义之争，并试图扭转传统观念，为朋党正名，指出了“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分别。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不知避讳，甚至以朋党为荣，把朋党作为君子的专利品。这种新的模式对宋朝后来的历次政争都产生了影响。
宋仁宗永昭陵
尽管宋仁宗时期的朋党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单纯意义上的权力之争，并且经常被人们视为宋朝士大夫自我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和运用，但就其实际结果来看，并未能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相反，由于新进士大夫自身素质及认识上的局限，还对政坛风气和社会风气造成负面的影响，严重干扰国家政务的正常运行和政治革新的顺利推进，成为北宋中后期党派倾轧和恶斗的先声，也成为宋朝政治史上令人诟病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