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党争。
天圣七年（1029年）冬至，朝廷举行郊祀大典，宋仁宗打算率领百官先为刘太后祝寿，然后再到天安殿受朝。时任秘阁校理的范仲淹极力反对，认为仁宗侍奉母后，只需行家人之礼，如今却要与百官同列，行北拜之仪，是“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不仅如此，他还公然要求太后还政。这样的胆量在当时也只有素称刚正的宰相王曾能与之相比，足见范仲淹恪守儒家礼法、维护皇帝权威、反对女主干政的坚强信念和勇气，也预示着他在以后政治生涯中的基本风范。因为这件事，范仲淹得罪了刘太后，被贬出朝廷。
范仲淹像
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驾崩，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城，担任谏官之职。当时有不少人都在趁机说刘太后的坏话，范仲淹对此十分忧虑和反感，便规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佑您十多年了，应该感念她老人家的大德，不要纠缠于她那些小的过失。宋仁宗接受了他的劝告，诏令内外不得对太后当政时期的事情再说三道四，从而避免了一场政治纷争。
同年十二月，仁宗在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和怂恿下，废了皇后郭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自北宋立国以来，废后之事还从未有过。范仲淹和御史中丞孔道辅等人认为，废黜皇后历来是昏君所为，仁宗此举无异于自毁圣明，便率领台谏官一起伏阁进谏。老谋深算的吕夷简让他们第二天上殿时直接向皇帝进言，自己却随即上奏说：御史、谏官伏阁请对，不是太平盛世应有之事，应当将他们贬逐。次日清晨，没等范仲淹、孔道辅上朝，内侍就传来圣旨：范仲淹等人统统贬为外官，即刻押送出京赴任。与此同时，朝廷还下令禁止台谏官聚众请对。
这一事件是年轻的台谏官们围绕朝廷大政而与元老重臣发生的首次激烈冲突，虽无朋党之名，实则是仁宗年间朋党之争的开端。因为进对言事是台谏官的职责，所以宰臣不便以朋党的罪名厚诬他们，而是用极不正当的手段挫败了他们的行动。经过这件事，范仲淹和吕夷简走上了公开对立的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包伟民
朋党是个贬义词，这毫无疑问。那么朋党问题在古代为什么如此敏感？在宋代也一样，为什么如此敏感？因为它损害了皇权。在皇帝的视野之下，所有的官员都不能组成小团体，因为一旦组成小团体，就会有小团体的利益了，就不会全心为皇帝服务了。
景祐二年（1035年）三月，范仲淹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重回京师供职。此时吕夷简已为相多年，一向“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这种看法未必公正，但至少可以反映出此人工于心计、遇事求稳的基本特征。朝中官员有不少出自他的门下，因而吕夷简难免有招权纳贿的嫌疑。在范仲淹看来，此类行径纯系奸臣所为。联想到吕夷简在刘太后当政时虽位居参政，却一味顺从，从未对太后的专权逾制提出过任何异议；等到仁宗亲政以后，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而逢君之恶，又充当仁宗废后的帮凶，这就更能证明吕夷简是个十足的小人。
基于这种看法，范仲淹回京后总想找机会再对吕氏发起攻击。
次年五月，范仲淹向仁宗献上了一份《百官图》，详细指明在这份官员升迁图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包含了宰相的私意。进而向仁宗建议说：任命大臣官员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皇帝手里，不能全交给宰相。吕夷简知道此事后，十分不悦，便在仁宗面前讥讽范氏为人迂阔、务名无实。范仲淹马上以牙还牙，写了一篇奏疏上达仁宗，其中多为针砭时政的内容，并且以汉成帝时期败坏朝纲的权臣张禹影射吕夷简。吕氏大怒，指斥范仲淹离间君臣、越职言事、引用朋党。于是范仲淹再度被贬，出知饶州。随后又有人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在朝堂上树立朋党榜，以儆戒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像
范仲淹的再度被贬，激起了不少士大夫的义愤，一些与范仲淹同样供职馆阁的官员上书为他喊冤，结果都受到处分。而职司监察的台谏官们却慑于吕夷简的威势，又害怕招来朋党之议，多对此事缄默不语。当时许多官员都不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不避嫌疑，到郊外为其饯行。王质甚至还公开宣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西京留守推官蔡襄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四贤一不肖》的诗，来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清流，讥讽谏官高若讷。这首诗一时间传遍京城，就连契丹使者也特意将刊有此诗的纸张买回去，张贴在幽州驿馆，可见其影响之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赵冬梅
范仲淹是新型士大夫当中的佼佼者，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对官僚的责任这一方面，他看得极重。范仲淹喊出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非常典型地代表了北宋中期士大夫那种有担当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这种主体意识，即主人翁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在这场政治风波中，以范仲淹为首的清流们虽然博得了若干舆论的同情，但其政治实力和经验还远不足以与以吕夷简为代表的元老重臣相抗衡。作为初登政坛的新秀，他们的力量和火候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经受更多的磨难和历练。而吕夷简一方不但势力雄厚，盘根错节，而且手段老辣，招招致命。吕夷简加在范仲淹等人头上的罪名如下：
一是离间君臣。众所周知，在朝廷各派势力斗争当中，皇帝本人的立场和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宋仁宗亲政初期宰相执政的成员构成来看，他所依赖的政治力量主要仍是一群前朝老臣。宋仁宗信任他们、倚重他们，甚至把他们视作自己治国理政的引路人和导师。吕夷简既是这群元老大臣中的佼佼者，又曾力主厚葬仁宗生母李宸妃，并帮助仁宗力排众议，废了郭皇后，因而在仁宗心目中更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不可能容忍新进后生们离间他跟老臣的亲密关系。当新、老两派闹得不可开交时，他自然会舍范而保吕。
二是越职言事。自宋初以来，统治者立法施政处处强调预防弊端和平衡牵制，要求朝廷大臣们谨遵祖宗成宪，不可妄生事端，官场中已经养成了稳重守法、循规蹈矩的风气。范仲淹们身居侍臣馆阁之职，口舌之任非其所司，却肆意议论朝政，抨击大臣。虽本意不坏，勇气可嘉，但毕竟与朝廷体制不符。吕夷简攻击他们越职言事，在道理上是说得过去的。
三是引用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为祸的事例比比皆是。宋仁宗在亲政之初，最怕大臣们结党营私，危害朝廷。前番台谏聚众请对，已让他感到头痛；此次范仲淹等人又越职言事，众口嚣嚣，肯定让他更加恼火。吕夷简对皇帝的心思了如指掌，因此不但能够让台谏系统的官员乖乖闭嘴，而且也能够以朋党的恶名令范仲淹之流轻易落马。手段虽不够光彩，但却绝对有效。
经过这场风波，宋仁宗更加念念不忘防范朋党，一再申明严禁百官越职言事。这与他亲政之初表现出来的开明姿态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