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和“新进”之争。
宋仁宗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朝廷人才济济，文官群体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出现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但当时士大夫集团中，又有“元老”与“新进”的区别。
所谓“元老”，主要指前朝旧臣，是一群被皇帝视作“有大臣体”的人物。他们虽然也是由科举入仕，但多半谨慎持重，驯顺服从，“知进退”，“不生事”。他们一般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年纪大，资格老；注重稳定，安于现状；清静循默，标榜慎独，厌恶“好事躁进”之人；人情练达，圆滑世故，很少外露，也从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善于揣摩皇帝的意思，皇帝“圣明”独断则顺从遵守，人主软弱摇摆则以镇静扶持。由于这些人身居高位，他们的个人特点难免会对官场风气产生影响，比如：稳重有余而活力不足，注重经验而缺乏创新，练达而流于世故，主静而陷于麻木，遵守成宪而失之因循，等等。总之，他们多半只有在坦途上规行矩步的本事，只有攫取和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洞察力和应变力，常常沉浸在自我比较、自我满足的心境之中；对新人新事新风尚，则通常抱有近乎本能的隔膜和敌意。一旦朝廷面临重大危机，他们往往一筹莫展，缺乏应付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只是士大夫中守旧势力的代表，是宋初以来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体制的产物，并不是士大夫主体意识和精神的体现者。
所谓“新进”，是指宋仁宗即位以后科举入仕的青年才俊，尤其以天圣二年（1024年）、天圣五年（1027年）和天圣八年（1030年）的三科进士为主体。这三届科考为仁宗亲政做了人才储备，所得进士基本构成了官僚队伍的中坚力量。其中的韩琦、文彦博、包拯、欧阳修、曾公亮、宋祁、余靖、蔡襄等，都成为宋朝历史上的一代名臣。他们的领袖人物范仲淹虽然是真宗时期的进士，但在宋朝政坛上却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史书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在《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震烁古今，也是他投身政治的宣言。
文彦博《三帖卷》
与老一辈官僚政客相比，这批年轻人风华正茂，锐气十足，在学问渊源、文章风格、秉性气质和从政作风等方面都表现出新的特点：因为初出茅庐，他们在政治上较少顾忌；又因多供职于台谏、馆阁，所以每每自视清流，自诩为朝廷正气的表率，形成了遇事敢言、奋不顾身的行为特征。他们在政治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人伦道德色彩，提倡正统，崇尚名节，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敢于对现实发表批评意见，不但矛头直指因循墨守的老人政客，而且在皇帝面前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捍卫儒家政治道德和伦理规范为最高原则。当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就自然成为果敢的政治改革者，成为体现士大夫政治传统和道德理念的中流砥柱。
韩琦《信宿帖》
这批人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宋朝政局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是士大夫力量重新崛起、士大夫主体意识再度觉醒的一个标志。
以这批人在各个领域的活动为开端，宋朝始终一贯的右文政策和重建士大夫政治传统的努力才有了实质性的意义：士大夫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阶层，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既是王朝统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礼法统治的实践者。在周边强邻环伺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它有助于增强中原王朝的正统性和文化的凝聚力，以利用文化传统的优越地位来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宋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它对宋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但是这批新进之士也在政坛上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例如：言论强于行动，目标重于手段，意气多于理智；自负固执，我行我素，无形中得罪了同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于结党，不避嫌疑，结果授人以柄，也招来皇帝的猜忌；开始以朋党自任，最终以朋党相争，是非混淆，敌我不分，尽管一心想铲除小人，却最容易被小人所误。由于这种种弱点，他们虽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却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设下了重重障碍。
宋仁宗像
宋仁宗是一位性格仁恕而软弱的皇帝。他从太后刘氏和元老重臣的卵翼下走向自立，起初也曾有过君臣一心、和衷共济、共致太平的良好愿望和热情。这种态度，使“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成为可能。随着老人政治的破产和内忧外患的不断加深，他转而倚重以范仲淹、韩琦、富弼为代表的士大夫新兴力量，试图改革弊政，有所作为，“庆历新政”是这种尝试的高潮。但他缺乏将一场改革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的决断力和意志力，同时，形势的发展又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统治集团中不但新、老势力之间矛盾重重，就连新派势力内部也是内讧不断、争斗不休，这似乎更加印证了老臣吕夷简等人对“朋党”问题的先见之明。由此，宋仁宗不但对“新政”心灰意懒，对“新人”也逐渐厌弃，转而回归到因循守旧的老路，念念不忘防范朋党，致使晚年军政日衰，局势积重难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