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人与南人之争。
宋太祖虽然出身职业军人，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奠基者，他具有自信、开拓的政治家胸怀。他深知“上马得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所以他推行的“右文”政策，不重形式，只求精神。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之臣，足以垂范后世，成为宋朝三百年文治鼎盛的开端。
宋太宗因为得位不正，自信不足，而且生性多疑猜忌，将宋太祖防微杜渐的制度设计推向极端，事必躬亲，大权独揽，官僚队伍的因循之风初步形成。当时虽然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但形式多于实效。士大夫的政治地位虽有很大的提高，但士大夫的精神意志却并没有随之高涨。顺守服从，唯皇帝马首是瞻，已成为政坛普遍的风气。
宋代的朋党问题，在太宗年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发生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为党羽、进行政治投机的事情。他们纠合在一起，以清议自命，抨击时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但他们遭到了元老重臣的迎头痛击，被统统贬出京城。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之类。就连一贯正直磊落、不党不群而被视为“天下正人”的田锡，也因为跟胡旦等人的同年关系而受到牵累，仕途很不顺当。
宋真宗时，内外局势相对稳定，政治上谨遵祖宗成宪，而辅之以黄老清静之术。宋真宗虽不像太宗那样刚愎独断、猜疑成性，遇事也愿意谋于朝中重臣，但缺乏主见，在大政方针上常常表现出患得患失、游移不定的弱点。而且他的虚荣心比起宋太宗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沉溺于种种迷信、造神活动而不知返，以至朝廷上下跟得了疯病似的，不但浪费钱财无数，也为奸佞之人干乱朝政开了方便之门。当时虽有皇帝与元老重臣共治之名，却没能将政局向好的方向引导，也没能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对“祖宗家法”作必要的调整。
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权力争斗更加炽烈，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化。这场争斗虽具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性质，但同时也隐含了南、北士人之争的意味。权力、道义、地域三者互相交错，构成了当时朝廷政争的核心内容。
被骂作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都是南方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五鬼”之中，尤以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王钦若相貌矮小丑陋，但却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闹剧的关键人物。丁谓文采出众，多才多艺，办事能力又强，但却有才无德。他不但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充当迷信活动的后勤总管，受到了宋真宗的信任和重用。
这些南方人心术不正，逢君之恶，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是高度一致的。
宰相王旦以识人善任著称，不敢过分露骨地排斥南方人士。寇准则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著名词人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七岁以神童被荐。宋真宗召他与进士千余人一起考试，晏殊神情自若，援笔立成。真宗十分高兴，赐他同进士出身。这却惹恼了寇准，说晏殊是南方人，不该得到如此恩宠。这种态度，就连真宗也觉得不像话，反驳说：“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贯参加殿试，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结果山东人蔡齐夺魁。为此，寇准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
这种北人轻视甚至歧视南人的现象并非偶然。
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给南北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使得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五代以前，由于南方比较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这种变化，绝不可能被北方统治集团轻易接受。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就连有“圣相”之称的李沆也一贯主张求治之道，最关紧要的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矛头直指梅询、曾致尧（曾巩的祖父）等南方士人。
在北宋前期，北方人对南方人的鄙薄还带有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优越感。随着南方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双方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前所未有，构成了宋朝党争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