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的唐蕃关系——吐蕃大军攻陷长安。
就在赤松德赞即位的同一年，唐王朝内部发生了天崩地裂般的安史之乱，这场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叛乱给唐朝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唐王朝的统治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然而，对于吐蕃的军事扩张而言，安史之乱却创造了意外的良机。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将防备吐蕃的边防主力调到中原，致使河西、陇右成为军事真空，吐蕃很快乘虚而入，到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安史之乱平定时，唐朝的陇右之地已全部被吐蕃占领，通往河西、安西与北庭的道路已经被完全切断。在这种情势下，长安的西边已无险可守，吐蕃大军突然成为一个近在咫尺的威胁。
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调集二十万大军，经泾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长安进犯，即位不过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之乱的元勋郭子仪担任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然而为时已晚，就在长安近郊的周至，仓促集结的唐军一战溃败，代宗仓皇出逃陕州（今河南陕县），郭子仪收集残兵败将退保商州（今陕西商洛），吐蕃大军顺利进入长安。
这次吐蕃大军之所以长驱直入，攻入长安，其原因在汉文史料中并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详细记载了其中的缘由。据《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记载，由于吐蕃在陇右地区不断攻取唐朝州县，唐朝为集中力量收复安史叛军占据的两京，只好答应每年给吐蕃纳绢缯五万匹，以换取吐蕃暂时罢兵。在《旧唐书?吐蕃传》中，则只记载了762年肃宗派郭子仪等人与吐蕃使者在鸿胪寺歃血为盟，但碍于尊严，向吐蕃纳绢的详情就没有记录下来。随着肃宗去世，代宗即位，不愿再向吐蕃纳贡，这就惹恼了吐蕃，于是达扎路恭提议，直接向唐朝京师长安进军。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确记载。
在攻入长安城后，吐蕃军队纵兵大掠，长安城被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还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人选正是金城公主的侄儿广武王李承宏。不过，郭子仪迅速组织军队开始反击吐蕃军，城中的侠少也不断制造骚乱，迫使吐蕃军队在十五天之后退出长安。虽然时间很短，但吐蕃攻占长安是大唐帝国受到外族的最大打击，也是吐蕃军事扩张的顶峰。
从长安退军之后，吐蕃军队掉头西征，广德二年（764年）攻占了河西重镇凉州；大历元年（766年）攻占甘州、肃州；大历十一年（776年）攻占瓜州；贞元二年（786年），敦煌军民在吐蕃答应“勿徙他境”的条件之后，“寻盟而降”。至此，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都落入了吐蕃之手。据统计，吐蕃总共占领了唐朝五十余州、一百五十余县，控制人口达一百六十多万。
对于吐蕃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唐朝也积极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宰相李泌提出了一个计划来遏制吐蕃，他建议：首先与回纥建立友好关系，使其从北方对吐蕃施加压力；其次，与南诏重修旧好，以便在吐蕃的南部边界增加一个与之对抗的势力；最后，争取劝说天竺与大食加入反吐蕃联盟。这样，就可以从北、南、西三方面对吐蕃形成包围的局面。
在这个宏伟的计划中，与回纥与南诏的结盟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李泌指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蕃之右臂也。”
自平定安史之乱时借兵回纥开始，唐与回纥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当德宗放下个人恩怨将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之后，二者的关系就更加稳固了。随后，回纥开始在西域特别是北庭地区与吐蕃展开激烈争夺，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对唐朝边境的压力。
南诏是由唐代乌蛮、白蛮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其中心区域大致与今天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范围相当。在极盛期，它辖有云南全部、四川南部及贵州西部地区。从民族成分来讲，南诏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先民。在吐蕃向外扩张时期，南诏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它成为唐、蕃在西南地区尽力争取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唐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巂州、戎州、姚州及安南都护府。为了抗拒吐蕃，唐玄宗积极推动六诏的统一，作为遏制吐蕃在西南边疆扩张的力量。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册封地域最南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其实，据敦煌文书《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就在五年之前，皮逻阁还亲自入朝吐蕃。这次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使之归顺大唐，可以说是一次重大胜利。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舍诏兼并了蒙雋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等其他五诏，建立了南诏国，并于次年迁都苍山、洱海之间的太和城。
奏乐陶俑，云南大理出土。唐天宝八年（749年），南诏王带回龟兹乐两部。图为南诏国演奏胡乐的艺术再现。
南诏建立之初，与唐朝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天宝四载（745年），皮逻阁还派遣其年幼的孙子凤迦异入朝长安，受到玄宗的厚待。天宝七载（748年），皮逻阁去世，其子阁罗凤袭爵云南王，但唐与南诏的良好关系却在不久后破裂。由于唐朝边将贪功，处置失当，双方陷入战争之中。天宝十载（751年），阁罗凤大败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宣布脱离唐朝，归附吐蕃。次年，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自此二者结为兄弟之国，共抗唐朝。
南诏德化碑
不过，阁罗凤虽然被迫弃唐从蕃，但内心却一直充满矛盾和无奈，大历元年（766年），他在都城太和城立了一块巨碑，即著名的南诏德化碑，来表明自己“阻绝皇化之由，受制西戎之意”，并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大历十四年（779年），阁罗凤去世，其长孙异牟寻即位，迁都于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由于吐蕃对南诏一直横征暴敛，又不停征发其军队参与对外扩张战争，南诏苦不堪言，产生了复归大唐的念头，这正好与李泌策划抗击吐蕃包围圈的时机相吻合。于是剑南节度使韦皋于贞元五年（789年）给异牟寻写信接洽，双方使者不断。到贞元十年（794年）初，韦皋派节度巡官崔佐时赴南诏，与异牟寻在苍山会盟，南诏正式归唐，并随即派军大破吐蕃于神川，取城十六座。
至此，李泌北和回纥、南通南诏的战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吐蕃大规模的扩张之势渐渐减弱，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盟。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巴桑旺堆
阅读唐朝的汉文史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唐书里头有很多与藏民族有关的记载，尤其是对藏族的军事的记载，应该说是战争的一个直接后果导致历史上留下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也使唐人对藏族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同样，吐蕃人对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到了吐蕃末期的时候，很多政治上的措施和文化上的元素，都是从唐朝制度、文化里吸取营养的。
长庆元年十月十日，唐朝宰相崔植、王播、杜元颖等十七人与吐蕃使者会盟于长安西郊的王会寺。次年，唐朝又派大理卿兼御史中丞刘元鼎为赴蕃会盟使，带领使团入吐蕃再盟，五月六日，在拉萨河畔举行了盛大的仪式。长庆三年（823年），又将盟文刻石立碑。据说当时共立三碑，一碑立于长安，一碑立于逻些，还有一碑立于唐蕃交界之地。如今，这三碑中的两座已不复存在，只有逻些那座唐蕃会盟碑历经了千年的风雨，依然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
在会盟碑的西面是藏、汉两种文字对照的盟文内容，南、北两面分别是唐朝与吐蕃会盟使臣的名单，东面则是藏文的盟词。盟文首先申明，这次会盟的目的是“商议社稷如一”，使唐蕃“再续慈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盟文再次肯定了清水会盟时划定的边界，商定了双方通传的驿递路线，并商定双方今后不再相互捉拿生口。在会盟碑东侧的藏文盟词中，还回顾了从松赞干布以来唐蕃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告诫人们，长庆会盟来之不易。今天，唐蕃会盟碑已经成为汉藏民族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