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的宦官专权。
在牛、李两党的背后，都隐隐有宦官集团的支持。事实上，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正是宦官专权，这可能是中晚唐政治生活中另一个难以破解的困局。与藩镇割据相比，宦官专权更是腹心之患。在宦官内部，也有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外朝官僚的党争纠缠在一起，给中晚唐的政治带来巨大的危害。
在唐初，朝廷对宦官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唐太宗特别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级别最高的内侍也不过是四品官。直到武则天称制之前，宦官的职能不过是阁门守御、内廷洒扫而已。中宗以后，宦官的人数增加到三千余人，但高品者仍然很少。宦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是从玄宗时开始的。
玄宗在位时间很长，对宦官的使用范围更广，限制则更少。稍微合乎他心意的宦官，就被授予三品的左右监门卫将军。据史料记载，当时宦官“黄衣已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余人”，可见其规模之大、品阶之高。
唐玄宗时权势最为显赫的宦官有两位。首先当然就是高力士，他出身于岭南，自幼入宫，后成为玄宗的心腹，在玄宗发动的几次宫廷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元、天宝时期，高力士权倾天下，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因之以取将相。不过，他对唐玄宗始终忠心耿耿，故时人对其并不太反感。另一位是杨思勖，本姓苏，也来自岭南。他有勇力，为人残忍好杀，开元时，多次率军征讨安南（今越南）、岭南等地的叛乱，屡立战功。
杨思勖墓壁画
宦官对于朝政的真正干预，是从安史之乱后逐渐掌握禁军兵权开始的。如李辅国在肃宗时从幸灵武，程元振保护代宗即位，均立下大功，但仍未直接掌握禁军的兵权。到了朱泚叛乱时，德宗仓皇逃到山南，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一路随从护卫，于是，当乱平之后，德宗不再信任朝官，而特设神策军护军中尉两员，由窦、霍二人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
唐墓壁画中的宦官形象
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
宪宗时期，宦官的权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设立了左右枢密使，由宦官刘光琦、梁守谦担任，他们成为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枢纽，使宦官干预中枢决策成为可能。枢密使的出现，最终确立了中晚唐中枢体制的新格局。其次，宪宗时，宦官还掌握了除神策军之外其他禁军的控制权，中央禁军尽在掌握中。从此，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
宦官不仅掌握了禁军，也一度掌握了地方节度使的任命。许多禁军将领为了求得节度使之职，不惜以极高的利息向富户借债，来贿赂左右神策中尉，当上节度使之后，就大力搜刮民脂民膏来还债，当时民间戏称之为“债帅”。
宦官权力的扩大，直接破坏了君臣同心同德共谋中兴大业的政治氛围，而宪宗本人最终也死在宦官之手。当然，宪宗不是唯一一位被宦官杀死的唐朝皇帝，他的孙子敬宗同样是被宦官所杀，年仅十八岁。事实上，自顺宗直至唐亡，除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这种斗争在接替敬宗即位的文宗时期达到高潮。
与父亲穆宗、长兄敬宗皇帝不同，新即位的文宗立即显示出与骄奢淫逸的父兄不同的品质来。他喜欢读书作诗，尤其喜读《贞观政要》，在与大臣们讨论政事时，也经常注意总结天宝之后的政治得失，颇有太宗遗风。对于轻易废立皇帝的宦官集团，年轻的文宗极其愤怒，希望能设法剪除。然而，这种举动带来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文宗虽然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却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登基时，他年仅十七岁，且一直深处王府之中。与祖先相比，他既没有太宗皇帝那样在沙场上出生入死的创业经历，也没用玄宗那样广交豪杰、培植亲信的政治实践，要想剪除手握重兵的宦官，实在是痴人说梦。后人评论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是颇为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