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台罪己诏。
武帝意识到，政策的转变已经等不到下一代了，必须提前改弦更张。
征和四年（前89年），桑弘羊等大臣提出，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开屯田，设亭障，以巩固汉在西域的地位。武帝借此之机颁布了轮台诏，批评屯田是“扰劳天下”，他深刻反省和检讨自己多年来的执政策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同时提出国家政策的全面转变：“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即政治上从严刑峻法转向宽松温和，经济上从垄断财利转向发展农业，对外关系上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对待百姓从重赋繁役转向轻徭薄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罪己诏的形式来自我批判的皇帝。有了错误能主动承认，而且能积极改正，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连年战争使国库空虚，这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强烈的不满，很多批判的声音随之而起，这让汉武帝不得不进行反思。
针对武帝即位以来热衷求仙的举动，田千秋上奏：“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由于这些年来求仙一无所获，武帝此时也省悟：“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只是可以少些病罢了。”于是欣然同意田千秋的提议。由于田千秋两次上奏均吻合武帝心意，于是拜为丞相，封富民侯，寓意为“思富养民”，宣明武帝休养生息的决心。
武帝的这一举措扭转了汉帝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厄运。
武帝一直非常清楚汉建立以后的政局变化和自己的使命，他曾说：“汉家庶事草创，加之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因此，到了晚年，他可以改弦更张，与民休息。这也正是他超越秦始皇的地方。
后元二年（前87年），七十岁的武帝病逝，临终前，立八岁的少子弗陵为太子，即汉昭帝，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辅政。
东汉史学家班固盛赞武帝在“稽古礼文”方面的功绩，认为他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察举贤才，兴建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建封禅，“号令文章，焕焉可述”，有三代之风，称其“雄材大略”。但又批评他不如文、景恭俭济民。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则认为，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几与秦始皇无异！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是因为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不同时代的史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武帝做出了不同的评价。无论如何，汉武帝不愧为雄才大略之主，其文治武功均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