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王朝。周王朝共传国君30代37王，享国共计791年。
周朝分为“西周”（前1046—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 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称宗周，今陕西长安）；周成王五年，营建都城洛邑（称成周，今河南洛阳）；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洛阳，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
其中东周时代又被后世称为“春秋战国”时期，以韩、赵、魏联手打败执政的智氏家族，三家分晋（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为分水岭，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
在这里我首先要提一点就是，所谓的八百年周朝其真正的有掌控全国的疆域与实力的，主要在西周时期，也就是275年。而在此后的“东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已经沦为诸侯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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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灭商建立西周之后两年便去世了，太子诵，即周成王即位。因为成王年幼，朝政便由武王的弟弟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史上第二次）。
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即“周礼”）。因其采邑在宗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
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之后的三千余年社会产生了根本性的、极大的影响，也为周朝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西汉文学家贾谊评价周公云：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召公，姬姓，名奭，又称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西周宗室、大臣，与周武王、周公旦同辈。
姬奭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于蓟（今北京），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北燕）。但他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任职，辅佐朝廷。因采邑于召（今陕西岐山），故称召公 。
成王继位，姬奭也担任太保辅政。在周成王死后，姬奭又继续辅佐周康王，开创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其与周公一起可谓周王朝前期的“国之双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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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开国伊始，武王和周公便分封天下。《荀子》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通俗点讲，就是把自己的亲戚和有功之臣派到“王畿”以外的广袤国土上，替周王室管理天下，这也可算是“家天下”的一种发端。
什么是历史？历史终究是人创造的，在西周初期，对周公而言，他是创造者。但是在初始文明与社会制度的草创期及变革期，很多时候是现实“逼迫”着，或者说“推进”着人们可能来不及思考更多，就已时不我待。
首先，对于周武王来讲也是一样，即位两年后，他就要撒手离开他一手开创的王朝。
周武王深知即将留下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他需要给这个新兴的王朝找一位可靠的监护人。周武王一定不曾想到，他的这个“应急之举”，不仅给西周王朝奠定了繁荣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传承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根基。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在镐京病重。临终前，他召见弟弟周公，把年幼的太子诵托付给了周公。
之后，周公便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这个大局统揽的摄政者，也是一样，还没有来得及思考、实施他的政治理想，在东部地区，一场酝酿已久的叛乱，已经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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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周武王仅用一天时间就攻克商都，迫使商王纣自杀，看似以摧枯拉朽之势终结了商王朝的统治，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真正摧毁商人的根基。
在离开朝歌前，周武王封商王纣的儿子武庚留居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人。同时他封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围，监视和防备商人的活动，号称“三监”。
这种监视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回到镐京的周武王，夜不能寐。该怎么样让这些殷人真正臣服，该怎么样统治这并不真正为自己掌控的广大国土？在余下的日子里他没有，也来不及拿出更好的办法了。
蛰伏在商人旧地的武庚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东山再起的时机。现在这个时机到来了。他不断挑拨对周公摄政感到不满的三监，联合起来进行了叛乱。
和商人关系密切的奄和蒲姑两国也伺机而动，整个王朝的东部地区很快陷于混乱之中。在仔细权衡了形势之后，周公果断决定率军“二次”东征。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胜利后，凯旋的周公脸上并没有胜利的喜悦。 他在思考，在回想那场刚刚过去的，牺牲了他成千上万士兵的战争，他要彻底解决周武王留下的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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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制在夏、商就已经存在。一般认为，那时的分封制度，是在氏族方国的自然分化之下形成的，对旧有的方国氏族原地认定，把它们纳入夏商王朝的统治之下。
故而周武王克商之后，首先沿袭了这种做法。像封商王纣之子武庚于殷，继续统率殷人，就是这种做法。 他同时立了自己的三个弟弟为三监，想防范武庚。但是，“三监之乱”说明这个办法行不通。
与以往的分封不同，从周公摄政时期开始的大分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有目的的、自觉的政治行为。它是周人在新占领的广大领土上，以推行分封的方式，用政治手段人为地建立经过设计的政治格局。周公成王时代的大分封，以姬姓的王室裔亲和异姓的姻亲为主。
每一个受封的西周诸侯国，都是西周王室的一个军事据点，是王室的地方代言人，代行周的统治。这些诸侯国对王室承担着这样那样的义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军事上形成对王朝的护卫。
经过大分封，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局面。 诸侯国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王室则通过对其国君的任命，和由王朝直接派遣官员监国来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每一位新的诸侯国君即位时，必须得到周王的册命，他的身份才能得到正式的认可；诸侯国君还必须在固定的时候去朝见周王。
如卫国（今河南淇县），是周公之弟康叔封的封国，商都朝歌所在。伐灭武庚后，康叔受封于此，目的是在原来的商人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鲁国（今山东曲阜），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原来商代重要的属国奄国所在，奄国也是周公东征的主要讨伐对象之一。鲁国的受封是为了加强对东夷控制。
齐国（今山东淄博），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周公东征的另一个主要讨伐对象蒲姑所在。齐国的受封也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和鲁国互为支持。
燕国（今北京），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克的封国。燕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族。
晋国（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晋国的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联通。
这些在《左传》上都有记载，封赐谁到哪去，王要参加，而且要赏赐很多东西，这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然而，被分封的诸侯可以扩张领土，并且拥有自治权和军队，利于拱卫并使周王朝的领土不断伸展，但弊的隐患也从此种下。
也因此，“周礼”诞生了。即周公制礼作乐。礼本来是原始社会的一种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后，贵族（统治阶级）将原来的风俗习惯加以改造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要求各等级成员遵守的礼仪。
作为稳定统治的一种方式，夏、商两代都创设了属于自己的礼制。到了周公摄政时期，西周王朝参照夏、商两代的礼仪，制定了自己的礼仪规范。大约一直到了周穆王时期，周礼最后完善和确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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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将贵族们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自天子以下，王朝贵族分为公卿、大夫、士三级，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级，诸侯之臣又有卿、大夫、士的划分，各自遵守不同的礼仪规定，不得逾越，以此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指导思想上，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对后世颇有影响的道德规范。
《周礼》《仪礼》《礼记》是礼的三部典籍，并称“三礼”，被认为是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制度礼仪规范的典籍。后来，从汉代开始，历代王朝皆遵循《诗》《书》《礼》《乐》《春秋》为五经，作为最为重要的官方学术经典。对后世王朝来说，三礼和五经不仅是国家指定学术经典，也是统治者制定国家和社会礼仪（制度）的指导规范。
周公创造性地“发明”了周礼，通过一系列制度贯彻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与意识之中，规范了人们的言行举止，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看似非常有序的礼仪文明之邦。我想，这正是周公最希望实现的理想吧？！
周公是礼乐文明甚而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开创者。一直到三百年后的春秋时期，那时的社会都还是非常讲礼仪的，这也是继承了西周的文化传统。虽然到了战国以后“礼崩乐坏”，但礼乐文明对中国后世政治与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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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也被后人衍伸到政治体制、设官分职，成为一整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周礼的诞生，在当时来讲，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巫术（原始宗教）走向礼治（人治）。与礼相伴的是乐，礼讲稳定，乐讲和谐， 周公制礼作乐，使中国社会不仅长期稳定，而且充满了和谐之美 。
华夏文明从此进入礼乐文明时代，“周礼”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商朝时，世人信奉鬼神，事事占卜；直到周公制礼作乐，中国人的视野才更多地由神转向人、转向伦理、转向礼仪，中国从此真正的成为礼仪之邦。
就这样，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那种暗潮涌动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
公元前1038年，周公摄政的第五年，周人营建了东都洛邑。洛邑建成后，周人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周成王七年，周公在成周洛邑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还政成王，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周公摄政七年，西周王朝确立了天命无常、敬德保民的思想；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分封制，向一个地域国家迈进；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宗法制，创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经过周公摄政，西周王朝建立了礼仪制度，华夏文明从此被打上了礼乐文明的烙印。周公去世后，周成王将他和祖父周文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周公所遗留下来的政治、文化遗产也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 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发展）就可能是另一种精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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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殁，其子姬钊即位，是为周康王。公元前996年，周康王殁。公元前1042年至公元前996年的四十六年间，天下安宁，周朝进入巩固时期， 史称“成康之治”。
周康王死后，其子姬瑕继位，是为周昭王。周昭王十六年，昭王亲征荆楚将疆域扩张到了江汉以南地区，不幸遇天灾溺死。其子姬满继位，是为周穆王，继位时年已五十。
穆王继续向四方发展，西伐犬戎，南征荆楚。但其好大喜功，喜欢巡游，以致朝政松弛。后东方徐国趁周穆王西游之际，率九夷反叛周，周穆王又东征，东方齐国、鲁国等诸侯国相助，平乱得胜。周穆王在位期间东征西伐，王朝疆土不断扩大，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的软实力渐不如前。这一时期，西北戎狄渐兴。至周夷王时，戎狄交侵，暴虐中国，周人深为所苦。
实际上，在这一期间，中国西北、东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也渐渐开始形成建制性的独立存在，昭穆时期的狄、戎与华夏的关系一直在此消彼长，也渐渐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外患”。
到了周厉王时期，还是连年战乱，百姓苦不堪言。同时，周厉王以荣夷公为辅臣，垄断社会财富及资源（主要是将山林河湖等收归国有）。为压制国人不满，周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杀。结果搞得人人自危，终于引发了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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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爆发，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穆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也号为共和（一说王权长时期真空，由诸侯商议行政）。
直到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
宣王励精图治，政通人和，诸侯复来朝宗周。到了宣王晚年，周王朝又出现衰象。宣王干涉鲁国君位承继，以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快。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结果大败。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再惨败。
公元前781年，周幽王继位，继续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不堪，国人怨声四起；幽王三年，伐戎失败；同时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灾民遍地，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之后，幽王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便联合了缯国与犬戎进攻幽王。后来，周幽王与伯服均被杀。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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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一历史故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就是因为幽王屡次为博宠妃千金一笑，失去了诸侯的信任和拥戴，直接导致在申侯来犯时诸侯未来救驾，身死国灭。
周幽王被杀后，申、曾等诸侯见目的达到，而此时郑、卫、晋等诸侯国率领的勤王之师也已经赶到，于是申侯与缯侯与外面的郑、卫、晋等诸侯里应外合，反大败犬戎，犬戎退走。之后，郑、卫、晋等诸侯及秦襄公拥立周幽王原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平王离开镐京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称为春秋时代。三家分晋后，各诸侯相互征伐， 称为战国时代。“东周列国”持续了五百余年。
周平王东迁以后，管辖范围大减，形同一个小国，春秋时共有140多个诸侯国。面对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和兼并，天子不能担负共主的责任，经常要向一些强大的诸侯求助。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诸侯便自居为“霸主”，周天子仅成为了一种国家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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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发生子带之乱，周襄王不能平，求救于晋文公，文公诛叔带，遂为伯而得河内地。二十年，襄王为晋文公所迫，于河阳践土会盟。
到周赧王时，国势益弱，拆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 。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秦国借道东周攻打韩国，周人两边都不敢得罪，左右为难。东周王城位于诸强国之间，不能使其同心协力，反被彼此攻杀。
五十九年（前256年），西周国被秦国所灭，同年周赧王病死。七年后，东周国亦被秦所灭。至此，东周灭亡。十数年后，秦王政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统一大业，并于公元前221年称帝，建立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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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襄公，嬴姓，赵氏，名开，秦庄公次子，是春秋时期秦国被正式列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公元前778年至公元前766年在位。
公元前778年，秦庄公为犬戎所杀，他的长子世父率军与犬戎作战，而把国君位置让给秦襄公。当时秦国力弱，狄、戎为近患。秦襄公即位初，将其妹缪嬴嫁给戎人丰王为妻，以分化戎人。公元前776年，秦襄公迁都汧邑（今陕西陇县），向东拓展。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镐京，袭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秦襄公以兵救周。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出兵护送，以功封诸侯。东迁后，周平王把王室无力控制的岐山以西的土地赐予秦国，自此秦国正式开始成为周的诸侯国之一，为日后秦国强大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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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年周朝的历史，似乎也是云烟一瞬，就这样几千字便讲完了。当然，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春秋战国”将放在下一个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
这一节，我们需要来思考一下孟子的“三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了。因为，秦国的闪亮登场，以及后来的再一次的“一统天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这一循环往复模式算是正式启动了。
不可否认，中国历史由于“周礼”的确立以及后来东周列国五百余年的大分裂，这一张一弛不可避免的促使中国在之后正式走上了大一统集权化的国家道路。如果说，周取代殷商还是一种“天命”所归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秦取代周，已是一种“人定胜天”了。
并且，我们都已经知道，秦朝开创了皇帝制度与郡县制，一方面真正的“中国式”的国家制度与社会形态建立健全了；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与皇权思想进一步的趋向于最终的固化与定型。
这一切，除了这接下来我要讲述的五百年大分裂以外，还是都要返回来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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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代，“周礼”及分封制就已不再顺应当时的“霸主”与时代的发展需求，故而，至西汉初期，就推行了分封与郡县并行的体制，并且慢慢的弱化它，最终开启了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局面，整个中国的专制集权与实力在那时候第一次达到了一个顶峰。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 不久，秦国灭亡。刘邦第一个进了咸阳城。
然而，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侥幸”，因为推翻秦朝以后，项羽才是天下之主，在此之前杀他易如反掌。所以，项羽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人，但是，他并没有去那样做。他唯一做的事情即是仍旧按照“周礼”的方式分封了天下。
但是，四年后项羽就兵败垓下，彻底告别了时代，换言之，时代也彻底抛弃了他，也抛弃了中国式“贵族”的最后一脉。项羽，应当算是中国社会在不可避免的、全面走向皇权专制的路上，试图还想再“折腾”一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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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周礼”有它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周朝的建国伊始，不管是周公出于自身的政治理想也好，还是出于现实的要求也罢，在当时的条件与情境下，能够确立一种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尤其是中国自周朝始就正式进入了农耕社会，发展人口与扩张土地资源成为首要，不论是谁来执政，都要树立一套可以驾驭人心和统治全国的“术”，至于“道”，当然，我这里指的并非完全是后来老子《道德经》里的那个“道”，而是真正的大道，在哪里呢？
我想，我们无法要求三千年前的周公就能想到这个大道，况且，技术和制度是需要发展的，在发展中完善和更新，才是合理和科学的。但是，可以说，直至后世数千年，很遗憾，我们其实一直在“术”的范畴内。
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忽略”了宗教、摒弃了商业化，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发展（我的理解，社会性发展，非制度性发展）的循环之中，在上一节我也讲了，尽管后来出现了“百家争鸣”，但是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一些根本性的观念与行为习惯基本在“周礼”的栽种下，接近成型了。
从“牧野之战”到“国人暴动”，看似是一次次的“革命”行动推翻了一个个不合时宜的王朝，但是在“有术无道”的前提下，包括后世数千年的不知道多少次改朝换代（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都不过是“窝里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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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大师钱穆说：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绝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当然，周公也好，国人也罢，也无论是三千年前还是现在，勤奋的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放弃对智慧的、终极的“理想国”的探索，即使是在技术上、制度上我们不可否认，也在不断的进化和发展。
但是，到底是文化决定了、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西周之后的五百年，似乎我们看到了思想文化的一次“爆发性”的闪耀，然而，真正留给后人可以应用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又有几章几条呢？
孔子云：克己复礼为仁。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失道而后德，失义而后礼。
我想，周公恐怕也不会想到，在一千年后，“霸王道杂之”（两汉经学，我称之为“社群之学”）成为了主流；又一千五百年后，孔子和老子也不会想到，程朱理学文化成为了主导；又两千余年，阳明心学昙花一现后，“八股文”最终成为了文化的符号；又三千年后......
这或许就是中国历史吧？！一次次引吭高歌的前进，但又似乎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折腾”，说到底，“人治”一词自此贯穿并主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
也正因如此，所以我们的历史也自此似乎总也逃不脱一种“死循环”的怪圈，也难怪，直至到了晚清，大学者梁启超才发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也”这样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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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上讲，历史即人性、人心。纵观周朝的历史，尤其是西周的历史与“周礼”的诞生，自此后，不管是由上而下的“治”还是由下而上的“乱”，都是在“人”的作用下，一步步“破坏性”的将专制趋向于终极化；但是，反过来，绝对的权力又必将导致绝对的腐烂，又是在“道”的作用下，中国社会“自愈性”的一步步走向未来。
但是，“道可道，非常道”，何谓真正的“大道”？我可以说，迄今为止，怕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但是，中国“人”在此后将被明确的定义，那便是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见于《孟子》），即“二人”为“仁”，即“得人心者得天下”。
而“仁”与“礼”将成为中国此后数千年的根本关键词，成为中华文化核心，成为“制度性”的意识形态，进而真正的传承与覆盖“周礼”浸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与血液当中。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也将成为集权专制主义落地之前，留下的最后一缕“血与火”的狼烟。
张锋编撰 己亥春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