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关于方方的争论很多。
支持者说方方正义、敢言、批判、直言不讳、悲天悯人。
批评者说她假装替民众发声，实则为自己邀名；享受着体制特权，又在诋毁着国家。
说实话，方方日记我只大概看过几篇，因为感觉内容大同小异；使用特权送亲属出境这件事我也没去详细了解过来龙去脉。
只想简单总结下我看到的，大家评价方方的逻辑。
首先是侧重于事还是侧重于人，这是最底层的两个维度。
我们评价一个人，到底是评价TA做的每一件事，还是从TA做的每一件事评价这个人。
我们中国人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后者，也就是：对事不求甚解，对人追根究底。
我们习惯于要求做好事的人是个“圣人”，不能有一丝道德污点；我们也热衷于审查受害者到底是不是个“完人”，必须是个完美受害者，不能有一点错误。
比如方方，她的使用特权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认为是真，虽然这种特权只要稍微有点社会阅历的就知道，本来在体制内就是司空寻常罢了；
所以就能借此认定方方是别有用心、自私自利吗？
这就是刚才说的：用一件事给一个人定性，对其所做的其他事视而不见。
我们国内相当盛行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即在看待他人行为时，注重揣测其行为动机，倾向于以道德完人的标准作为衡量标尺，强调行善要彻底无私、无条件，并要求承担一种绝对的、无限的道德义务。
奇怪的是，很多国人一面以道德完人来要求他人，另一面却又不相信真有人会做出高尚之举，而断言他们那么做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大概正是因为在这种道德观下，人们不得不掩盖自己的任何私心，以至于真正的“无私”都无法取信于人了。
如果每个人仅凭自己主观认定的道德动机行事，社会秩序势必将陷入混乱，因为这样人们就缺乏公认的客观行为标准了。
实际上，在一个人际之间互动日益陌生化的现代社会，你只需要关注当事人行为产生的客观后果即可，其行为动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人无完人”，虽然世上确有“毫不利己”的道德楷模，但那毕竟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拿来作为所有的道德标杆，往往只能鼓励伪善。
大部分人，恐怕都落在“圣人”与“小人”这两极之间，身上有着复杂多面的“成分混合”。在公共事件中，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个体的动机与道德，而是评估客观的行为。一个歌手做慈善，也有人酸溜溜地说她只是想“出风头”——但如果她的行为客观上是好的，援助也是有人迫切需要的，为何我们不能承认她做得好？就算她真有“出风头”的动机又如何？又碍着你什么事呢？
在现代社会，要求一个“好人”得是“圣人”，那是不现实的。私利如果能带来公义，那有什么必要非得让人“毫不利己”？我们应当坦率地承认每个人都可以有正当的私利，同时将其个人与公共行为分开，客观评价。不这样，我们就很容易陷入无谓的争执，而社会却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兜圈子。
看到这里（如果这么枯燥还能看下去的话），估计一定有人认为我是支持方方的。
并不是，在我看来，方方和胡锡进一样，不过是一个——“体制内文人”。
她的言论从来没有超出体制的范畴，她说的话从来没有跳出文人的属性。
这就是从事的角度评价，是在体制内批判还是跳出来反思体制。
方方日记里的批判和为民请命，仍然停留在体制没错的大前提下，是官僚系统的问题、是某些官员的问题，并没有跳出来反思体制的问题。
因为本质上她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她的批判，仍然是在另一种层面的建设。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批评大帮忙。
当然，有些人没有看清楚这点盲目批评，其实属于伤了友军······
总结下：
我们评价方方，首先看你评价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是把人看做“复杂人”，评价其做的每件事；还是把人看做“不变的个体”，简单给对方贴标签。其次是看每个人对事物看法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对问题的底层假设。
当然了，还有一点没细说，就是我们是怎么收集、加工信息和怎么思考转化的，这也决定了我们最后的判断。
人是复杂的、是多变的，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戴着不同的面具：
我们始终在管理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我们在不同程度上监控自己，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语和行为，以适应不同的观众。
而我们往往高估自己看人的智慧。
所以，听其言很重要，观其行更重要；与其热衷于评价一个人（尤其是陌生的公众人物），不如试着去观察、思考TA的行为和言论，获取对自己有价值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