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治分析人士、股市行情分析师和所有企图预知未来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时差自卫法是经久不衰的手段。2006年，面对70%的美国民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民意调査结果，小布什总统声称“历史会证明谁对谁错”——他使用的就是时差自卫法。正如时间轴表示的那样，时差自卫法的言外之意就是：无论我现在看起来有多错，我都比当下的民众更正确——因为我髙瞻远瞩，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即神一般的视角）来俯瞰江河山川。然而这一手法的缺憾在于，尽管它几乎任何时候都能派上用场，但却往往显得荒谬至极。按这个逻辑推下去，那名谎报马克?吐温逝世并因此臭名昭著的记者就是一名预言家了（他的报道比马克-吐温真实的去世时间早了13年)。
第二种大受欢迎的“错了但是”法是“差一点”自卫法。它不是宣称“我们的预言终将实现”，而是“差一点就能实现了”（“我错了，但只错了一点点”）。这其实就是海勒姆?埃德森那套说辞的本质：圣主耶稣或许没有降临尘世一-不过，瞧，他踏进了天堂中最神圣的殿堂。“差一点”自卫法还可以采用另一种形式，声称如果没有发生某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比如大选那天新罕布什尔州下了瓢泼大雨，州际公路上一辆牵引式挂车引发交通堵塞，巴西有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等等），我的预言就绝对不可能出错。归根结底，“差一点”自卫法在本质上虽然不容置喙，但其荒谬之处却一目了然：如果我没错的话，我就是对的。
对“差一点”自卫法稍加修改，我们就有了场外干扰自卫法。它的说辞是：本来我的说法完全正确，一切都在正轨上的，突然——“砰”的一声——发生一件诡异的意外事件，导致所有环节脱轨，而我的预测也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敗。这种借口有一个问题，只要是你自己没能预料到的，任何事件都可以被划为意外事件。另一个漏洞就是，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场外因素的话，结果就会和你当初预料的一样。就像菲利普?泰洛克写到的那样，“那些使用场外干扰自卫法的人就像是在对我们说，‘当然了，我知道本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刚刚搭乘无线传输装置从平行宇宙回来，我敢向你保证，那边的事态的确和我的预测完全吻合。’”
和其他“错了但是”法不一样的是，场外干扰自卫法的借口对米勒教徒来说派不上多大用场，因为他们不可能说上帝万能计划会被突发事件扰乱。（因为常理认为，对上帝而言是不存在“场外”的。）但是他们可以运用另一种从古至今一直广受欢迎的“错了但是”法（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这么做了）：推卸责任。（“我错了，但都是因为你的错。”）通过这种自我防卫，我们基本上将错误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没错，我们的确搞砸了，但只是因为依赖了一个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或者跟随了一个其实既不诚实也不可靠的领袖。
我们很难评价这种说辞，因为它既合乎情理，又荒诞至极。普通米勒教徒的处境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大失望”后，许多教徒纷纷责怪米勒把他们引上歧途，这也在所难免。但是不管米勒教曾给这些教徒施加了何种影响，当初并没有人强迫他们入教。（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被强迫，毕竟虔诚的信仰到头来还是得来自个人的全心投入。）同样，他们也不能说自己被蒙在鼓里。因为和那些异教不同，米勒教义并不是建立在只有髙层牧师才知道的奥义之上的》广泛散播的信条和日期推算既是这场运动的宣传方式，也是它要传达的信息。最后一点，米勒教徒们也并没有受骗。威廉?米勒不是伯纳德?麦道夫，而米勒的教徒们也不是被麦道夫蓄意蒙骗的客户。他们只是将信仰寄托在了一位权威身上，而到头来发现这位权威是错的，仅此而已。在这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值得我们同情。正如我们看到的，一切社会的运作都得依靠散布于各行各业的专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才疏学浅的领域里求助于他人的观点。更何况我们当中居住在自由国度的人还可以自主选择领袖，并且也有慎重选择的义务。个人福祉和社会命运都落于我们的选择之上。再来看看米勒运动：它演变成一场规模巨大、改变历史的荒唐闹剧，不是因为米勒错了，而是因为那么多人错误地选择去相信他。
话虽如此，米勒的确错了。而且他本人也承认了——究竟以什么方式，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尽管米勒承认错误的态度比绝大多数追随者都更为彻底和体面，但他终究还是使用了第5种一一也是最后一种——“错了但是”法，我称之为“宁错不悔”自卫法。当我们运用“差不多”自卫法和场外干扰自卫法时，我们声称虽然自己错了，但只错了一点点。当我们采用时差自卫法时，我们扬言自己现在看起来是错的，但在将来会得以正名。而米勒则声称他的确犯了错，但他犯的错是对的。他争辩道，与其一言不发地被狼吃掉，还不如髙喊“狼来啦”，就算错了也在所不惜。“虽然很不应该，但我还是为当时提醒了广大同胞而感到髙兴，因为要是在确信同胞有难的情况下还不髙声呐喊，我此刻一定会更不好受，”米勒这样写道。“如果我没有把我深信不疑的真理公之于众，而结果灾难又果真降临的话，眼看着生灵因我之疏忽就此殒灭，我该会多么追悔莫及！”米勒认为自己已竭尽所能地避免同教中人遭受致命危险，因此他拒绝为自己的错误表达一丝一毫的悔恨。他总结道，“因此，既然我尽心尽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无法指责自己的所作所为。”®
当然，有时我们的确会选择正确地错一次。有时我们被别人误导。有时我们的预言几乎就快应验了，有时它们被突发事故打乱，还有些时候是非功过只能由后人评判。简而言之，我们为错误找的借口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而问题是，当事情和预期一样顺利进展时，我们几乎从不会为自己的正确找理由——比如采用与之对应的“对了但是”法（这种说法简直闻所未闻）。我们从不会为自己辩解，说我对是对了，不过就对了那么一点点；我们也不会说自己不过侥幸猜中，把功劳全部归于某个意外；我们更不会面红耳赤地解释道，哪怕我们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有多对，将来总有一天会被证明是错的。但要是换成我们的对手使用“错了但是”法，我们却不会接受他们的说辞^只要跟错误扯上关系，几乎毎回都是如此：在替自己的错误辩护时，我们总是对自己宽容无比，对他人毫不留情。
①作者注：17世纪的哲学家兼数学家布莱士-帕斯卡提出的“帕斯卡的睹注”可称得上是为“宁错不悔”自卫法的最佳辩护。帕斯卡指出，要是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非错不可的话，与其错误地相信他_不存在，还不如错误地相信他存在。而赌注就是：就算你觉得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不到万分之一，你仍应该把睹注压在他那边。我们很难对这个赌注的逻辑本身进行争辩，它和直至今日诸多领域仍在使用的减小风险增大收益的决策理论十分接近。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能很好地成为信仰的借口，因为这种斤斤计较的信仰根本就称不上是信仰。就连这个赌注的说辞听起来也怪怪的：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听起来当然不应该像赛马比赛一样，我们灵魂的何去何从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棘手之处就在于，如果无所不知的主真的存在的话，他显然会一眼看穿帕斯卡之辈的算计。威廉?詹姆斯就曾说过，“如果我们是主的话，我们会很乐意剥夺Ji种信徒的万无一失的好处在这个例子中，“正确理论”约束再次占据了上风：一般来说，我们之所以持有这种观念，是因为它们就是对的，而不是因为它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而且我们为错误辩护的次数太频繁了。在本书开头我就写到，要我们说出一句**我错了”简直比登天还难，或者起码可以说我们很难只承认错误，而不为自己辩解开脱。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每次承认错误之后，要是不在后面补一句“但是……”，那滋味简直难受极了。（你不妨试试干脆承认“我错了”。这时你会发现认错后的沉默是多么陌生，又是多么尷尬。）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现象反映出我们不愿意跟错误多接触哪怕一分钟，因为后面紧跟着的“但是”能让我们尽快从错误身边逃开。但它同样反映出我们力图解释世间万物的本能——毫无疑问，这种本能也会延伸到解释我们自己的错误。想要解释我们为什么犯错并不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在错误发生后我们狂热地堆砌出一个个理论也体现出犯错带来的一个好处：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失误能驱使我们反复思考，激发创意，催生行动。
不过，在解释错误和开脱责任之间仍然存在细微的差别。通常，我们刚开始是想真心实意地回答“哪儿出错了”这个问题，可最后却成了缩在“错了伹是”法的躯壳里寻求庇护。在寻踪觅迹査找症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初选择的路线也并非不明智、不合理，于是我们情不自禁地开始为自己辩解。（我们每个人都曾经说过，“瞧，我不是说我没错，我只是在解释原因”——但没过一会儿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在替自己开脱。）在这个例子中，错误再次显露其本质：短暂易逝，难以捉摸，就好像只要我们能解释它，我们就不觉得自己犯错了。就算我们知道自己是错的，我们有时也可以继续假装——并且一口咬定一一我们几乎是对的，或者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又或者我们一相情愿地认为自己其实并没怎么犯错。
威廉?米勒面对大失望的反应或许最能体现我们在“自以为错”和“自以为对”之间的冲突了。由于米勒留下了一本《道歉与辩护》的记录，因此我们能从一些细节上了解他的反应。就连这个标题也折射出我刚刚提到的“自以为错”和“自以为对”的心理，他在书中几乎将责任全部揽下，并且对当初的信仰仍深信不疑。“人人皆应为自己在社会上散播的情绪而负责，”米勒如是写道，“我理应开诚布公地道出1843?1844年间耶稣圣主未能降临这件事（对这一点我曾经深信不疑）给我本人带来的失望。”他继续写道，“我们当时都期盼着圣主降临，而如今仍然拒不认错就是虚伪的表现了。我们应该毫无愧色、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所有错误。”
米勒说到做到，他没有和某些信徒一样用精心罗织的花言巧语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他坦白道，“我没有相信当时运动中衍生出来的任何一种新理论，比如，耶稣圣主会以新郎的模样出现®，慈悲之门将会关闭，罪人无法得到救赎，第七支号将会吹响。或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预言应验的体现。”无论是政客，还是宗教领袖；无论是在我们的年代、米勒的年代，还是任何一个年代，像米勒这样彻彻底底、明明白白认错的大众领袖都是屈指可数的。
不过，米勒《道歉与辩护》一书中最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他对错误的承认，而是他对信仰的坚守。从其他米勒教徒的记载中，我们看见一个个悲恸欲绝、扪心自问的灵魂；然而在米勒的书中，没有啜泣，没有疑惑，没有疑问和绝望交织的漫漫长夜。好坏暂且不论，总之，威廉-米勒信仰之坚贞不渝世间罕有，没有任何逆境，没有任何推翻它的证据能将他的信仰放逐出界。尽管他不愿像原来几位助手一样立刻开始重新测算天启日期，但他仍坚信这一日在一天天逼近，就在不久的将来。（事实上，他揣测是上帝有意推迟降临日期，以便留给教民充裕的时间来研读《圣经》，拯救灵魂——“大失望”其实就好比精神闹钟上的催醒按钮》)米勒并未因10月22日的事件而气馁，他环顾四周，发现“最后时刻的前兆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显著，预言里的日期一定已经将审判日带到我们的身边了”。他在《道歉与辩护》—书的结尾向读者们发出劝诫：“吾之教友，予以耶稣之名向汝呼唤，念及降临之逼近，何不重读圣书？”这位虔诚的教徒在165年前写道，“因为，毫无疑问，这已是我们最后的时日。”
① 新郎”喻表主耶錄基督，将要来迎娶新妇。“新妇”代表全体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