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代人听来，“失望”这个词未免太轻描淡写；但米勒教徒们却一次又一次地用这个词来覆盖一片辽阔的情感地带：震惊、迷惑、羞辱、绝望和悲伤。他们中很多人都留下了关于那一天的记录，其中有不少篇章巨细无遗地描述了那种痛楚。其中一个记录者，华盛顿莫尔斯断言，“对于相信圣主降临的信徒来说，这一打击之大……唯有圣主耶妹受钉于十字架上可与之比拟。”另外一位名为海勒姆?埃德森的记录者写道，“在我看来，就算失去尘世间所有的朋友也比不上这种失落。我们止不住地哭着、哭着，直到另一个黎明的降临。”第三名记录者卢瑟?鲍特尔描述道，“那些虔诚无比、满怀期冀的人们伤心欲绝，难以言表。仍然留在这个冰冷的世界！还是没能解脱一-圣主依旧不曾降临！鸦雀无声之中，只有满腹的疑问，‘我们在哪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你前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满心以为能一睹救世主的面容，并在夜幕降临之时被带上天堂——而第二天太阳升起，沮丧的是，这个世界丝毫未变。这时你会怎么做？面对尘世间一天复一天苦役的轮回——耕耘荒置的田地，照管空空的农仓，哺育膝下的幼儿，还要看邻居幸灾乐祸的脸色？
从实际角度看来，立即处理燃眉之急一定是这些四面楚歌的米勒教徒们的首要任务。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还面临着另外一项当务之急。我们知道——通常他们自己也察觉到了——米勒教义是错的。但是在哪儿出了错呢？每当犯下一个重大错误时，我们几乎都会被这个问题难倒。在犯下错误后，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划清错误的范围，判定其症结性质。确切地来说就是，我们究竟在哪儿迷途？我们误入了哪条歧途？又走偏了多远？
这些问题正是对我们智商和情商的考验。要找出我们究竟在哪儿出了错，的确会有些令人迷惑——这就好比在黑黢黢的树林里寻找来时的路。并且，要想直面错误的真实范畴与症结也是心理上的一大考验。关键在于，这两大挑战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我们无法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完全接受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厘清思路，弄明白究竟我们是在哪儿、怎么犯下的错误，又是因为什么犯的错。（正因如此，戒备心理对所有问题的解决和改进都有害无益：在人际关系、商业洽谈、创造性和脑力型工作上都无不如此。）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更深入地关注这种让人懊悔的倾向，正是它让我们把第一个挑战搞得一团糟——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大错化小、小错化了，或者尽可能顽固、尽可能久地坚持己见，无论自己的观点错得有多离谱。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得理解这种挑战带来的风险。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弄明白，为什么回答“究竟错在哪儿”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
想想看，米勒教徒们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反应。关于圣主降临的预言未能应验成真后，他们开始散播各种理论，争先恐后地解释预言落空的原因。我们在上一章读到的安尼塔?威尔逊发现自己漂浮在错误的汪洋大海之上，名下没有一样理论可以依靠；而米勒教徒们面临的问题却恰恰相反。他们可以说是理论泛滥——多得无法裕酌考量，甚至多得无法寻觅踪迹。®在“大失望”结束1年半以后，原教徒伊诺克-雅各布一声长叹，“唉，在过去的18个月里，有多少人漂浮在这片充斥着自相矛盾的理论海洋上！你们难道就不想从这些枪林弹雨之间抽身而退、求个清净吗？”
大错误之后新理论往往会层出不穷。事实上，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曾指出，在一种信仰系统倒塌之后，另一种新信仰确立之前的时间里，总会前赴后继地涌现出各种假设，每一种假设都是对“错在哪儿”这个问题给出的一个不同答案：因为我们的新理论大都是在我们自认为原先出了错的地方重建起来的。换句话说，通过判断过去在哪儿误入歧途，我们以后可以在该处保持警惕。
这也说明，我们面对“错在哪儿”所给出的答案也将告诉我们哪些观念该丢，哪些观念该留。说到底，观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时候它们之间是由逻辑维系的：如果你相信是上帝用了七天时间创造出这个大千世界与芸芸众生，那么你就必然相信进化论是一个谬论。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相互间又不存在必然联系，但却在特定的社会中（或被迫）相互关联。不管它属于上述哪种情况，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是捆在一起的。这就导致移除或取代其中任意一个观念很难不影响到另一个——并且涉及的观念越接近核心地带，波及范围就越广。从这个方面说来，观念就像大楼的栋梁或者句子中的词汇：抽掉其中任何一个，都会使整个系统变得摇摇欲坠或者让人不知所云。因此，有时犯错会引发大范围的一连串转变，以致新生的观念体系几乎与之前的截然不同。
①作者注：实际上，安尼塔的问题和米勒教徒们的问S是殊途同归的。没有理论和拥有太多理论都表明你的知识体系处于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