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芹斋先生。
注/本文为张锋（翠彧轩）原创文章作品，头条首发。含相关署名文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01
老子在《道德经》第80章中，总结性的为我们描述了一幅未来的“理想国”，他是这么说的：
小邦寡民（未来是“小邦寡民”式的理想社会）。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人们再也不用百十人共享一个器皿），使民重死而不远徙（人民珍惜自己的生命不用舍近求远）。虽有舟舆无所乘之（家家虽然有舟有车但大多都是摆设）；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虽然能看见盔甲兵器却无陈列之处）。使民复结绳而用之（人民从结绳的启示中获得更高智慧）。甘其食（品尝着甘甜的佳肴），美其服（欣赏着美丽的服装），安其居（享受于安居的生活），乐其俗（陶醉于快乐的民俗）。邻邦相望（邻里之间相互观望），鸡犬之声相闻（鸡犬之声相互闻听），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孔子也曾三次问道于老子，但他的核心理想是“克己复礼”、“吾从周”。到了孟子就变成了“成仁取义”。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异化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至南宋朱熹变态的弄出了“存天理、灭人欲”。
184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敲开了清朝中国的大门，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遇工商业文明的生硬挑战。换言之，东方哲学体系也被西方的哲学体系自此逐渐、彻底取代。
别的不说，就说李鸿章吧，办了三十年洋务，打造了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虽然，1894年黄海一战全军覆灭，可是，李鸿章个人早就“全盘西化”了。据说，他抽雪茄，喝洋酒，家里的客厅装修全是欧式的，连一张皮沙发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可170余年过去了，无论是老子、孔子还是朱熹的理想均没有实现。李鸿章就更不值一提了。甚而相反，从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至今，孔子还被“打倒”了无数次，“天地君亲师”的教师在某些历史时期，被视为“臭老九”。
然而，近些年来，“国学热”、“大师热”却又屡见不鲜，而一边又是明星当道，娱乐至死。冷眼旁观，其实，还是三千年前的老子早就洞察了这一切，在《道德经》第12章中，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贪图美色令人看不清丑恶）；五音令人耳聋（喜闻顺音令人听不到忠言）；五味令人口爽（美味佳肴令人品不了疾苦）；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驰骋田猎令人心狂意躁）；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令人图谋不轨）。是以圣人之治（因此圣人治理国家），为腹不为目（重视内在的充实而放弃表面的愉悦），故去彼取此（所以知道如何舍得）。
02
舍与得，这两个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之核心。可是，三千年了，我们究竟舍掉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信息量巨大的时代，东西方激烈碰撞的时代，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每一个家庭，个体的人，其实，我们都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被卷入到一种时代变迁的“大漩涡”之中。只是，大部分人不自知罢了。
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渐渐失去了“精神信仰”（非信仰，我们并没有信仰），找不到存在感、幸福感，只有可怜的“获得感”。甚而，就这么一点获得感也几乎不保了。
网上总结2019年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我太难了！！貌似调侃，实为大部分中国人的心声。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究竟又该何去何从？
我想，我并不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我也是芸芸众生之一员，只是，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与写作者，或许，我们可以从人文的角度，来解读一二。
何谓“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我以为是，——中国从历朝历代延展至今，已经是接近到了一个历史（进程）的临界点了。但在这个节点上，我们似乎毫无办法。犹如一个渔夫驾着一条破船，飘荡在茫茫海上，既看不到岸边，食物、淡水也都所剩不多了。
03
回望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皇帝坐天下的中国历史，看似循环往复，一潭死水。
但是，历次改朝换代，新的统治者莫不充分吸收和借鉴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所以，中国每一次都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中兴”与“发展”，即使到了晚清，屈辱了一百年，我们终又重新站了起来，改革开放数十年，发展迅猛。
但是，到了“我太难了”的今天，就没有人反思一下，难道我们还会有下一次“中兴”吗？我时常会思考这个终极问题。在拙文集《中国人的文化属性》里，我也曾提到这些疑问，并尝试作答。
但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不能从“术”的层面给予一些具体的展开。今天，我依然是谈“道”的层面。因为，道若不存，术也无从谈起。反观现在高度文明化、现代化、科技化的社会，也无论东方西方，其实，更多的依然是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已。
如果要系统的搞明白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与未来发展的期许，必要先彻底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也要了解西方，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一剂药方，不管是能治病还是仅仅是延缓衰老。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一切都是文化属性的产物。包括技术（技艺，非科技）、制度、社会、文化（狭义上），乃至整个东方文明。
文化属性也可以理解为生存结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基于生存之上的。中国人的生存结构也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广义上），也就是文化属性。
生存结构决定了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了文化结构。而广义上的文化（结构）实际上就是生存意识和行为的综合与总和。诗词歌赋之类只是狭义上的文化，或可称之为文艺。至于，学历什么的，更与文化无关，不过是技术的一种等级标识。
04
我们的生存结构是什么？一句话，民以食为天。
可以这么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能吃饱肚子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生存问题。冯小刚拍过一部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是河南大饥荒饿死人的事儿，并非虚构。
1942年7月到1943年春，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发生了河南大饥荒。这场大饥荒的范围还包括河北、山西、山东、安徽。平息旱灾之后，又遇蝗灾，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有下级瞒报、政策失误、交通堵塞等原因，导致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大约15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我想，假如一个00后看这部电影的话，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饿死人这种事似乎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简直无从想象。但是，“居安思危”，这事儿其实一点也不稀奇。
吃饭问题，几亿人，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其实一直是个大问题。区别是，以前仅仅是吃饱了就行，现在是房子、车子、票子加肚子。
换言之，170年以来，在西方工商业文明逐步取代东方农业文明之后，我们却越来越感觉“吃不饱了”。
05
大约3300年前，自商代中期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农业文明的发端。2500年前，老子与孔子先后诞生，儒家与道家思想成为中国哲学的先驱。
但是，第一次统一中国，使之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是秦始皇。而当时统治中国的哲学思想却是法家的商鞅所创立的一整套制度和法令。
换言之，中国人的生存结构，或者说生存哲学，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也就是2200年前，就基本定型了。商鞅称之为“法、术、势”，后世称之为“内圣外王”。
简言之，就是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靠天吃饭。这个“天”有两层意思，一是气象学意义上的自然条件，二是皇帝。
反观西方，不要觉得西方工商业文明就多么高大上。比方说民主制度，这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同样，早在3000年前，古希腊城邦就已经有了议会制。换言之，西方文明的发端——古希腊文明，与中国，与东方文明从此走上了同步开始，却又截然相反的道路。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句话，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06
中国原始社会是氏族部落（所谓尧、舜、禹时代），后来发展为氏族部落联盟，进入所谓的奴隶制社会。商代就是由十个大的部落联盟所组成的近似于邦联制的国家（雏形），武王克商，杀了商纣王以后，到了成王继位，周公旦执政之后，西周正式成为第一个封建制国家，天下奉周天子为“共主”，但依然是“小邦寡民”。
春秋时期，尚有170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只剩下了七个国家。也就是“战国七雄”，最后，秦王嬴政一统华夏，称“始皇帝”。但是，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仅仅15年后，大秦帝国就分崩离析。又经历了四年的“楚汉之争”，直至刘邦建国，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才都进入到一个高度集权和相对稳定的国家状态。
而中国人生存结构的主要特征，也就在这一时期，逐步的建立健全了。汉武帝死后，国库空虚，民不聊生，经过“昭宣之治”，也就是再度休养生息，老百姓得以重新吃饱了肚子，就这样，才有了大汉四百年天下。
而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没有一个国祚超过三百年的，除了两汉。而西汉作为东方农业文明发端之后的第一个中国相对比较长命的王朝，也反向说明了，无论于国于民，生存都是第一位的。
07
西方人也同样要生存。西方工商业文明起始于古希腊，也可以说是环地中海文明，看看地图就知道，基本上世界历史上说的早期文明都是在环地中海沿线发生的。
区别在于，环地中海不适宜农耕，尤其是在几千年前的自然条件下，古埃及文明主要始于尼罗河流域，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始于两河流域，但是，不同于中国的黄河，历经数万年冲刷出的中原平原，非常适宜农耕。而是，当时的欧洲受墨西哥湾暖流的影响，到处都是高山密林。
所以，欧美的工商业文明抛弃了农耕，走上了环地中海，“在路上”的旅程。也因此，个人的冒险主义、英雄主义、个人权利、工商交流、契约精神乃至开放、扩张的西方文明精神，开始萌芽和发展。
而中国地大物博，相对封闭的地理和地缘环境与中原大地，以及自然条件，为我们天然划定了一条发展道路——“重农抑商”的东方农业文明。
重农抑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不可逆的选择。因为，在古代，你如果重商抑农的话，所有人都得饿死。
从西周初期的“井田制”开始，我们的祖祖辈辈，就辛勤的耕作在一片片的黄土地上，可是，依然吃不饱饭。因为，伴随着社会化和封建化进程的加剧，私有制不可逆转的出现了。
最大的私有地主就是皇帝本人，乃至到唐宋发展成型的官僚体制，这就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
08
中国社会一直到氏族部落联盟时代，都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即真正的公有制。所谓“共和国”，我们也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了，“共和”这个词既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西方的共和制。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西方的共和制和民主制，其实从狭义上来理解，都是总统制。而君主立宪国家，是首相制。究其统治与驭民之本质而言，与中国数千年来的皇帝集权制度，并无二致。只是，因为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深层原因，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自身的瓶颈。
而西方的制度，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先进性。但也是仅此而已。不论是东方的农业文明还是西方的工商业文明，都不是世界未来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上文已述，由于生存结构的不可逆转和自然选择，东西方走上了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也因此，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也必然跟进和相悖。
由于农耕要求人们协作，而工商业则要求人们独立；农耕要求社会要和谐为上，而工商业则要求社会进取；农耕要求文化的保守，而工商业则要求文化的开放。所以，东方哲学的关键词就渐渐变成了仁、义、礼、智、信。西方哲学的关键词就渐渐变成了自由、平等、民主、法制。
09
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结构，直至今天没有本质改变，仍旧是——以家族亲缘关系为信条和纽带的人情社会。我们一直是保守论，西方则是进步论。不过，仅限于字面意思。
我并非在评价孰优孰劣，只是客观的表述。而文化结构，则由如何吃饱饭变成了如何才能不长胖。看似也在“进步”，且进步非常。但在我看来，可能亦恰如老子所言，我们现在，不过是正在经历三千年前的那段“战国时代”的复刻版。
大历史观总认为，结束了“春秋战国”，中国从此走向大一统的以农业文明为基准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和谐的“大国时代”，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历史的轮回往复又反复的告诉我们，每一次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揭竿而起，但他们并非革命，也仅是暴动而已。
每一个新上台的皇帝，不过继续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仁义道德”那一套，文化结构的逐步僵化和腐朽，尤其是对于个体的人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直接导致了东方文明的最终衰落。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
我以为，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但是作为统治者，不论是刘邦、李世民、赵匡胤还是朱元璋，他们也无从选择。不专制，管不了这个国家；太专制，又会颠覆这个国家。
全盘西化更无用，如今，可以说几乎是什么都西化了。就比方说上学吧，除了语文，哪一门课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再说生活当中，人人手里拿的手机，马路上跑的车，那一项核心技术不是西方的？
可以说，除了在技术（技艺，非科技）层面上，在高楼大厦上，在高铁上，甚而在模模糊糊的感觉上，我们像是活在一个“大国盛世”之中。可一旦冷静下来细思之，我们是既丢弃了传统文化，又只是学了西方的一点皮毛。
其结果就是，满世界都充斥着，——虚无感和孤独感。别的不说，就比如几亿人的朋友圈都选择了“仅三天可见”，这是为什么呢？！
10
概而言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呀！抑或，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之本质吧！求仁得仁，我们要的始终是生存，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一直在生存这个层面挣扎。
究竟如何突破？如何面向未来做出选择？也许，这不是一个无用的问题，恰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了。我想，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
当年，孔子想回到西周初期，老子更“反动”，想彻底回到原始社会。都是不现实的。我以为，在当前的环境和条件下，只有先重新定义文化结构，其次解构社会结构，最终，才能完成对生存结构的破解。
冯骥才先生曾说：我们的文化（现在）都被钱收买了，我们反过来又拿文化卖钱，这是多么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在拙文《文化艺术（产业）的“市场化”》中，也提出过一个观点：真正的工商业文明的实质、商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并不与东方式的“理想化”完全对立），我以为还是——以人为本。即人才的竞争和可持续性的商业（产品）效益产出。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创造力，以及“慢工出细活”。
而在未来，这个价值，尤其是在文化（产业）上，只会越来越凸显。反观传统行业，也包括风头正劲的互联网产业，各种瓶颈亦越来越明显，也是同理。
即使一些人还能“投机取巧”，“饮鸩止渴”，但是，在这个信息全球共享、机遇瞬息万变、人才越来越独立与稀缺、东西方碰撞剧烈的时代，你想方设法能赚到的，永远也只是蛋糕的一小部分。
不如，重新做一块蛋糕。而文化产业、新媒体行业，至少在目前看来，无疑是上佳领域之选。而在这个产业、行业里面，若有志于实现真正之人生理想的读者朋友们，亦可以交流一二。
以上，作为一些笔者个人的浅薄认知与发散思考，与大家仅作分享。如有更多交流、合作、洽谈意向者欢迎私信联系。
张锋 己亥冬至写于启东翠彧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