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16年前，针对印度人群体的遗传学研究仍然集中在北部ANI和南部ASI上：两个人群以不同的比例融合，造成了当今印度非凡多样的、坚守内婚的各种群体。
但到了201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包括我的多个实验室，第一次发布了世界上最早的农民的全基因组古DNA数据。这些农民生活在11000年到8 000年前之间，活动范围是如今的以色列、约旦、安纳托利亚和伊朗一带。42在研究这些近东的早期农民与当代人有何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代欧洲人与安纳托利亚的早期农民在血缘关系上有着很强的亲近性，这与9000年前以后安纳托利亚农民迁徙到欧洲的情况相一致。而当代印度人在血缘关系上也和伊朗的古代农民很亲近，这表明，9 000年前以后近东农业向东扩散到印度河流域这一事件，对印度的人群也有着重要的影响。43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发现，当代印度人与古代的草原牧民之间，同样也存在着遗传学上的亲近关系。一方面是伊朗人的农业扩张，一方面是草原血统的扩散，两者都对印度人群产生了影响，那么，两者又如何协调在一起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几年前在欧洲发现的情况，也就是当代的欧洲人群不仅仅是本土的采猎者和迁徙而来的农民之间融合的结果，还有第三支来自草原的人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深入了解背后的情况，我实验室里的约瑟夫·拉扎里迪斯构建了一个当代印度人的数学模型，把印度人当作小安达曼岛人、古代伊朗农民以及古代草原民族的融合体。结果发现，几乎每个印度群体的血统中都有来自三个人群的贡献。44于是，尼克·帕特森把将近150个当代印度人群体的数据合并在一起，试图得到一个统一的模型，使他能够精确地估计这三个古代人群对当代印度人的遗传贡献。
当帕特森按照设想，推断出一支具有完全的北部ANI血统的人群的时候，也就是完全与安达曼岛人无关的人群，他认为这个人群是与伊朗农民有关的血统和与草原牧民有关的血统相融合的产物。但是，当帕特森同样按照设想，推断出一支具有完全的南部ASI血统的人群的时候，也就是完全与颜那亚人血统无关的人群，他发现，这个人群中还必须含有大量的与伊朗农民有关的血统（其余的则是与小安达曼岛人有关的血统）。
这就让我们惊喜交加了。我们原来认为，印度人渐变群的两大祖先人群中的一支是与欧亚西部人血统无关的，而如果北部ANI和南部ASI人群中同时含有大量的与伊朗人有关的血统，那就意味着我们原来的假设是错误的。相反，伊朗农民的后代对印度产生过两次重大影响，他们将自己的血统分别掺杂进入了北部ANI和南部ASI之中。
于是，帕特森继续对我们的模型做出了一个重大修订。45北部ANI融合了50%的草原血统，也就是颜那亚人的远亲，以及50%的与伊朗农民相关的血统。这两支源头在草原民族向南扩张的时候，碰撞到了一起。南部ASI也是人群融合的产物，来源中的一支是更早些时候从伊朗出发向外扩张的农民，血统占比为25%，另一支则来自早先定居的南亚本土采猎者，血统占比为75%。这样，南部ASI就不可能是定居在此的印度采猎者了，相反，或许他们就是将近东农业传遍南亚的那伙人！由于ASI血统和达罗毗荼语系的高度相关性，或许，南部ASI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达罗毗荼语系的传播过程。
这些结果所揭示的，是史前历史上并行发生的两个故事，地点就在两块差不多大小的欧亚次大陆上——欧洲和印度（见图18）。在两个区域里，首先都是在约9000年前以后，发生了近东核心地区的农民向外扩散的事件，只不过从安纳托利亚出发的农民走向了欧洲，从伊朗出发的农民则去了印度。他们带来了革命性的新技术，并在9000年到4 000年前之间与已经在当地定居的采猎者人群发生了混血。然后，两块次大陆又都受到了第二波源自草原的人类迁徙的冲击。操着印欧语的颜那亚牧民一边前行，一边与路上碰到的已定居农民人群发生混血，在欧洲形成了与绳纹器文化有关的人群，在印度则形成了北部ANI。再然后，新形成的、融合了草原和农民血统的人群又在各自区域里，与此前定居下来的农民混血，进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两处梯度变化。
图18 两块次大陆上的故事
南亚和欧洲都受到了两次连续的人类迁徙的影响。第一次迁徙是在大约9 000年前以后，农民从近东地区出发，与本地的采猎者发生了混血。第二次是在大约5000年前以后，来自草原的牧民与在路上相遇的本地农民发生混血。这些牧民可能讲印欧语系语言。融合后的人群再次发生混血，形成了两大渐变群，一条在欧洲，一条在印度。
遗传学数据显示，颜那亚人与在印度和欧洲发现的草原血统关系密切。很明显，有可能就是他们将印欧语系传播到了两块次大陆上。值得注意的是，帕特森对印度的人类历史所做的分析还为此提供了一条额外的证据。他关于印度人渐变群的模型是以北部ANI和南部ASI的简单融合为前提的。但是，当他继续努力，想把印度人渐变群内的每一个群体都一一验证一下，看看是否都符合这个模型的时候，他计算了草原相关血统和伊朗农民相关血统所占比例的比值，发现有6个群体的比值比预期的要高。所有这6个群体都处于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之内。婆罗门在社会中的传统角色是祭司，以及守护那些用印欧梵文写就的古代文本的保管者。要知道，在帕特森测试的群体中，婆罗门只占了大约10%。所以，一个很自然的解释是，在北部ANI与南部ASI融合的时候，ANI并不是一个同质的人群，而是内部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子群体，每个子群体的草原血统与伊朗人相关血统的比值独具特征。那些负责保管印欧语言和文化的人身上，草原血统的比例相对高一些，再加上种姓制度在维持血统和社会地位方面威力巨大，经过了数千年的代代相传后，北部ANI中古老的人群子结构还是沉淀了下来，在当今的婆罗门身上仍然历历在目。还有，这一发现也为草原假说提供了另一条证据。从历经千年、由婆罗门祭司保留下来的宗教中能看出印欧文化的影子，所以不仅是印欧语系，还有印欧文化都有可能是由那些源自草原的祖先们传播开来的。
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出自南亚的古DNA，人类在印度辗转流动的情景远不如我们的欧洲画卷清晰。一个大大的谜团还摆在那里：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祖先是谁？他们在4500年到3 800年前这段时间里，曾遍布印度河流域及印度北部的部分地区，而且正好处在所有的古代人类大流动的十字路口。我们尚未获得他们的古DNA数据，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多个研究小组正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2015年的一次实验室会议上，我们团队的分析师们就印度河流域文明可能的遗传学源头打了个赌，每个人的赌约都大不相同。目前，桌面上有三种不同的可能性。第一种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所有者是该地区第一批与伊朗人有关的农民的后代，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与其他人群发生过混血。他们的语言应该是一种早期的达罗毗荼语。第二种是，他们属于南部ASI，也就是伊朗农民和南亚采猎者混血的产物，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语言应该还是达罗毗荼语。第三种是，他们属于北部ANI，身上应该已经有了草原血统和伊朗农民相关血统。这么一来，他们说的就是印欧语了。每种可能性都各有奥妙、各有看头，但是只要有朝一日古DNA浮出水面，所有这些争论都将尘埃落定，印度历史上的种种谜团也很快会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