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血统的群体里有不少曾经经历过严重的人口瓶颈，这些群体，包括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芬兰人、哈特人、阿米什人、萨格奈－圣让地区的法裔加拿大人等，一直是医学工作者们经久不衰、成果显著的研究对象。由于人口瓶颈的存在，如果一些导致罕见疾病的遗传突变正巧由群体的奠基者所携带的话，那么在群体的后代里，这种突变的频率会急剧增加。因为这种基因的表现是隐性的，两份副本才会致病，所以，如果一个人只从父母当中的其中一个身上遗传了这种突变的话，那么是无害的，但如果他从父母双方那里都继承了这种突变，那结果就是致命的了。然而，假如由于人口瓶颈，这种遗传突变的频率大为增加，父母双方都带有这种突变的可能性就不可忽视了。例如，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群体里，家族黑蒙性白痴（Tay-Sachs）发病率很高，这是一种必死无疑的疾病，出生后几年内就会导致大脑退化和死亡。我自己的一个近亲，出生几个月后就由于一种叫脑肝肾综合征（Zellwegersyndrome）的遗传病死去了。而我母亲的一个近亲，也是很早就死于另一种遗传病：赖利－戴综合征（Riley-Day syndrome），或者叫家族性自主神经失调症。目前，人们已经确定了数百种此类疾病，并且已经针对欧洲各种受到奠基者效应影响的群体，确认了相应的基因，其中也包括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些发现使得人们的生物学见解更加切入要害，在某些情况下还启发人们开发出了药物来抵消受损基因的影响。
当然，印度的人口数目庞大，而且大约有1/3的群体在历史上曾遭受过人口瓶颈的影响，力度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或芬兰人所遇到的差不多，甚至更强些。因此，通过寻找与这些印度人群体的疾病有关的基因，就有可能识别出数千种疾病的遗传风险因素。尽管系统性的、全面的工作还尚未开展，但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案例。例如，对一个属于维西亚群体的人来说，如果在手术前给他采用肌肉松弛剂的话，那他出现长时间肌肉麻痹的概率会很高。于是，现在印度的临床医生们就不会给携带维西亚血统的人采用这种药品了。究其原因，是某些维西亚群体的人身上丁酰胆碱酯酶蛋白的水平较低。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表明，在维西亚群体中，导致此类症状的一个隐性遗传突变发生的比例是20%，这个比例远高于其他印度群体。由此，人们推断这是由于维西亚群体的奠基者恰好携带着这种突变。40而在维西亚群体中，有4%的人父母双方同时携此突变基因，这个比例已经够高了。如果对一个这样的患者实施麻醉的话，那患者就大祸临头了。
正如维西亚群体的例子所表明的，印度的历史为生物学上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毕竟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搜寻罕见隐性遗传病所对应的基因是件很廉价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在某个副种姓群体找到少数患者，然后对其基因组进行测序。遗传学的方法可以确定印度的数千个群体中，到底哪些曾遭受过强烈的人口瓶颈影响。本地的医生和助产士也一定能识别出某些在特定群体中发病率高的症状。那些曾为数以千计的婴儿接生过的医生们，一定能讲出在哪些群体中，某些特定疾病、畸形等症状更容易出现。这些信息足以让我们有的放矢地采集少量血样进行遗传分析了。而一旦有了样本，找基因的活就简单了。
通过罕见隐性疾病的筛查，我们非常有可能在印度取得医疗手段上的重大改变。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在印度包办婚姻非常普遍。正如我自己在婚姻方面遇到的约束一样，在印度的众多社区中，包办婚姻司空见惯，就跟那些极端正统的犹太社区一模一样。我的几个住在正统犹太社区中的近亲，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配偶。1983年，犹太拉比约瑟夫·埃克斯坦（JosefEkstein）创立了一家基因检测机构。在那之前，埃克斯坦自己有四个孩子死于家族黑蒙性白痴。在那之后，埃克斯坦已经成功地将许多隐性疾病几乎消灭了。41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正统教派的高中里，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要经过致病基因的筛查，特别是那些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社群里常见的罕见隐性疾病。如果有些人被查出来是携带者，那么媒人(52)就绝不会把他们介绍给携带同样突变的异性。在印度，照样可以重演这一幕。只不过，得益的不仅仅是几十万人，而是亿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