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混血儿
2008年10月，在我的科学生涯中，最紧张的24小时到来了。当时，我的合作者尼克·帕特森和我到了海得拉巴，与辛格和唐加拉吉一起讨论研究的初步结果。
10月28号的会议气氛非常火爆，辛格和唐加拉吉似乎要否决整项研究。会前，我们简要汇报了研究成果，即今天的印度人是由两支高度不同的祖先人群混血而来的，其中之一是“欧亚西部人”。辛格和唐加拉吉反对这一说法，认为这暗示着大量欧亚西部人集体涌入印度。他们确切地指出，我们的数据并没有直接证据。他们甚至推测，也许存在着另一个方向的人类迁徙，例如印度人迁徙到近东和欧洲。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粒体DNA研究，有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那就是当代印度人线粒体DNA支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在这块次大陆上存在了数万年时间。21在没有搞清楚全基因组数据和在线粒体DNA上的发现如何相辅相成之前，他们可不想卷入一项主张欧亚西部人“入侵”印度的研究里面去。虽然他们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可以听出其弦外之音：来自印度以外的人群迁徙这个想法对这块次大陆有着颠覆性的影响。
辛格和唐加拉吉提出了“遗传共享”（geneticsharing）一词，想以此来描述欧亚西部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说法强调的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祖先。然而，我们知道的是，两者之间不但发生了真实的融合，而且对当代每一个印度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辛格和唐加拉吉的说法仍然对混血事件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我们就这么僵持在那里了。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发现要被扼杀掉了。
那天晚上，庆祝排灯节的烟花噼啪作响，这可是印度教最重要的节日。我们住的院子外面，小男孩们正在向来来往往的卡车的轮子下面扔炮仗，而帕特森和我则猫在科研所的客房里冥思苦想。渐渐地，文化共鸣在我们面前清晰起来，我们摸索出了一个说法，既能在科学上准确无误，又能避开敏感的话题。
第二天，我们全队人马聚集到辛格的办公室，坐在一起为古代印度人族群想出了新名字。我们写到，当代印度人是两支高度分化的人群融合的结果，即印度北部祖先人群（AncestralNorth Indians, ANI）和印度南部祖先人群（Ancestral South Indians, ASI），在两支人群融合之前，他们之间的差异大到就如同今天的欧洲人和东亚人一样。印度北部祖先人群与欧洲人、中亚人、近东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人有关，但我们不会主张他们的家园在哪里或者任何与迁徙有关的事情。印度南部祖先人群则从一支与任何印度以外的当代人都无关的人群演化而来。(47)ANI和ASI之间曾发生过剧烈的融合，结果是，居住在印度大陆的所有当代人都是混血儿，只不过混血的比例不同罢了。混血的来源之一是欧亚西部人的血统，另一个来源是与东亚人和南亚人更为亲近的血统。从遗传学意义上讲，在印度，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宣称它是单一、纯粹的。
血统中的“权力的游戏”
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就能够估算在每个印度人族群中，与欧亚西部人有关的血统所占的比例了。
为了做出这些估计，我们一方面测量了欧亚西部人基因组同印度人基因组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也测量了欧亚西部人基因组同小安达曼岛人基因组的匹配程度。在这里，小安达曼岛人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与南部ASI有关（尽管血缘关系很远），但与印度大陆上的欧亚西部人血统没有什么牵连，所以他们的基因组可以当作数据分析时的一个基准参照点。然后，再将印度人的基因组替换成为一个从高加索地区来的人的基因组，重复上述分析过程，这就相当于是与百分百的欧亚西部人血统进行比较。通过对前后的结果进行比照，我们就可以问：“每一个印度人族群和百分百的欧亚西部人之间，血缘关系上有多近？”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就能回答每个印度人族群中欧亚西部人血统所占的比例了。
在一系列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印度人族群中，欧亚西部人相关血统所占比例从低到高为20%～80%。22正是由于与欧亚西部人相关的血统的连续性变化，我们在图上才能看到那个印度人渐变群，也就是主成分分析图中的梯度变化。无论种姓高低，混血无处不在，就连那些印度种姓制度之外的非印度教部落也不例外。
混血比例能够为解开很多历史事件之谜提供线索，例如，南北这两个祖先人群都讲什么语言。在印度，凡是讲印欧语系语言的族群，身上的ANI血统就多一些；而凡是讲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的族群，ASI的血统就多一些。这表明，很可能ANI传播的是印欧语系，而ASI传播的是达罗毗荼语系。
从遗传学数据中还可以看出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一些端倪。一般来说，古代ANI的社会地位较高些，古代ASI的社会地位则较低。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就算是住在印度的同一个邦，讲同样的语言，传统上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所拥有的ANI血统占比也要相对高一些。23例如，婆罗门，也就是祭司阶层，身上的ANI血统占比就比周围的人群要高，不管他们讲什么语言。尽管还有一些例外，包括一些有大量文字资料证明的、整个族群的社会地位发生转变的案例，24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讲，我们的发现可以说是证据确凿，而且这也表明，我们所说的ANI和ASI血统之间发生的混血，在古代印度有其社会等级化的背景。
当代印度人的遗传学数据还可以揭示男女社会权力在历史上的变迁。根据遗传突变的密度，我们可以将不同的人群分离开，从中可以发现，大约20%～40%的印度人男性、大约30%～50%的东欧人男性都拥有同一种Y染色体类型，而这可以追溯到6800年到4 800年前的同一个男性祖先。25相反，母系传承的线粒体DNA则几乎只局限在印度境内，说明线粒体DNA几乎全部来自南部ASI，就算是在印度北部也一样。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欧亚西部和印度之间在青铜时代或之后曾发生过人类大迁徙。携带上述Y染色体类型的男性移民在繁殖后代上异常成功，而女性移民对其后代的遗传贡献就要少得多。
Y染色体和线粒体DNA上所呈现出来的模式差异在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把历史学家们给搞糊涂了。26其实，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部分的北部ANI的遗传学贡献来自男性。这种不同人群之间发生混血时的性别不对称现象并不鲜见。看看非洲裔美国人吧。在他们身上，大约20%的血统来自欧洲人，而其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几乎是4:1。27再来看看哥伦比亚的拉丁美洲人，据估计，他们大约80%的血统来自欧洲人，而其中的男女性别比例更加不平衡，约为50:1。28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我会来探讨这对人群之间、男女之间的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但一个共同的现象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群的男性，往往会迎娶社会地位低的人群的女性。很有意思吧，遗传学的数据能够如此鞭辟入里地揭示过去历史事件中的社会学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