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正式开讲《论语》的内容，先从第一章《学而》开始。鉴于这一章的重要性，我将其中的三句话，分成三次来讲，每次讲一句，今天讲第一句。
《论语·学而》：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字面意思似乎很直白、简单，但是，对当下的中国人而言，要真正理解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困难。难在哪里，难就难在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文化参照系的不同。《论语》的文化参照系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参照系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导致，“学”和“乐（说）”的含义存在古今不同，甚至古今相反。
尽管都是中文“学”，但是孔子所说的“学”，现代汉语中的“学”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乐”亦如此。
孔子意义上的“学”，或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是内在之学，以人为主体的，更准确地说，是以人心为主体的。“学”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觉”，一个是“效”，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觉”就是觉悟、感悟、理解，其主体是学习者的内心，是内心在觉悟。“效”更强调“学”的结果，觉悟之后，主动地去效法、行动。
因此，“学”不是自外向内地被动性地灌输知识，而是内心的主动地觉悟。与内在的“学”相配套的，就是知识的内在性。在中国的传统中，知识都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内在于人心之中，本于人心，为人心所发。“学”是让内在于人心的知识显露出来，呈现出来。这个呈现和显露，主要的不是让外人看到，而是让自己觉悟到，意识到。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不仅不是一个自外而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自内向外的过程。
孟子，以及后来的王阳明，都对知识的内在性做出了很精到的分析。孟子提出了“义内”说，王阳明进一步发扬，说“心外无理”。“义”、“理”，或者合起来说“义理”、“理义”，就是中国传统的知识的核心，就是知识。中国传统的学问，在形式上可以称之为“经学”，而在实质上则又可以称之为“义理之学”。中国传统的“义理观”，其实就是知识观。不仅认为“义理”才是真正的知识，而且“义理”是内在的，本于人心，或者说是人心的固有功能和属性。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之义也、理也”。“心之同然”，就是人心的一种共识性判断。孟子还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这里的“得”就是得到“义理”知识，明确指出，知识不过是人心的思考的产物。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本来，“思”是“学”的重要部分，但是孔子分开说，更强调“学”的实践性，学不是脱离实践的学，思也不是脱离实践的思。王阳明则进一步解释说，是“知行合一”，实质就是“学思合一”。
同时，王阳明还把知识，直接说成是天然本然存在于人心之中的“良知”。学习就是对自己内心的良知的体悟，让潜在的良知，显明和呈现出来，让自己能够清晰地意识和认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的准则。
其实中国在传统上只讲义理，而不讲知识。“知识”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的，尽管字是中国字，但是含义是外来的。最初起于佛教，然后近现代以来，又被注入了欧美的内涵。我把这些有着汉字的外表，欧美内涵的现代汉语词语，叫做“香蕉词”。“香蕉词”的概念来自“香蕉人”，指黄皮白心之人：身体特征是华人，但是思想和精神却是欧美化的。
整体而言，现代之前的西方，是没有独立的“知识”的概念的，也没有独立的“学”，而只有神的智慧，和对神的信仰。他们认为，知识来源于神的创造，是神的智慧，人本身是没有创造知识的能力，要获得知识，唯有通过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获取知识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以信仰代替“学”，只有信仰，而没有学。同时知识并不存在于人间，而只存在于神界。因此，知识就是外在于人的，而获取知识就是一个从外向内，向人灌输的过程。
所谓的“现代文明”是出现在西欧，并脱胎于基督教。实际上也是一场关于知识，以及获取知识手段的大变革。“现代文明”中的知识观，的确相对宗教时代，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推翻了神，打倒了上帝。既然神不再是知识的创造主体，那么人就取代神，而成为知识的创造主体。人是凭借心性、人心而创造知识的，因此，西方近现代哲学，实质上就是“心性学”、“心学”。长期的宗教传统，又让近现代的西欧，包括后来的美国，很难真正摆脱宗教式的、神学式的思维模式，最终导致，他们对心性、人心的理解依然是宗教式的、神学式的。
整体而言，近代西方哲学对人心的理解有三大派别：以法国笛卡尔首倡的大陆理性主义，以霍布斯、洛克、休谟等为中心的英国经验主义，以德国叔本华、尼采为中心的唯意志主义。英、法、德各占其一。
“理性主义”将人心看成一个已经写入全部知识的电脑芯片，每个人都天然地被置入了理性的芯片。而人获取知识，就是从理性芯片中提取，其具体过程就是“思考”、“冥思”。这种观念的实质，是将人心的思考能力、创造知识的能力，机械化、先验化、神学。同时也将知识本身先验化和神学化。笛卡尔对理性的冥思，与宗教时代对神的冥思没有两样。
英国的经验主义，极力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知识不是先验地存在于人心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心之外，人心只有感觉的功能，而没有创造知识的功能。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存在于人心之外的真理，通过感觉而搬运到人心之内。经验主义的实质是，只注意到人心的感知、感觉功能，而错误地将感知、感觉等同于人心。当否定了人心的思考能力之后，知识便成为赤裸裸地外在。外在于物质世界，于是所谓的“唯物主义”也就应运而生。
德国的“唯意志主义”，则看中了人心的意志、意愿的功能和属性，把意志当成了人心之全部，极端强调意志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尼采疯了，信奉尼采的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于是后来又出现了调和派，其代表就是康德，还应该包括后来的马克思。康德是德国人，属于欧洲大陆，因此，其调和的结果，实际上还是以“理性”为主，把“理性”拆分为两层，一层是“纯粹理性”，一层是“实践理性”。“纯粹理性”就是笛卡尔式的理性芯片，被写入了知识。要获取这些知识，只需笛卡尔式的冥思就行了。而“实践理性”则是对英国经验主义感知、感觉的改装，就是通过经验而获取知识的能力。
尽管马克思也是德国人，但是由于他长期旅居英国，因此思想受到英国经验主义的很大影响。因此，他的调和主义，更偏向感觉感知，而更接近英国经验主义。他直接将自己的学说命名为“唯物主义”。他认为真理是外在地存在于“客观物质”之中，人通过研究物质可以获取真理。同时，他又把人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分为“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
随着英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英国的唯物主义最终占了上风，或者是以唯物主义为中心的各种调和主义占了上风，包括后来的“科学主义”，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
总之，西方的知识观和学习观中，知识是主体，而且外在于人而存在，学习是一个将知识从外向内的向人灌输的过程。而中国固有的知识观和学习观则认为，人、人心是主体，知识只是人心思考功能的结果，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学习是一个“学思合一”、“知行合一”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彻底地否定中国固有的知识观和学习观，而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知识观和学习观。知识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在知识面前则是一个被动的次要物。
二
就知识本身来说，现代文明中的知识不仅是外在化的，而且是物质化的、唯物化的、客观化的。知识、真理，不过是物质世界的运行规律。无论物质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的规律，都被认为是绝对地独立于人心而存在，有没有人、人心，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都是绝对存在。
事实上，无论是客观物质世界，还是客观规律，都是一种虚构和预设，与昔日对上帝、神的虚构和预设没有两样。现代人对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信奉、信仰，与宗教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并无二致。更直白地说，“客观规律”、“科学真理”就是替代昔日上帝的一尊新神，客观世界就是一种新神界、新天堂。
物质当然是存在的，物质的规律当然也是存在的，但是，将这种存在看成是一种可以脱离人心的绝对存在，就是一种神学虚构了，也是昔日神学思维的延续。他们把昔日上帝可以绝对超越人而存在的观念，用到了物质上，这样就对物质进行了神学虚构，为物质赋予了崇高的价值。客观世界以及客观规律的崇高性，其实就是昔日神的崇高性。
什么是“乐”，真正的“乐”就在于对人们所认为的最具有崇高价值的东西的获取。而这些崇高价值则与人们的认知和赋予有关，与真实无关。宗教时代，认为把崇高价值赋予到虚构的神上。虚构的神就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崇高的。对神的信仰，就是最高的乐。
但是，中国传统从根本上来说是无神的，是没有宗教的。认为最崇高的价值就在人心，以及人心的属性：义理、良心。因此，最高的“乐”，就是“义理之乐”。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鸡肉、猪肉）之悦我口”。学习就是对义理的学习，就是对自己本心属性的认知，因此学习是乐的。因此，人最大的乐，就是认识自己和发挥自己。
现代文明的知识，最后彻底沦落为对使得物质财富得以增长的知识。现代文明的“乐”，最后彻底沦落为物质之乐，对物质的占有之乐。
现代的中国则是以无条件接受现代文明为宗旨，以现代化为宗旨，因此也无条件接受的现代文明的知识观和学习观，也信奉了现代文明中的新宗教和新神学。认为知识是物质化的外在化的，教育就是把外化的物化的知识灌输给孩子。
同时，中国的“乐”，也由义理之乐，转向物质之乐，房子、车子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