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不断,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250场战争夺走了1.1亿人的生命。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到早期美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的暴行,疯狂的种族屠杀从来没有停止。即使在战争和屠杀以外,超过1/10的儿童都报告自己曾经遭受校园霸凌。因为无法忍受网络暴力而自杀的案件也层出不穷。这些残暴的行为无不揭示了整个人类潜质中异常残忍的一面。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攻击他人?到底如何才能解释这种令人震惊的行为呢?
什么是攻击
社会心理学家将攻击定义为意图伤害他人的身体行为或语言行为。该定义涵盖了两种不同的攻击,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敌意性攻击由愤怒引起,以伤害为目的。工具性攻击以伤害为手段达到其他的目的。
大多数战争和恐怖活动都属于工具性攻击。恐怖分子或战争的发起人是“冷静的”,他们通过攻击这种途径来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迫使“非法闯入者”撤离自己的家园或者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泛滥。
激情犯罪大多是敌意性攻击,是因为意见不合而爆发的“激烈的”冲突。这些谋杀是冲动性的情感爆发,即使严厉的惩罚也无法减少这类杀人案件的发生。
攻击的理论
在分析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的原因时,社会心理学家主要有三种观点:生物学影响,挫折和习得行为。
攻击的生物学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攻击根源于一种自我破坏的冲动,这种对死亡原始的强烈诉求被他称为“死本能”。动物行为专家洛伦兹则认为攻击更多是适应性的而非自我破坏。这两种理论都认为,攻击性的能量来自于本能,而不是习得。这种能量需要不时地得到释放,一味地压抑会导致最终的毁灭性爆发。这种本能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在玩一个循环论证的游戏,无法解释攻击性在个体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
进化心理学家指出,男性的攻击行为具有适应性。有目的的攻击可以提高生存和繁衍的几率,而失败者“将面临基因灭绝的危险”。在正确的时间对正确的对象发动攻击是获得社会成就的敲门砖。基于地位的攻击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青少年时期和成年早期是攻击的高峰期,因为这一阶段是社会地位和争夺配偶竞争最激烈的时期。
研究者在动物和人类身上发现了一些能够引起攻击的神经机制。激活这些脑区,人们的敌意程度就会增加;而抑制这些脑区,敌意程度下降。那么有暴力倾向的人是否在大脑的某些方面存在异常呢?通过扫描大量杀人犯的脑活动,研究者发现,未受过虐待的杀人犯的前额叶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会者的前额叶比正常人小15%。脑区异常确实可能导致异常的攻击行为。
遗传因素
也会影响神经系统对暴力线索的敏感性。在一项长期的跟踪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遗传因素的作用大于环境的影响。我们的气质与生俱来,同时也受交感神经系统反应性的影响。低责任感和自我控制的孩子更有可能在成年后因为药物滥用而被捕,同卵双胞胎中一个被判有罪,另一个有一半可能也有犯罪记录,而异卵双胞胎中这一比率仅占1/5。攻击性行为是由一种能够改变神经递质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时期的受虐经历共同决定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并非单纯地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环境的影响;基因会使某些儿童对虐待更敏感,反应更强烈。
血液中的化学成分同样可以影响神经系统对攻击性刺激的敏感性。例如:
酒精
酒精会使攻击更容易发生。酒精可以降低人的自我觉知和考虑后果的能力,还会让人将模棱两可的行为理解为挑衅,同时使人的个性弱化,降低抑制的能力。
睾丸激素
虽然激素的影响对低等动物比对人类要强烈的多,但暴力行为的确与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有关。虽然睾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击性行为,但睾丸激素就像是电池的电力,只有当电力水平很低时,暴力犯罪行为才会有明显下降。
不良饮食
不良饮食也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增加。例如钙有利于抑制冲动,ω-3脂肪酸有助于大脑功能的完善。
挫折攻击理论
当我们达到一个目标的动机非常强烈,或者预期事情会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却在行动过程中遇到了阻碍时,挫折就会产生。而挫折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攻击的能力并非直接朝挫折源释放,我们学会克制直接的报复,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多半会受到惩罚;相反,我们会把敌意转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标上。就像在工作中被老板责骂的男人回家大声斥责妻子,而无辜被责骂的妻子只好把怒气发泄到更加弱小的儿子身上。在试验情境和现实生活中,当新的目标与挫折源有相似之处,并且稍稍刺激了攻击能量的释放时,攻击的转移最容易发生。其他群体中的成员尤其容易成为攻击的替罪羊。
攻击是对立的,很多评论认为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强烈愤怒,从而促成了伊拉克战争。911事件后,美国人需要寻找宣泄愤怒的对象,发动战争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需要对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实行打击,而萨达姆正处于这一世界的中心。需要注意的是,挫折攻击理论只解释了敌意性攻击,而无法解释工具性攻击。
在一些情况下,如果挫折是可理解的,那么它只会导致愤怒,而不是攻击。伯克威茨认为原有的理论夸大了挫折与攻击之间的关联,因此他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挫折产生的是愤怒,即攻击的一种情绪准备状态。攻击线索一旦出现,受挫者就特别容易大发雷霆。
挫折感并不只是来源于完全的剥夺,更多的时候,挫折感来源于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贫民并不一定是经济方面挫折感最强的群体,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真正受挫感最强的是向往富有生活的中产阶级。这种感觉被称为相对剥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贫富差异大的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感较低而犯罪率较高。今天,媒体和广告所描述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的可能来源。它把绝对剥夺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导致人们的挫折感和焦虑感大幅度上升,因此攻击行为也随之升高。
攻击的社会学习理论
基于本能和挫折的攻击理论认为充满敌意的强烈冲动来自内在的情绪,这些情绪将我们体内攻击的欲望“释放”出来。然而,社会心理学家指出,学习同样可以“引发”攻击。通过亲身经历和对别人的观察,我们学习到攻击通常需要付出什么,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回报。儿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胁迫了其他认同,他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富于攻击性。
在日常生活中,攻击性的榜样大部分来自于家庭,文化和大众媒体。
- 家庭:暴力的结果往往是滋生新的暴力。身体富于攻击性的儿童往往有惯用体罚的父母,而这些家长通常也受到过来自他们父母的体罚。
- 文化:在崇尚“男子汉气概”和“名誉文化”的社会里,攻击可以很容易地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人。来自经济不发达,贫富严重不均,尚武且参与过战争的民族会更倾向于支持和参与攻击活动。
- 大众媒体:媒体具有放大效应。自杀式恐怖袭击的目的通常不是杀死有限的几个人,而是通过这种放大效应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慌。
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攻击性的榜样,我们可以习得攻击性的反应方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真的会攻击他人呢?班杜拉认为,攻击行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体验激发的。这些体验在情绪上将我们唤醒。但是否真的选择攻击还取决于我们对结果的预期。当攻击行为看上去比较安全甚至会带来好处时,我们很有可能会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