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金融市场流动性以成交量、买卖价差 (bid-ask spread) 或交易对价格影响等微观结构指标来衡量。而在国际层面，对于那些发行主要国际货币和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来说，固定收益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尤为重要。
G20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 (CGFS) 最近的跨国研究表明，固定收益市场的流动性在危机期间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最近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使用标准衡量指标)。图1为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基准国债市场的交易成本提供了一个例子。
然而，许多标准衡量指标的平均结果与市场对固收市场流动性恶化的普遍评论并不相符。事实上，它们似乎掩盖了流动性方面的一些脆弱性和“分化”迹象。
就脆弱性而言，即便是AAA评级的主权债券，偶尔也会出现明显的市场动荡。例如，2014-15年，美国国债出现了罕见的“闪涨” (flash rally)，而德国国债出现了“突然逆转” (sudden reversal)。
“分化”指的是，在一些细分市场，尤其是传统上流动性较差的市场，并没有像主流市场一样恢复流动性正常化。例如，对于压力较大的美国企业债，在引入沃尔克规则 (Volcker rule) 后，交易对价格的影响已经增加。Adrian等人发现，危机过后，美国企业债市场的交易规模仍然很低，这与市场普遍共识一致。Duffie发现美国一般抵押品回购市场 (GC Repo) 做市活动减少的证据。Kurosaki等发现，自2014年秋季以来，日本政府债券市场以及相关的回购和期货市场流动性减少。
与固定收益市场相比，股票市场受到的关注似乎少了些。主要证券交易所的总成交量往往接近或高于危机前的水平。但是，周转速率 (turnover velocity)，即总成交量和总市值的比率，趋向于接近或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东京证券交易所除外)。
图2显示了对股票市场流动性的总体衡量。普华永道结合研究和实务经验，对更多细分市场的流动性进行了更细致的讨论。报告发现，近期股市流动性发展的证据喜忧参半。
一个令人们担心的问题是，过去10年高频交易或算法交易的增长对股市是福是祸？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电子交易导致了股票市场流动性和交易成本的显著改善。尽管如此，激进的高频交易 (如利用运营商之间的速度差异) 可能导致操纵性交易策略，这些策略可能通过“有害”的套利机会或“倒卖”大量知情订单，损害市场公正或恶化流动性。此外，在市场压力时期，自动执行订单可能与算法交易相互作用，导致极端的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的迅速蒸发。
总而言之，推动近期主要债券和股票市场流动性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大类。
首先，后危机时代 (私人部门) 去风险和 (公共部门) 强监管减少了银行的自营交易和做市活动。例如，一级交易商风险敏感度的提高，似乎使他们更不愿意持有大量库存，从而使大规模交易变得更加困难。
其次，尽管技术进步和市场透明度举措往往会在长期内降低交易成本，但某些形式的高频交易和一些“暗”交易场所也可能促成不同的流动性结果。
第三，新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往往对许多金融市场产生了短期支撑，但也可能加剧了脆弱性。首先，资产估值和流动性可能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对央行行为的预期，尤其是在出现转折点时的预期 (如美联储2013年的“缩减恐慌” taper tantrum)。其次，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持有的大量资产，无法作为抵押品或用于交易。
在关于全球流动性的讨论中，似乎出现了三个政策方向。
首先，尽管确保系统性银行的安全仍是后危机时代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但重要的是，监管环境应保持对创造市场弹性的激励。
其次，尽管技术进步和电子交易总体上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对某些激进的高频交易形式需要加以限制，保留下来的“暗”交易场所也应主要用于大额交易。
第三，各国央行在沟通复杂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时需要特别谨慎，并应充分开展证券借贷项目(securities lending，实际上许多央行就是这么做的)。通过该项目，央行将资产负债表上的部分资产返还给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