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的油画《克利奥帕特拉的宴会》，1744年，描绘了著名的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与其情人执政官马克·安东尼饮宴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利维坦按：电影《关于施密特》（About Schmidt，2002）中，杰克·尼科尔森饰演的施密特退休后，与他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妻子忽然离世，整理房间时施密特才发现，亡故之妻曾写给过一个男子的情书。施密特这才意识到，那个曾经和他生活相伴那么久的女人的内心真实情感世界。
关于出轨，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和出轨这种结果相比，我们追问出轨的动机才是更重要的问题——如果将沉闷无趣的伴侣日常考量进来的话，很多人或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已经为（彼此的）出轨埋下了伏笔。这种“慢性伤害”如同温水煮青蛙，待到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如果将出轨问题的复杂性定要简化为某种道德判断无疑是危险的，因为这往往意味着对于人性缺乏基本反思——道德大棒谁都会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受害者和施害者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泾渭分明。
文/Emily Dobrow
译/佐桥皆人
校对/何里活
原文/medium.com/@1843/whats-wrong-with-infidelity-196404ce98a7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佐桥皆人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赛斯（Seth）和他的女友相处多年，就在他们订婚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她对自己不忠。偷情只有一次，对方是一名同事，但不忠的事实刺痛了他。赛斯回忆说：“我经历了嫉妒、不安、愤怒、恐惧，甚至连谈论此事都让我感觉很困难。”他曾经怀疑，未婚妻的不忠是否意味着两人原本的恋爱关系就存在某些深层问题。他也曾担心，这可能是两人婚姻注定走向失败的一个前兆。
他也对自己多年前的一次草率行为感到内疚，他曾经与一位熟人发生过一夜情。这位30岁出头的纽约企业家说：“我知道自己的行为并没什么深刻含义，我感到一点冒险的意味，于是就去追逐这种感觉。”然而在调情时，一份焦虑感也在啃食他的良心。如果他和未婚妻现在就已经竭尽全力地保持对彼此的忠诚，他们还怎么保证能一辈子做到专一呢？一时的犯错是否意味着两个人的结合还存在更大的错误呢？
为了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赛斯和他的伴侣找到了生于比利时的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瑞尔（Esther Perel），以解决情感问题闻名。她的两次TED演讲——主题分别是在长久恋爱关系中保持激情的挑战，以及不忠的诱惑——在Youtube上的视频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次。她最畅销的一本书是2006年出版的《被囚禁中的交配》（Mating in Captivity）被翻译成26种语言，巧妙地审视了我们两种互相冲突的需求，恋情安全感与情欲新鲜感。最近她的研究更触及深层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极具争议的领域。她于2017年出版的新书《第三者的诞生》（The State of Affairs: Rethinking Infidelity），这本书直面了令人痛苦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出轨，当出轨发生我们改如何处理。如果佩瑞尔不在纽约的工作室里会见来访者，她就会跑遍全世界的研讨会议与创意集会，在演讲中不断提到那些原本美满的恋情中暗藏着难以捉摸的欲望。赛斯就是在这样一个会议上听到了佩瑞尔的演讲，于是找到她指导自己和未婚妻解决问题。
在谈话中赛斯告诉我：“埃丝特帮助我们认识到，完美的恋爱并不存在。”在佩瑞尔的帮助下，这对恋人开始接受两人的关系，并且将这种称为“一夫一妻制”——他们将渴望对彼此保持忠诚，但也容忍偶尔的放纵。赛斯说：“我们原本从来没想过可以争取维系这样的关系，但是想想看，我们两个人建立起来的所有一切为什么要被小小的不忠摧毁掉呢？”
这样的视角也许看起来理智，但仍然无法摘掉异端的帽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关于性、关于性道德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西方，越来越少的人还会对婚前性行为、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相爱这样的事情指指点点。尽管如此，不忠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原则问题。事实上，研究发现，尽管人们已经对性与婚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变得更加宽容了——人们已经能接受晚婚家庭、早早离婚的家庭、丁克家庭，甚至接受不婚主义——但是对于沾花惹草，我们的态度只是变得更严苛了。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美国独立民调机构、智囊公司）的一项公众态度调研，在调查了40个国家之后发现，不忠是最受谴责的行为。芝加哥大学从1972年起就在进行一项美国一般公众观点调查，如今的美国公众对于婚外性关系的评价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比上世纪70、80、90年代美国人对此的态度都更加负面。通常来说，年轻一代人总是支持性道德的标准向更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然而对于不忠，无论老少都一致反对。如今是一个明显很宽容的时代，我们中很多人已经能接受了各式各样的爱，只有出轨仍然是一种超越界限的放纵。
图源：Aleteia
佩瑞尔曾经说：“在婚恋的领域，不忠的话题总能激发出恐惧、谣言，同时又让人着迷，除此外没有任何其他话题能做到这些。”在过去，当离婚曾经还意味着一种耻辱的年代，那些遭受出轨事件打击的夫妻最典型的反应，就是想办法尽量隐藏、遮掩。如今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无论男女，如果被出轨的一方并没有对出轨的伴侣拳脚相加、暴力分手，而是想办法回避出轨事件的伤害，那么尝试摆脱的一方将被强加一份羞耻感。
佩瑞尔还认为，这样的情形尤其在美国极为常见，在美国，“出轨”往往被归于纯粹的道德层面问题。以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者们为例，从很早以前，这些批评者就把希拉里对丈夫多次不忠的容忍当作她性格上的一个弱点，不过这恰恰证明了作为政客的希拉里能够把自己与丈夫的政治力量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优先处理丈夫个人的弱点。然而佩瑞尔的解读是，出现这样的舆论恰恰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偏离问题的核心。
图源：Page Six
想要对不忠做出可靠的统计并非易事，因为自我坦白得不到多少益处，而且对于出轨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承认自己曾经或多或少做出过某种出轨行为的人数，分别在男性中占到30%~75%，在女性中这一数字也有20%~68%之多。如今由于更多的女性享有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外出工作，对于实施出轨，原本男女之间存在的鸿沟正在快速缩减。对此，佩瑞尔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紧急行为能像出轨这样，即受到来自全球的谴责，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可以这样说，出轨是人类不想要、也绝不喜欢的一件事，但事实上，人类不仅会出轨，而且还会频繁出轨。
在整个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抵制出轨，在美国，出轨的结果也是最可怕的。佩瑞尔曾经说：“对于出轨的看法，大量美国人是伪善的，虽然美国人对于出轨抱有更高的负罪感，但他们出轨的次数并不比法国人少。”对此，佩瑞尔解释道，美国人不仅对性与欺骗抱着更明显的清教徒观念，而且拼命自律也是美国的民族精神之中非常核心的内容。“在美国，任何事物都要被夸大，任何事物都要被说是世界知名，即使把大的话题拆分成小的部分，小部分本身也往往非常庞大，在这些现象背后，本质都是过量与限制。在比利时，人们不会坐在那里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谈论哪些食物是有害健康的。但是在美国，做一件坏事也意味着一种快乐。”
佩瑞尔希望改变人们对出轨的看法，人们通常把出轨视为一种病态或不道德的冲动，一旦发生就会不断造成创伤与破坏，但佩瑞尔希望人们能认识到对出轨的渴望是非常正常的，出轨虽然可怕，但它是无可避免的人性的一部分。她认为，“一夫一妻制也许并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性中包括越界。有些时候，甚至连生活幸福的人也会出轨。”
举个例子，赛斯和他的伴侣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此，他们希望能建立一段可以持续下去的关系，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根据已经发生的出轨事实讨论两个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还要讨论两个人能接受什么程度的不完美。赛斯告诉我：“并不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可能的，而是很多人做不到，甚至有更多人不想去做到。埃丝特帮我们理清了这些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建立一段可以维系几十年的幸福恋情。”
图源：TED Ideas
佩瑞尔认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不忠带来的就是痛苦，但是如今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忠带来的是一种‘创伤’。当被出轨一方意识到‘我的人生充满谎言，我再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或者，人们开始用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来解释并应对出轨带来的伤害，这些都属于近几年才出现的对于出轨的全新认知。”佩瑞尔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一个讲法语的犹太社区长大，她在说话时会用到一种轻快的法国口音，就算由她来念一份海运行情预测报告也能听起来很迷人。在佩瑞尔公寓旁边的纽约苏豪区格兰德酒店，她一边喝着甘蓝果汁，一边向我解释为什么随着时光推移，人们反对私通的态度越来越强硬。
“这是因为忠诚逐渐成为婚姻的最后一项定义，”佩瑞尔如是说，“你不必等到发生性关系才建立婚姻，也不必生孩子，甚至连婚姻本身都是不必要的了。唯一还能让婚姻突显其意义的情况，就是当一个人经过了多年无固定性伴侣的生活，突然意识到，‘我终于找到了独一无二的那个人，我不会再寻找任何人了。为了这个伴侣，我可以终止自己的乱性生活，并宣示做到绝对的专一、忠诚。’”佩瑞尔认为，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潜在风险，就是乱性的经历并不能让人们做好专一的准备。“欲望与爱情并不是一种东西，它并不是你可以自身系统中直接删除掉那么简单的。”
心理治疗师埃丝特·佩瑞尔。图源：Twi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