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脑白质切除术，化学阉割，厌恶疗法……史上对于同性恋的治疗可谓花样百出。而针对本文文末的“回转疗法”，即便至今仍有一些团体和个人声称在同性恋治疗上采用该疗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儿科协会、美国咨询协会、美国精神医学协会、美国心理学会等机构均认为“回转疗法”具有潜在危害从而拒绝这种疗法，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一些地方也已立法禁止回转疗法的实施。
其实，坚信同性恋可以转变的人，其内心或许会同意下面这个广告牌的文案【前同志与同志的父母与朋友（Parents and Friends of Ex-Gays & Gays，PFOX）】：
不过，问题的关键似乎是：作为同性恋的个体，除非是自己的主观意愿乐于接受性转变，而外界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去干预这种性取向呢？【反（男）同性恋的人自然会列举一大堆理由，诸如不安全性行为、艾滋病、性成瘾等等，而LGBT群体则会以人权问题和性取向自由来回击……这个问题将会永远争论下去。】
文/Charlie Williams、Sarah Marks、Daniel Pick
直到上世纪60年代，男同性恋在大多数国家里还是非法的。讽刺的是，第一个对男同性恋除罪化出台激进政策的国家却是当时东方集团（Eastern bloc，为冷战期间西方阵营对中欧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呼，其范围大致为苏联及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最为高压的政权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Communist Czechoslovakia）。
这场1961年的政策变化举世瞩目，与斯大林主义的“恐同”声明唱了反调。当时的论调倡导人们结婚，组建核心家庭，用这种方式为社会主义提供人口和经济基础。
库布里克《发条橙》中的厌恶疗法。图源：Critical Commons
除罪化进程的开始源于大量试图彻底“治愈”男同性恋的失败案例。捷克的精神病医生们采用的是一种经过调整的“厌恶疗法”（aversion therapy）。他们给男同性恋者观看包含男性身体的色情图片，同时电击他们，或使用导致恶心的药物。他们希望，这种方式可以强迫“患者”把同性欲望和疼痛与恶心联系起来，以此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性取向。
厌恶疗法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精神病医师之手，最早是作为酗酒的治疗手段。到了50年代，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试图用这种方式治疗一系列“异常”行为的实验。这种对行为矫正信心的激增，大部分源于诺贝尔奖得主、苏联的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发现。
他关于动物“条件反射”（conditioned reflexes）的实验让人们明白，外界的刺激能够极大地影响身体和行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世纪90年代，他就通过实验表明：不管食物是否存在，狗都会由嗡鸣声联想到投食，继而开始分泌唾液。
伊万·巴甫洛夫与同事玛丽亚·佩特洛娃（Maria Petrova）在一条实验用犬身上进行条件反射实验。图源：未知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一整代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在人类身上进行的实验改进了巴甫洛夫的理论。他们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条件反射可以治疗人类的精神健康问题。如果狗都能够把某种声音和食物联系到一起，那么，一个蜘蛛恐惧症患者也能将蜘蛛和放松的感觉，而非恐惧联系到一起。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作“脱敏”（desensitation）疗法。如果这种正向的情感联想能够被成功地建立，那反面的也应该没什么问题。
巴甫洛夫的观点与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华生（John Watson）与B·F·斯金纳（B F Skinner）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二人认为，奖赏与惩罚在行为调整的过程中也很重要。实验性的“行为治疗”开始被用在消灭“有害的”情感与行为上，从同性吸引到飞行恐惧都包括其中。
图源：Michael Parkin
在五六十年代，消除同性欲望、最终把同性恋转变成异性恋的“普通人”成为了公共精神病医学的中流砥柱。有些病人自愿报名，希望自己能够与当时的社会常规协调一致，另外一些人则来自于司法系统。这些手段逐渐取缔了原始的同性恋“治疗手段”，例如曾被用在数学家、密码分析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身上的化学阉割。
科特·弗恩特（1914-1996）本人。图源：Wikimedia Commons
测量欲望
捷克精神病学家、性学家科特·弗恩特（Kurt Freund）在他的同性恋病人身上进行了行为矫正实验，并试图研究这些“治疗方案”到底有没有效果。弗恩特喜欢量化和分类人类性生活中的变量；在20世纪50年代，他发明了一种用于测量男性性唤起程度的仪器：阴茎体积描绘仪（penile plethysmograph）。实验对象的阴茎被密封在一个密闭容器中，弗恩特称，通过测量仪器中的气压变化，就能判断出实验者是否经历了性唤起。
阴茎体积描绘仪
弗恩特一系列实验的首篇论文，《男性同性恋的诊断》，发表于195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精神病学期刊，文中出现了体积描绘仪的早期形态。图源：Sarah Marks
弗恩特和同事F·赛德拉塞克（F Sedlá?ek）、K·诺布（K Knob）共同设计的体积描绘仪组件。图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ur
《行为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中详尽地讲述了体积描绘仪在实际操作中的工作方法。图源：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ur
这台仪器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军官们反映的问题：当时的男子会假装同性恋，以逃避征兵。弗恩特利用体积描绘仪，帮助他们做了筛查。他们向受试者出示了一系列色情图片，内容有男有女，并对来自男人们内心深处的反应进行了测量、量化和记录。其中，那些对男性胴体安之若素的人都被送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保卫社会主义”去了。
弗恩特很好奇，他的仪器是否能向他揭示更多关于性取向的谜题呢？有些病人因为自己被其他男性吸引，主动前来寻求治疗，在这些当时并未受到政权压迫的病人身上，弗恩特实验性地使用了他的设备。
他们首先经历了5天的厌恶疗法，期间还在观看半裸女性照片时接受了睾酮注射，以增强他们的正反馈。最终，这些条件反射训练是否让这些男人摆脱了有害的欲望（同性之爱），成为了异性恋呢？体积描绘仪到底揭示了怎样的结果呢？
科特·弗恩特所著《男性中的同性恋》的德语版本，由西策尔出版社（Hirzel Verlag）于1963年出版。此书的原版在一年前由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医学出版社（Czechoslovak State Medical Publisher）出版。图源：Hirzel Verlag
答案是否定的。弗恩特发现，这些治疗无一例外地都没能消除同性吸引。体积描绘仪显示：无论这些男性经受了多少条件反射训练，他们还是会明确地被其他男性的色情图片唤起性欲。虽然后来其中几人有了成功的异性婚姻，但是没有一位参与者表示自己对同性的兴趣减弱了。
看着这些惊人的数据，弗恩特抛弃了旧观点，性取向是没法通过心理干预改变的。他还游说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希望他们能修改法律。他表示，同性恋既无法“治疗”也不应该被惩罚。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律改变了，第二年，匈牙利也照做了。
弗恩特没有孤军奋战。上世纪60年代，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偏离充斥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的刻板法令。专门的科学研究获得了更强的信誉。人们似乎看到一种全新的乌托邦式前景：虽然仍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但科学发现和科技进步能够改革社会，改善政府。卡特琳娜·丽丝科瓦（Kate?ina Li?ková）在她的书《社会主义者的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 Socialist Style）中提到，虽然家庭依然处在国家的核心地位，性解放是社会主义欧洲以及西方社会变化带来的改变之一。
做为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半地下文化的一部分，同志酒吧蓬勃生长——“T社”（T-Club）就是其中之一（上图）。照片由摄影师丽卜谢·雅科威耶科娃（Libu?e Jarcovjáková）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
厌恶疗法不仅仅被应用于同性恋的转化上。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精神病学家们指定了大范围的“有害习惯”。这给不少医学科技公司提供了商机。这些公司生产了可以产生中等电击的仪器，以供应诊所。甚至那些想要自我约束的病人也可以购买这些设备，方便地在家中使用。上图是刊登在当时美国医学期刊上的广告，推销的就是名为“视觉输出电击器”（Visually Keyed Shocker）的此类产品。这台仪器由新英格兰的费瑞尔设备（Farrell Instrument）生产。设备上配有投影仪，用来播放与有害欲望相关的幻灯片。制造商声称，这台仪器的作用范围很广泛，从恐惧症、上瘾，到“性冷淡”、恋童癖都包括在内。图源：Huffington Post
改变法律
捷克法律的改变并没有在国际间引起多米诺效果，但它的确为之后的运动提供了先例。“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运动失败，导致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学术界和个人自由的镇压，不久后的1969年，弗恩特移居加拿大。他的研究发现为当时的论点——即同性恋和其他任何人类天生就有的特性一样自然——提供了证据，进而影响了接下来的辩论，促成了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重大决定。1973年，同性恋已被移出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在弗恩特得出结论之后，厌恶疗法作为正规疗法在其他国家中依然存在了许多年：在英国，法律一直到1967年才被更正（编者注：很可惜，图灵没有等到这一天）。工党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表示，性欲是非常个人的问题，轮不到国家来约束。法律改变了，刑事司法系统内的精神病医师不再能够使用之前被政府批准的“治疗手段”，不止是行为矫正被禁止，性欲抑制药物，例如曾在图灵身上使用的药品，也被禁止使用了。
2015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学生在一块宣传同性恋回转治疗的广告牌前抗议。图源：LGBT Nation
改名为“回转治疗”（conversion therapy）之后，厌恶疗法依然没有消失。这些转至地下的行为还是说明，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许多团体一直认为人的天性是可以被改变，或者至少是可以被抑制的。回转治疗已经完全退出了心理治疗师们的“标准曲目”，只在某些信仰团体或者三流“医师”间或偶有使用。即便经过全球LGBT活动家数十年的运动，厌恶疗法仍然存在。但在2018年，美国有10个州宣布，法律不再允许精神卫生专家对少数群体进行“同性恋回转治疗”——这可能意味着，这些情欲的管理员们自己应该被管管了。
译/大药 校对/Maybeshewillx7
原文/wellcomecollection.org/articles/W1buxiYAACgAqyV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