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就应坚信不疑
疑人不用，用之不疑，就是给人以充分的信任，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让他独立地发挥才干，即委之以事，就要有放手让权的气魄。
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派大臣乐羊率军去攻打中山国。因为中山国国君的重臣乐舒恰是乐羊的儿子，所以朝廷中私论颇多，认为乐羊虽会打仗，但这次可不会全心全意为国尽忠了。乐羊在抵中山国后，决定用围而不战的战术攻城，所以一连数月，不动一兵一卒。于是私论成了朝论，弹劾他的奏章像雪片似地飞到了魏文侯的手中。魏文侯不动声色，反而派遣专使带着礼品、酒食远道去慰问乐羊，犒劳他指挥的军队。流言愈益沸腾，魏文侯索性大兴土木，给乐羊建了一座漂亮的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特意为乐羊举行盛大的庆功酒宴，并赏给了乐羊一个密封的钱箱。乐羊回到家后打开一看，不禁感动万分。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魏文侯赏给他的金银绸缎，而是满满一箱在他攻中山国时大臣们弹劾他的秘密奏章。乐羊这才明白，如果不是魏文侯的全力庇护，不是魏文侯对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信任，不要说攻打中山国的任务不能完成，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了。
与此同时，秦穆公也留下了一段用人以信的历史佳话。秦国当时与晋国争霸，恰逢晋君病逝，秦穆公想乘此机会假道晋国灭晋的友邻郑国。于是派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位大将出征。没想到秦军进入晋国的高山峡谷时，受到了晋军的伏击，秦军全军覆灭，三位主将被活捉。晋国为了羞辱秦国，不杀孟明视等，反而将他们押送回国，请秦自处。秦国举朝羞愤，三位将军也恨不能立刻以死谢罪。但秦穆公却身穿白衣素裳，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们，并为未能生还的将士痛哭祭奠，然后向全国发布引咎自责的《秦誓》。他说：“孟明视等都是杰出的将才，只是因为我的错误决断，才蒙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胜败乃兵家常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国家报仇血恨。”一年之后，孟明视率师伐晋，又遭惨败。秦穆公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仍然让他位列将相，并帮助他整顿军政。孟明视等发誓要报此知遇之恩，定要实现《秦誓》中的誓言。他们厉兵秣马了整整三年，三人再度伐晋，这一次是势如破竹。压过全境，晋军大败，只得求和。此一战大振秦国国威于天下，终于使晋国承认了秦国已经振兴并享有同等权力的地位。
由上述三例可见。做到用人以信、用人不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能运用自己的权力给人创造发挥才干的条件外，还要能在流言如矢的情况下，持信而不移；并且在遇到困境时，能与下属同甘共苦，共患难；并不只是以消极的态度等待其发挥才干、创造佳绩，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中，增强其信心，扶助其毅力，以其事代其成，因此，这种用人以信的品德，同时也体现为宽广的胸怀、临难不苟的气度、高瞻远瞩的眼光。这当然是为政者的一种素质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用人用到魏文侯、秦穆公那样的水平，那是不会发愁求不到贤才的。
竞争可优胜劣汰
清朝名臣曾国藩领兵最多时手下有数十万人，其中得力战将成百上千，这些部将许多是勇猛骁战的猛将，也有工以心计的幕僚，既有出身贫寒的人，也有出身于世家望族者。这些人打起仗来都如狼似虎，要约束他们，并让他们在战斗中奋勇争先，这是曾国藩统领湘军的重要问题。
为了驾驭这些猛似虎狼的下属，曾国藩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方面是以威制军；另一方面就是用残酷竞争的方法使部将用尽心力去打仗取胜，而无旁鹜之心。
具体做法是，曾国藩对军中将领的位置采取递进补缺的方法，正统领亡缺由副统领递补，上一官员被撤则下一级官员递补，使将领个个打仗争先。与此同时，对不合格的将官论战功评比，不合格者撤职。有一次，他的弟弟曾国华因战功不够，也被他当即撤免，使将领们无不心惊胆战。
另外，对于有实才实学之士，曾国藩常常破例提拔，其中与统水师的将领杨载福、彭玉麟最早是从行伍和廪生中提拔出来的，得力干将薛福成是一个落地秀才，这样使用下属，使这些如狼似虎的将领不能在功薄上享福，只有发奋才能保住职位。
曾国藩所采用的残酷竞争优生劣汰之法使人想起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美国阿拉斯加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曾是鹿和狼共存的家园，为保护鹿不被狼吃掉，政府动用军队杀死和驱走了园中所有的狼。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鹿在“和平环境”中养得肥肥胖胖，体质却明显下降，即使驱赶也懒得奔跑。冬天来了，还有许多鹿懒得移动，竟被活活冻死。最后不得不再把“狼先生”请来，促进恢复活力，保持了自然平行。
这个故事也许有点儿“残酷”的味道。但是，市场如同战场，工作如同战斗，与其放弃竞争、放弃艰苦奋斗而养懒人，甚至养恶人、养败家子，莫如鼓励正当，实行正常淘汰，让更多的人激发活力、有所作为。这种策略正是曾国藩所看到的竞争的优越性和可行性。肥胖的鹿在狼群之中充分恢复其奔跑天性，生态平衡得以维持，弱者将被淘汰，强者永远生存，这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这也是曾国藩当初采用此策的用心所在。
这个曾国藩在一百多年前都懂得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