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一直被情绪上的短视所迷惑，在技术已经能让欲望变成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经常需要非常强的自制力，才能抵抗物欲横流的诱惑。
● 建立更小、更封闭、更排外的社群能让人们更少感染没有自然免疫能力的疾病，这是一种进化策略。
● 性别比例失调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国政府必须重视。改善这一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甚至更长的时间。
医学界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数千年来，因为逃避生物必然（疾病、残疾和死亡）而不得，所以我们一直为其所困。随着医学越来越发达，似乎出现了各种奇迹。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奇迹通常只能满足我们的短期欲求，却无益于人类的长期发展。我们急于寻求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样做或许会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更大的麻烦。
人类好像从不长记性。20世纪50年代，DDT和青霉素仿佛当时的灵丹妙药：有了它们，我们好像可以治愈一切疾病，从疟疾到每年造成成千上万的孩子和成人丧命的感染。我们在赤道地区大肆使用DDT，在自己和动物身上大肆使用青霉素。但是，自然选择很快就让这些东西失去了惊人的功效。就在几十年间，我们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了抗DDT的蚊子、抗青霉素的病毒和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以及一系列恐怖的元素。试图干涉进化的想法是不理智的，尤其是当大多数医药行业的专业人员都没有真正理解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原理时。
疾病的暴发与干预
如果你隐隐觉得我们被大量更新、更麻烦的疾病列表淹没了，那么现在你可以确定了：事实正是如此！一项对1940年以来的335项新疾病暴发的研究发现，新疾病暴发的频率正在稳步加速。每10年间出现的新疾病的数量，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3～4倍。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各种各样的具有抗药性的细菌素、SARS、艾滋病毒、“超级细菌”，以及抗药性疟原虫虫株。鉴于疟疾是已知的大杀手之一（每年会有5.15亿人感染疟疾，100万～200万人因此丧命），未来只会更加糟糕。
大约55%的新疾病的致病原原本都是细菌，而之前被用于消除病毒和朊病毒（最有名的就是“疯牛病”）的细菌则比这些细菌还要多得多。其中很多都是旧病菌的抗药性变种，而非全新的类别……微生物惊人的进化速度给了我们触目惊心的警示：我们曾经多么狂妄而粗心地滥用了抗生素和其他药物，这简直是玩火自焚！
暴发的新疾病中，60%都是由动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引起的（我们从动物身上感染的），而且70%来自野生动物。著名的埃博拉病毒、艾滋病毒、SARS和尼帕病毒（1999年出现在马来西亚养猪场果蝠身上的一种病原体，造成了105人死亡）的病原体都跨越了物种的界限，从动物身上传染给了人类。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很多我们已经熟悉的疾病都源于几千年前我们祖先驯化的家禽走兽，或者是被啮齿类动物带进了家门。水痘、牛痘（以及它的近亲天花）、麻疹、狂犬病、沙拉热和出血热等都起源于史前时代，因为我们与这些病毒寄居的动物亲密接触而被感染。
众所周知，热带地区是大多数史前病菌的繁殖地带，也因此成为最不安全的居住地，除非碰巧有一个种族已经随着时间进化出免疫能力。对此，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西非班图语民族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镰状细胞是一种隐形等位基因，可以抵抗疟疾的寄生虫，但是一旦从父母双方遗传了这种隐形等位基因，个体就会遭受极度的痛苦，无法挺过少年期。
赤道地区居民比高纬度地区居民具有更高的疾病病发率，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语言分布的奇怪特征：相比高纬度地区，赤道附近的语言分布密度更高，而语言族群（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群）更小。一种解释是，这是一种文化进化策略，以此降低病原体集中的地区交叉感染的风险。语言差异能显著降低不同人群之间的接触频率，因此也降低了相互感染的风险。因此，建立更小、更封闭、更排外的社区能降低人们感染没有自然免疫能力的疾病的概率。事实证明，宗教也呈现出了类似的地理分布：新墨西哥大学的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生活在有较多寄生虫的地区（主要是热带地区）的居民比那些生活在寄生虫较少地区（主要是高纬度地区）的居民有更强的宗教倾向。
尽管很多疾病都源于热带，却常在亚热带地区大规模暴发。这似乎表明，人口密度是疾病暴发的最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经济较发达，也就聚集了更高密度的易感人群。当然，在赤道地区之外，语言社群也相应更大一些，因此促进了更多人之间的互相交流。
这些新疾病源于野生动物的比例之高，也说明当地野生动物多样性是这些疾病暴发的最佳预测因素，而这也和热带相关。我们注意到，大多数的野生动物多样性地区都分布在非洲、亚洲和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对疾病监控的投入都尚不充分。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身处发达国家的人们是否能更加明智地运用他们的资源？因为一旦这些疾病从发展中国家扩散到发达国家，就会变得更加难以应付。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发展中国家投入更多。
晨吐对胎儿是一种保护机制
如果你在怀孕早期晨吐过，那么告诉你这种情况大有人在或许能带给你些许安慰，80%的妈妈都会在怀孕前3个月呕吐或厌食。而医护人员往往只看到了表面症状，开出了一些值得质疑的缓和药物——沙利度胺（酞胺哌啶酮）就是其中一种，这种药物在20世纪60年代缓解了很多人的痛苦：它确实治愈了晨吐，但没有人知道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在医护人员看来，晨吐只是孕期荷尔蒙变化的负面作用，所以理所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进化通常不会进化出只有副作用的东西来。那么，在每个人的正常生活中，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么痛苦的副作用？
事实上，晨吐是有好处的，至少对孩子而言是有好处的。在怀孕前3个月经历晨吐的孕妇自然流产的概率更低，而且更有可能生出更大、更漂亮的小孩。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进化生物学家的关注。有一种说法是，这是因为母亲和胎儿对于要吃什么产生了分歧和冲突。这种说法很简单。我们平时吃的很多东西都是有轻微毒性的，有时甚至是完全有毒的，但我们会因为它们好吃而无法抗拒，比如酒精、咖啡、辣椒和花椰菜等。其中很多食物大量食用会致癌，也有不少会致畸——如果在怀孕期间频繁摄入则会导致婴儿在发育中产生畸形。
成年人可以忍受这些毒性，是因为我们摄入的小计量毒物能在我们的大个头里被稀释消化。而胎儿都是很小的，哪怕通过母体摄入一点有毒物质都可能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实际上，晨吐是胎儿在试图阻止怀孕的妈妈吃太多对他们不好的食物。
另一种解释认为，晨吐能使母亲摆脱消化食物时产生的易腐有害细菌。成年人通常可以消化一点点腐肉——它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但是很快就能痊愈。同样地，对母亲来说微量的腐肉对胎儿来说就无法承受了。最明显的此类物品就是肉和乳制品。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利物浦大学的克雷格·罗伯茨（Craig Roberts）和吉莉恩·佩珀（Gillian Pepper）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了晨吐和当地典型饮食的关系。他们发现，晨吐的频率确实与刺激物（比如咖啡）和含有酒精的饮食有关系。但是，晨吐的频率与肉食、动物脂肪、牛奶、鸡蛋和海鲜的相关程度更高，而跟饮食中的谷物和豆类相关程度最低。
这表明，在晨吐的进化过程中，毁灭性感染的风险起到了主要作用。如果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要避免被毒，那么晨吐和饮食中肉类和乳制品的关系就说得通了。毕竟，肉类和乳制品是所有食物中最有营养的，它们富含易于消化的营养成分。那么，为什么孕妇不想吃它们呢？答案就是，它们更容易被细菌感染，而它们携带的细菌甚至可能会引发流产。大多数的谷物就没有这个问题，你的饮食中谷类越多，这种风险就越小。
而反对这种毒性假说的，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实证据：饮食中使用香料的频率越高，晨吐的概率就越低——这是多么令人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料是致癌物质。但是，每一个去过远东地区的旅行者都知道，一盘热乎乎的咖喱就能干掉食物中所有的细菌。看起来，香料似乎对你是有益的。它们甚至能触发内啡肽的分泌，而这反过来又可以“调动”人体的免疫系统，从而让人们能够更好地抵抗疾病。
如果你想怀孕，那么减少饮食中的肉制品和乳制品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古老的苏格兰人用来治愈一切的粥，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或许你可以考虑加入一滴辣椒油让它变得更棒！
怀孕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如果还有什么事情比死亡更值得忧虑的话，那一定是不能生孩子。人类花在生育治疗上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比任何事情都要多，除了香水和香氛。在2006年的夏天，得益于医学的奇迹，帕蒂·法兰特（Patti Farrant）在62岁的高龄下诞下了她的儿子，成为无比骄傲的母亲，成为英国最年迈的母亲。但是，除了在绝经后借由体外受精怀孕外，帕蒂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老人会不会是好母亲。
所有人都是进化的产物，进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关于我们的动机和情绪的复杂系统之中，而这些系统是为进化的主要功能服务的——确保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为下一代贡献基因。因为进化的过程并不知道长期的后果，所以它们只能通过能调整进化时间表的情绪来达到为进化利益服务的目标。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一直被情绪上的短视所困扰。在技术已经能让欲望变成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经常需要非常强的自制力，才能抵抗各类欲望的诱惑。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有，我们总是想要暴饮暴食，尤其想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总是乐于享受物质带来的片刻欢愉，而无视它们带来的无法逃避的危害；总是喜欢通过冒险（不管是性方面的还是生理极限）去享受短暂的巅峰体验；还会过度捕捞或乱砍滥伐，尽管我们都承认这种行为一定会在未来招致人类的毁灭。
所有诱惑中，最难抵御的和我们的孩子有关。在进化历程中，父母变得无比关注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如此，否则孩子就无法生存，因为他们生下来时的发育成熟程度远远低于猿类和猴子。正如每一个父母都知道的那样，问题在于对孩子的关注并未止于断奶。父母对孩子的关注和投资似乎是始终持续的，没有停止的那一天。
我们常常会忘记，成功的养育并非只意味着让孩子存活下来。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有进化观点认为：让孩子能够更好地在成人世界生活，比养活他们更为重要。这就意味着孩子在青少年时期，要接受大量的社会化训练，更不用说成年初期的经济支持，以及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社交机会、婚姻伴侣甚至是职业便利。可能一开始，孩子会认为父母是无所不能的；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交朋友，建立人际关系；最后他们会和爱人举办一个奢华美好的婚礼（或许一些人从小就天真地期望着如此）。而这之后，孙辈诞生了，这一循环又要重新开始了。说实话，前40年是最艰难的。
时至今日，医学奇迹已经能让从前无法存活的新生儿存活下来。父母和医生都对孩子投入了关爱，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一种“可以做到，应该如此”的文化也开始盛行。但这对每个人来说，真的一直都是最好的吗？在孩子降生的激动时刻，我们只能看到父母殷切而激动的心情，医生也沉浸在战胜概率的喜悦之中。我们不断打破限制，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却被忽略了。最严重的问题在于，除了发育不成熟之外，早产儿还会遇到更多问题——出生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要面对更高的残疾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连圣人都难以负荷的家庭负担。当“圣人”父母的耐心消耗完后，在巨大压力下濒临崩溃时，他们的离婚率也远高于平均水平，此时，残疾儿童遭受身体和精神虐待甚至死亡的可能性只会更大。
生命，尤其是正在成长的生命，总是面临着风险。在这个领域中的人们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拼命争取，是不是一种道德正确？而由欲望的绝望激发的医学进步真的对我们最有利吗？根据进化带来的教训，在通常情况下，答案都是一个响亮的“不”字。
性别失衡问题的严重危害
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大陆的离婚率和强奸案的发生率呈现强相关：离婚男性人数显著多于再婚女性的人数，因此高离婚率会产生大量的单身男性，由此就会产生一大批过度沮丧的男性。如果你需要进一步了解“好女人”对文明有多重要，我可以告诉你：是否在释放后拥有稳定的伴侣关系，是影响英国年轻罪犯们再犯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坦率来说，没有女性的男性是非常危险的。
不要觉得这是什么新闻，也不要将其全部归咎于现代社会的诱惑。在600年前，葡萄牙贵族就面临过这个问题。14世纪末期，葡萄牙贵族从可分割世袭制（所有孩子都继承一份等量的家族财产）转为了长子继承制（最大的儿子继承所有的财产），主要原因就是已经没有新土地可以占领了。如果无法获得新领地，可分割的继承制就会导致几代人的贫穷。与削弱家族的经济实力相比，地主家族更倾向于将一切投资给一个儿子。
但在经过几代人之后，问题开始显现，越来越多年轻的贵族公子感到不满，他们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源而失去了吸引力，无法娶到新娘（而严格的社会规则又禁止他们娶“低”阶层的姑娘）。上流社会愤怒的年轻人开始寻衅滋事。到最后，国王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干预。他们倾向于鼓励这些少壮派出海寻找财富——时值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的航行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促成了欧洲史上伟大的探索时代。当时，葡萄牙贵族的殡葬记录上常常这样写道：最年长的儿子在位于葡萄牙的家宅中逝世。但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年轻的儿子们多葬身于非洲或者离故土更远的他乡。
如果人类始终忠于自己的生物性，从长远来看，情况可能会变好。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我们通常会重视更加稀少的性别——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之后，性别比例会趋于50:50。而失衡的性别比例肯定会在某个时候被掰回来，因为父母终究会转向偏爱更少的那种性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