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设计论认为，自然世界太过复杂，只有经过某种看不见的智慧的设计，才可能产生。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智慧设计论的拥趸都不了解自然史。
● 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压制绝对是危险的，这样的危险也是人类难以承受的。
● 神创论之所以貌似可信，是因为化石证据不完整，如今，分子遗传学的巨大进步，已经解决了化石缺失的问题。
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文集出版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人们对于进化和达尔文主义的讨论与争辩就一直在持续，其热烈程度相比于该书出版当年丝毫不减。如今的科学与宗教之间还是水火不容，但是不得不说，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进化论强烈影响了。这个话题在美国被广泛讨论。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倒数第二年，福音派的基督教徒们收获了好消息：小布什将重心放在一个提案的推广中，该提案包括在美国生物课程中加入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简称ID）。
智慧设计论
人们大惊小怪地到底在争辩什么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智慧设计是一种很玄乎的创世论。这看上去令人费解，就像我们把时钟调回到100年前，美国法律史上发生的最荒诞的教育审判之一——1926年，田纳西州以违反最新颁布的州法律为由，控告中学教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
智慧设计论认为，自然世界太过复杂，只有经过某种看不见的智慧力量的设计，才可能产生。相反，进化理论看起来有些许不足，充满了逻辑层面及现实层面的漏洞。事实上，智慧设计论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它可以追溯到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他在1802年的经典著作《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中就用自然界的完美作为伟大的设计者——上帝存在的证明。
用智慧设计论领军人物——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利哈伊大学的生物化学家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的话来说，像一个活细胞这样复杂的东西不可能是一小步一小步进化而来的，其中的成分也不可能是一次一次组合起来的：一个没有细胞器的细胞，就像一个没有加弹簧的捕鼠器。进化论者遇到的挑战是，解释看不见的突变如何形成了我们身处的如此复杂的世界。如果他们解释不了，就会被当成对默认观点（比如必须有一个设计者）的隐性支持。
对那些不明所以的人来说，这种默认的观点听起来非常合理。但事实上，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取决于一个非常精妙的花招。我们以眼睛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谁能想象没有晶状体的眼睛？这样的眼睛要如何帮助自己的主人？答案就是，事实上，大自然中有很多这样的眼睛都完美地发挥着功能，这些不完美的眼睛也让它们的主人感激不已。在不同的动物中，眼睛已经被单独“发明”了很多次。我们只需观察低等的软体动物，就能看到简单的感光细胞群，没有晶状体或有晶状体的，以及跟人类几乎毫无差异的带有可调节晶状体的眼睛。
问题是，大部分智慧设计论的拥护者似乎都不太了解古典论调的自然史。结果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的例子中，完全觉察不出自己支持的观点有多么滑稽。而且，他们对进化论真正传达的信息也不太了解。智慧设计论者最普遍的观点之一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设进化过程都是盲目进化的结果——突变随机产生的影响很小，而且逐渐被整合了。因此，认同自然选择进化的一般观点，基本等同于宣称只要对着一个垃圾场刮旋风，就能刮出一台大型喷气式客机来……进化当然不是这样的随机事件啊。突变的确是随机发生的，但是自然选择和随着时间逐渐适应突变的过程绝不是随机的——自然选择，达尔文的伟大贡献，是一个有指向性的过程，以惊人的速度运行。例如，虽然与其他欧亚棕熊拥有同样的祖先，但北极熊的进化只花了一万年的时间。
这一切的有趣之处在于：为什么有科学功底且理性的人还是会偏好智慧设计论呢？很明显的是，大部分智慧设计论的信奉者都不是有机生物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工作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和进化理论是否成立并不相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呢？这可是科学史上的第二大理论——仅次于物理学的量子力学，何况量子力学还不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简洁呢。
我们可以把这一切当作那些有钱人在休息室里的一种高级闲聊。但是，不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以及它在进化中的作用，已经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后果，而且这样的后果还会持续。20世纪50年代的耐农药害虫、80年代的耐药性疟疾，以及恐怖的抗MRSA（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的超级细菌，都表明我们并不理解进化的过程。但凡有选择，我们当然不愿意面临更多无法控制的局面。
进化论的斗争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罪魁祸首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坚信《圣经》所描述的创世故事一定就是真相。但是，为什么有些宗教与进化论相互排斥呢？为什么我们与猿类拥有共同祖先的进化历史，会冒犯如此多的人呢？最近，身穿神职硬白领的肯尼亚的主教们变成了热门人物。这些人反对在内罗毕的国家博物馆中呈列人类祖先的化石，因为担心这些展品会玷污孩子们的思想。主教及其拥趸担心可怜的孩子们会真的认为我们是从猿猴变来的！
1860年牛津大学的“诡辩山姆”威尔伯福斯主教和“达尔文的走狗”托马斯·赫胥黎之间的著名论战发生以来，进化论经历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神创论从未消失。事实上，在“新世界”中的某些地方，神创论还在野蛮生长。
知识可能是力量，对知识的压制则绝对是危险的。这种危险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当然，除非我们愿意在一夜之间回到农耕文明，并将人口规模缩减到现在的几千分之一。在我看来，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有太多试图控制科学的先例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阻碍了国家的发展。
在《光学之书》（Kitab al-Manazir）一书中，12世纪的学者海什木发明了一种新的数学和实验方法来研究视觉和光学。直到700年后牛顿发表他的《光学》（Optics）之前，这本书都是光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海什木第一次提出了彩虹包含两种折射，以及水滴内部的光线反射。当现代天文学奠基人哥白尼在1515年计算出行星运动时，他用的正是13世纪波斯天文学家纳西尔·阿尔丁·图斯（Nasir al-Din Tusi）发明的“图斯双圆”。
我们实在承受不起历史的重蹈覆辙了……
遗传学的救赎
神创论貌似可信的原因之一是，化石证据并不完整。正如进化论的批评者们所诘问的：鸟类与鱼类、灵长类与人类相联系的化石证据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好问题。虽然古生物学家一直在解释化石记录为什么会有些模糊（因为变幻莫测的石化过程和不完美样本无法避免），但是这种辩护看起来似乎有些诡辩的味道。而在过去的10余年中，分子遗传学领域的巨大发展已经使我们能够通过非常惊人的方法避免这个问题。
比如，我们已经有些怀疑：现代鸟类其实是恐龙家族中一支小小的幸存后裔。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现大量有部分羽毛的恐龙，这一发现令人兴奋，并强化了上述想法。在2008年，分子遗传学领域更是声称已经证实这一观点：鸟类属于恐龙家族，或者相反？
这是真实版的《侏罗纪公园》。哈佛大学的克里斯·奥根（Chris Organ）和他的同事第一次成功地从一只6 500万年前的霸王龙化石里提取出了DNA。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因为从化石中提取DNA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化石的历史越久，所有的组织就越有可能变成内壳的石头。即便有一些可用的组织，提取DNA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DNA会很快分解。染色体会很快断裂，留在DNA里的成分通常不足以进行匹配，来判断物种属性。
即便能采集到DNA，基因分析也并非易事。你必须找到恰当的染色体部分来做分析。你需要那些并非身体功能性部分合成的蛋白质，因为功能性的基因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会产生快速而急剧的变化。你需要的是那些没有功能的染色体，由此可以看出，变化仅仅是由随机突变引起的，它的存在并不会对动物的日常生活产生任何好或不好的影响。正是这些提供了“分子钟”的基础——通过无比艰难地判定DNA链条中每一条线上有多少基础对已经发生突变，因为两个物种有着共同的祖先，因此我们可以决定这两个物种之间的关系远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知道它们最近的一个共同祖先是什么。
因此，有了北美的霸王龙样本和一只乳齿象样本，奥根和他的同事就可以将这两个庞然大物的DNA序列和其他一些目前存在的动物的DNA相比，比如鸟类（以鸡和鸵鸟为代表）、一些灵长类动物（人类、黑猩猩和恒河短尾猴）、牛、狗、老鼠、大象，还有一些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
有关基因方面的证据表明，乳齿象正如我们期待的那样，与大象相近，这让我们对自己的分析有了一些信心。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霸王龙与样本中的两种鸟类（鸡和鸵鸟）相近。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近了，以至于复杂的统计分析也根本区分不出来。更加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族群里还有短吻鳄，它和样本中其他的爬行动物（蜥蜴）完全不同。短吻鳄或许还可以乔装成恐龙——老实说，我们知道鳄鱼的历史非常悠久了，它在1.5亿年的一大半时间里，都和恐龙共存。
解剖学家已经开始怀疑鸟类和恐龙是否拥有共同的祖先，这也提醒着人们：我们很容易被外表蒙蔽。即便两个物种看起来存在巨大差异，也不能说明它们之间不相关。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巨大的惊喜发现就是：尽管外表看起来截然不同，但是人类和黑猩猩有着最近的共同祖先（人类和大猩猩的共同祖先还远一点）。事实上，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东部大猩猩和西部大猩猩）在基因上的差异，比人类和黑猩猩的差异还要大。这个观点值得深思。以前，分类学家在实体解剖的基础上认定，黑猩猩、大猩猩和红毛猩猩组成了一个猿科，而人类属于另外一类，两者大约在1 800万年前拥有同一个祖先。遗传学证据表明，红毛猩猩才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在1 800万年前与其他类人猿共同拥有一个祖先，但那是在三个非洲猿类亲戚（人类、黑猩猩和大猩猩）进化之前的事情了。
在博物馆里，没有什么东西比藏在地下室的成千上万具人类骨骼更有争议的了。这些骨头的争议之处在于，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属于长期被压制在现代社会边缘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之前，格拉斯哥博物馆向美国遣返了一件来自苏族印第安人尸体上的“鬼舞衬衫”，而这可能关系到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事件之一——1890年的一场臭名昭著的伤膝谷大屠杀。
不过，已经很少有像肯纳威克人那样奇怪的案件了。1996年，人们偶然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的河床上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骼，这很快引起了热议。考古学家吉姆·查特斯（Jim Chatters）受托分析了这具骨骼，宣称其大约有9 000年的历史，可能起源于欧洲。作为在美洲发现的最古老的完整人体骨骼，这在当时绝对是炙手可热的东西。碰巧的是，现在有相当有力的证据表明，北美最早的居民实际上是在20 000年前的某个时候从欧洲来的，大概是从西班牙附近的某个地方到北美的。而在5 000年前，他们被来自西伯利亚白令海峡的现代美洲土著的祖先消灭……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就像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一样，美国土著时常强烈要求将这些骸骨归还他们并使其得以安葬，他们有两个理由：一是可以理解的文化信仰，即祖先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并由他们的后代妥善埋葬。说实话，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许多美国原住民的骸骨都是从古老的部落墓地搬出来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允许。另一个理由则是更为模糊的土地所有权问题。现如今，如果能证明你的部落以前住在某个地方，无疑会帮你在土地所有权的争夺中获得相当大的好处，如果土地所有者允许你在那里建一个赌场的话，那可是一笔大生意了。
肯纳威克人被发现的土地碰巧是美国军队控制下的联邦土地。军队迅速没收了这些骨头，但是，当属地的部落联盟提出遣返的要求时，军方也同意移交。然而，一群人类学家却提起诉讼，试图阻止这些骸骨被遣送回去，他们想要对这些骸骨进行更详细的研究。这件事情发生在1998年10月，此案至今仍未解决。不过，这一切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也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争议，以及需要弄清楚这些骸骨到底属于谁，肯纳威克人的骨骼才比其他任何人类的遗骸和化石都被研究得更为仔细。毕竟，如果他真的是欧洲人，肯纳威克人的遗骸肯定会对美国殖民史产生有趣的影响。
除此之外，这个案子也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谁有权拥有人类遗骸。从某种意义上说，遗骸越老，它们就越属于我们所有人。即使是距今最近的历史标本，也能告诉人们很多关于我们的集体历史、迁徙模式、人类物种的成败以及人类历经考验和磨难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解剖学描述，或者只是提取一块骨头来分析它的DNA。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想问的问题，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这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正如每一位业余考古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即使是在20世纪40年代，因为拙劣的挖掘技术，我们也失去了很多东西。而且，过去的问题常常被证明是幼稚的、具有误导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新技术的发现：过去十多年中，DNA分析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历史诸多方面的理解。但是我们只有在拥有骨骼时充分学习，才能从分析中学到东西。
许多人抱怨说，归还骨骼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认真而附带政治动机的西方知识分子，而不是来自本国人民。博物馆的负责人经常对自己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感到困惑，有时还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他们急于让公众看到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但结果有时候是非常滑稽的。举例来说，一家美国博物馆试图将4名逃亡到美国的因纽特人的骸骨遣送回国，这一行为让不得不接受这些遗骸的格陵兰人感到尴尬。他们问：“这些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尽管对骸骨的争夺经常被视为西方科学与土著居民的敏感和权利之间的冲突，但它并不总是如此两极分化。当骸骨从斯毕特菲尔德的基督教堂搬到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时，研究人员将骸骨和由其后代提供的详细家族历史信息（有时甚至是画像）整合在一起，这些死者的后代也非常高兴参与这一过程。如果我们能花更多的精力去说服有关社区参与科学探索，寻找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将这些历史从视线中移除，我们可能都会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这甚至可能拓宽我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