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化心理学家有时把我们描绘成“太空时代宇宙中的石器思想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大脑的产物，但大脑的进化并不迅速，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必然映射出人类早期对环境的适应。这导致了一个问题：我们的许多行为与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
● 研究表明：人们对成功人士身高的印象往往比他们实际的身高要更高。
● 陪审团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必要，因为多样性和复杂性会带来平衡的观点。
进化心理学家有时把人类描绘成“太空时代宇宙中的石器思想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大脑的产物，但大脑的进化并不迅速，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仍然映射着人类早期对环境的适应，一如人类在50万年前的生活图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万年前现代人类发明了农业并开始居住在村庄，这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在一些进化心理学家看来，这一变化的明显意义在于：人们可以预见到我们的许多行为与现在所处的环境格格不入。总体来说，就是适应不良。换句话说，在如今截然不同的现代环境中，我们的反应还一如既往地如同远古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祖先，仿佛正在狩猎野生动物，或是在山上阻击敌人。这些反应更多是出于本能而非判断。你不相信？那我来举几个例子。
被高估的身高
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所有的工作面试中，我仅有两次得到了工作机会，都是我专门买了一套新衣服的时候。这令人惊讶吗？一点也不，你可能会问：难道人生就是包装吗？当然，但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真正的工作——说服特定的一群专家肯定与蒙混普通老百姓有所不同。
可能，也不尽然。德国汉堡大学的阿诺德·舒马赫（Arnold Schumacher）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对成功人士身高的印象往往比他们实际的身高更高。还记得你见到英国女王时，惊讶地发现她比你想象的要矮多少吗？舒马赫通过测量不同成就水平的人的身高来回答了这个问题。
舒马赫发现，即便控制了年龄的差异，在商业管理、护理和木工等行业中，那些取得较高地位的人确实要比那些职业层级较低的人高得多。例如，在一个德国企业高管的样本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身高要比职位较低的员工高出5厘米，不论他们拥有怎样的阶层背景和教育程度，而且这一结果同时适用于男性和女性。
成功人士不仅比没那么成功的人身高更高，而且成功也会被认为与一系列积极的特质有关。当舒马赫询问一群年轻的成年人，成功人士有什么特质时，他们都会将社会和职业成功与身材好、强壮、自信、精力充沛、冷静坚韧等特质关联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我为求职买的衣服。维多利亚时代的祖先们一直认为“人靠衣装”，但他们似乎没像我们现在这样离谱。在美国，杜兰大学的伊丽莎白·希尔（Elizabeth Hill）、弗尔曼大学的伊莱恩·诺克斯（Elaine Nocks）和露辛达·加德纳（Lucinda Gardner）都已经证明，穿着对人们的吸引力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测试中，同一个人穿戴名牌服装和昂贵珠宝时会被认为比穿着传统服装时更有地位，更有吸引力。
但是，为什么在那些理性决策应该压倒一切的问题上，外表却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呢？这可能与我们不断寻找能定义成功的线索有关。毕竟，买得起漂亮新衣服的人都不会活得太糟糕。你们记得萨尔瓦多·达利吗？尽管他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年轻画家，但他坚持要过一种奢华的生活，奢华程度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每个人都认为他做得很成功，因为他吸引了很多有钱的客户，那些人也都来找他买画。你看，成功会孕育出成功。
但是，身高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为什么成功的人比不成功的人要高呢？高个子的人真的更好吗？还是高个子的人会让我们感到敬畏，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更好？当女性与男性竞争时，对女性的偏见就很严重。我无法确定在两性竞争时规则是否也是如此。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必须穿得比别人好看，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颜值即正义
奥巴马赢得了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所有竞选活动中的艰苦付出，候选人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在胜选的一刻都得到了回报。美国人得到了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多亏了民主党选举过程的激烈筛选。达尔文式的选择最终选出了最优秀的人。
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我并不这么觉得。当然，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的东西，经过了成千上万年的达尔文式进化过程的磨炼。但这一切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在我看来，科学可以为奥巴马团队节省大量的时间和不必要的金钱花费，至少在最后阶段是这样。麦凯恩注定会失败，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佩林效应。
事实上，证据一直就摆在那里。奥巴马注定赢得大选，理由有两个：第一，他是两位候选人中个子较高的那个（自1900年以来，相比于较矮的总统候选人，个子较高的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的概率高3倍多）；第二，他的脸更为对称。
面部对称对此有什么影响呢？什么是面部对称呢？
对称的意义并不难理解，就是以面部中心为轴，左右两边长得一模一样。事实证明，拥有一个平衡、对称的身体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在从胚胎到最终成年的人生盛衰轮回中（从疾病到受伤到饥饿），我们的基因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基因很难将我们塑造成它们想要的那个样子。结果表明，高质量基因的一个标志是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所有这些干扰，最终还能形成一个对称的身体。因此，面部对称性（以及从乳房到手指、脚长、耳垂等的对称）是人体基因的一个简单标示——所谓的“质量”就是基因运行它们自己作用和功能的能力。事实证明，对称性与人们在生活中所做的许多事情有关，但最令人惊讶而又不安的是，对称性似乎能很好地预测哪个候选人将赢得选举。
利物浦大学的托尼·利特尔（Tony Little）和雷格·罗伯茨（Craig Roberts）发现，一些投票模式并不总是像想象和吹嘘的那样谨慎。在竞选中，双方的原则和计划确实各有千秋，但这似乎只是一个让候选人自我展示的障眼法而已。
利特尔和罗伯茨请了一大批人来作为样本，让他们从两张照片中进行选择，看他们更愿意选择哪一个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实验中选择的7对面孔是多个国家前两届大选的获胜者和输家：英国（布莱尔／黑格，布莱尔／梅杰）、美国（小布什／克里，小布什／戈尔）、澳大利亚（霍华德／莱瑟姆，霍华德／比兹利）和新西兰（克拉克／希普利）。实验人员没有展示这些人的真实面孔，而是用复杂的变形软件调整了两个候选人的关键面部特征。这些调整后的脸看起来和原来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了，但还是保留了他们的核心特征，比如嘴唇和鼻子的形状、眼睛的线条、脸颊的形状和其他几十个几乎无法察觉到的特征。研究人员制作了两张这样的脸，一张是基于获胜者的，另一张是基于失败者的。
结果呢？人们选择获胜者的脸的概率大约为60%，选择失败者的脸的概率只有40%。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在实验中对获胜者和失败者的选择比例，很好地匹配了现实中这些人及其所属政党的选举结果。事实上，如果根据每个候选人的政党赢得的席位来进行拟合，结果会更好。因此，当时，当研究人员预测2005年5月的英国大选时，基于脸部偏好的实验结果显示，工党的布莱尔应该赢得53%的选票和51%的席位。实际上，就在大选当天，工党获得了两大政党（工党和保守党）52%的选票，赢得了64%的席位。测试结果与实际情况惊人地相似。
难道选民们不是因为注意到候选人和他们所在政党的政策与执政承诺吗？似乎并非如此，因为这些研究结果都很好地契合了一个事实：身材是另一个吸引我们的特质。我们采集了自华盛顿以来美国总统选举中两位候选人的身高数据，发现获胜者比落败者身高要高的情况出现的概率是71%。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影响。近年来有几项研究表明，从统计数据上看，男性的薪水（你看，不是女性的！）与他们的身高呈正比。事实上，在英国，你的身高比平均身高每高出一厘米，你的薪水就会上涨1%。
我跑题了……因为在第二次实验中，利特尔和罗伯茨对实验做了一点修正。他们采用了2004年小布什与克里的竞选，并要求被试面对不同的人，不仅要选择他们更愿意让谁管理自己的国家，还要选择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他们更倾向选谁。和之前的实验一样，实验人员使用的是处理过的面部照片，突出或淡化了小布什和克里的某些面部特征。
令人吃惊的是，小布什式面孔在“战争时期”赢得了胜利（支持率为74%），但克里式面孔在“和平时期”是受欢迎的（获得了61%的选票）。被试还被要求对这两张脸的特征进行评价。小布什式面孔被认为更有男子气概、更有统治力，而克里式面孔被认为更有魅力、更宽容、更可爱、更聪明。
你可能会说，这对克里来说是个好消息。而坏消息是，克里似乎选择了错误的竞选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伊拉克战争正活跃在公众意识的前沿。如果克里推迟到下一届大选参选（奥巴马获胜的那一届），他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对希拉里·克林顿来说，如果选举处于长期的和平时期，天生更女性化的面孔可能会让她处于有利地位。不过在她参加竞选时，美国军队还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如人们所说的，其余的人已经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或许下一次她参加竞选的时机会更好？
当然，你可能想要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故事作为对称说法的一个明显反例。这位可怜的总统在小时候被一匹马踢了一脚，长大后就成了美国历史上面部最不对称的总统。最近的激光分析表明，林肯的左脸比右脸要小得多，而且左边的骨头比右边的要薄，因此他的脸看起来十分别扭。许多人当时就注意到，林肯的左眼有点斜视，这进一步表明了他左脸的萎缩。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竞选中，这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伤害，真的是这样吗？
是，也不是。林肯时代的选举和如今的选举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那就是基于形象的媒体的介入。那时摄影才刚刚盛行，大多数人看到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最好途径就是报纸上刊登的艺术家为候选人创作的画像。直到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之后，照片才在报纸上变得普遍。此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林肯既不演讲也不接受采访，而是让他共和党的竞选团队为他打理所有的事情。可以想见，这是多么明智的做法啊。
但真正的问题是，林肯是如何与他的主要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进行较量的。我们不知道道格拉斯的脸和林肯相比有多么对称，没人能想象比林肯更不对称的脸长成什么样子。但我们能确定的是，林肯比道格拉斯要高得多。道格拉斯的昵称是“小巨人”，只有1.62米，比身高1.93米的林肯矮了31厘米，林肯这个身高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有了这样的身高优势，对称性可能就那么不重要了。所以，在目前的假设下，林肯赢得公平公正。
林肯和道格拉斯之间的联系让我想到了一些类似的事情。内布拉斯加立大学（这所大学正好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林肯小镇上）的道格拉斯·约翰逊（Douglas Johnson）和同事们选取了一组有着相对较强的政治观点的人——左派和右派，想要研究他们对威胁性照片的情感反应。这些照片包括一个巨大的蜘蛛趴在一个受到惊吓的人的脸上，一张血肉模糊的脸和一个被蛆虫覆盖的伤口。
研究人员首先把被试分为两组，分组依据是被试在保护社区利益不受外部威胁的意愿上得分的高低——得分高的人表示他们强烈支持军事支出、无须搜查令即可进行搜查、死刑、无条件服从命令、爱国主义，也支持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学校盛装祈祷，并认为《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理，他们强烈反对婚前性行为、移民、和平主义、枪支管制、同性恋婚姻、堕胎和色情。然后，当这些人看到照片的时候，测试人员用他们的肤电反应（手掌的汗）和在噪声突然出现时眨眼的幅度（这是一种本能的惊吓反应）来测量他们的生理反应。与持自由观点的人相比，那些支持在社会问题上惩奸除恶的人看到威胁性图片时的生理反应要强烈得多。
简而言之，政治立场更极端的人，尤其是政治上的右翼人士情绪反应更强烈。实际上，当一些不正常或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时，他们更有可能惊慌失措，更有可能做出“火上浇油”的应对方式，而不是理性而冷静地做出回应。政治似乎是一种情感上的反应——从远古霸权者到近代希特勒，似乎每一个煽动者都深知这一点。
可能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教育对这些结果也有影响。人们在学校待的时间长短与保护社会的政治观点存在着负相关：受教育程度越低，人们就越有可能成为右翼政治的支持者。但这种效应与生理反应无关，仅仅是增强了生理效应，而不是解释了它。
这些特定的生理反应可能与杏仁核的活动有关。杏仁核是一个相对较小且相当古老的大脑区域，是所有哺乳动物处理情绪信号反应的脑部区域。当然，也许并非因为你的杏仁核没有调试好，才让你在政治上变得更极端，而是你内在的紧张感使你对那些威胁到你周围社会环境的东西更加敏感。教育可能在抑制这种反应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允许额叶（运行大部分有意识过程的大脑区域）以一种更加深思熟虑的方法来缓解情绪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总是伴随着自由政治的原因。
多样性与平衡
英国民主制度的关键之一是陪审团制度。中世纪以来，“12位贤士”就一直正襟危坐，负责对证据进行筛选，以确定那些被拖到法庭的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因此，当英国政府最近提议在某些类型的审判中废除陪审团制度时，英国上议院（一度是古代传统、道德正直和特权的守护者）彻底否定了这一提案，公众对此也毫不意外。这让我想到了审判心理学。在长达700年的时间里，陪审团制度在英国法律界和世界各地的衍生品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考虑到近年来判决被推翻的案件数量，我想知道，万一你下次坐在被告席，你是否希望由陪审团审判。
最初，陪审团制度被引入纯粹是为了保卫贵族的权势。英国贵族与“贤主约翰”之间达成的协议（被写入了1215年在兰尼米德颁布的《大宪章》中），使他们可以得到同行的审判，而不会落入国王和他那些狡猾心腹的手中。过了几个世纪之后，这项权利就被扩展到了所有人。
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顺利。但是仔细思考这些审判发生的背景，你就会发现问题。那时人口稀少，而陪审团的12名陪审员大多来自那些与被审判者一起生活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确实是被同伴审判的。实际上，当陪审团被要求决定你是否真的偷了老太婆哈伯德的鞋时，他们依赖的是对你个人的认识：你真的会是做那种事的人吗？他们甚至可能不需要一个试验来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有时候，陪审员会做出价值判断并采取个人立场，但你确实是被你身处的社区所评判，他们进行裁决的依据也的确是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第一，陪审团不再可能对你有任何了解。事实上，律师们也在坚持这样做，并将要求法庭去除对被告或案件有任何了解的陪审员。作为被告，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优势，最好是让那些没有偏见的人来决定你的罪行。但我想知道的是，当错误的审判意味着浪费了纳税人缴纳的巨额税款时，社会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当然，无论律师是赢是输，他们都将获得高额报酬，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好好研究过证据。
第二，现在的法医技术更加专业了。事实上，律师们常常被迫简化证据，以便陪审团能够领会其重要性，这一做法却制造了更多可能的混乱。事实证明，这在欺诈案件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欺诈通常涉及极其复杂的金融交易，需要有爱因斯坦那种智商的人才能理解。
第三，即使是没那么复杂的案件，也会对陪审团产生很大的压力。如今，人们看电视注意力都集中不过三秒，而为了记录错综的法律论证、复杂的证据以及一个好律师可能使用的推论和暗讽，所有这些需要的注意力已经远远超出了陪审员的能力。他们根本不记得所有的细节。数十年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经历的记忆并不像一盘录像带。人们只能记住很少的一部分，只是一些突出特征。当被要求回忆发生的事情时，人们会根据看似可信的理由来填补细节和空白（鉴于人们的日常经历，这似乎是最可行的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击者的证词一般都与实情不符。
第四，律师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改变。直言不讳地说，律师这个职业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相，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客户的利益——无论客户是对还是错，这才能促成最好的交易。这意味着律师总是会尽力追求真实的经济收入。他们就是讲故事的人，目的是要说服陪审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陪审团是被动的，只能倾听：他们不能自己检验证据，也不能质疑律师对事实的解释（只能被洗脑式地说：“是的，是的……”）。在我看来，这就是误判、错判为什么较为常见的原因。
第五，陪审团本身存在问题。即使是在陪审团的房间里，也不是12个思想独立的人在努力评估所有的事实。大多数陪审团实际上就是一两个人的陪审团。一两个非常强势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通常可以通过人格或自己的辩论能力来左右陪审团。这种心理学现象已经在进化中被反复证明了：对大草原上的群体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就是有几个好的领导和一大群无甚意见的小绵羊。对那些问题多多的个人主义者来说，他们在讨论中是没有任何可争辩的余地的。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形成专业的陪审团：我们需要那些能够理解现代法医学的复杂性和论点的男性和女性，让他们将陪审团作为一份工作而坐在陪审席位上。当然，律师们是不会喜欢这种模式的，因为那样他们就再也无法轻易地忽悠陪审团了。但这样一来，大概就不会有那么多错判、误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