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文化是进化中最伟大的成就。我们的文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独特能力，即可以内省、反思自我的感受和观念的能力，尤其是感受他人情绪和信念的能力。
● 我们知道如何操纵别人，能够读懂他人行为背后的思想。这种心智计算能力是我们和动物界其他物种之间的巨大鸿沟。
● 我们的大脑缺乏处理连续性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当这些连续体涉及几个不同维度的变量交互作用时，人类喜欢简单的二分法，因为这样的思维框架可以让我们避免过多思考。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以来，一个从未停止困扰我们的问题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究竟有何区别？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尤其是考虑到现代分子遗传学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人类的自尊心，缩小了我们与动物之间的差距。但是，人类仍然保持着自身的优势，即我们的思想。人类文化是进化中最伟大的成就。我们创造文化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可以内省、反思自我的感受和观念的能力，尤其是了解他人情绪和信念的能力。
我一直在想你是怎么想的
这种能够了解他人心境的能力，是儿童在四五岁时获得的，用心理学家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心智理论”。三四岁的孩子就已经是非常“资深”的动物行为学家了：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别人。当被问及谁吃了冰箱里的巧克力时，他们知道如果以一种非常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是从窗台上跳下来的小怪兽吃的，大人们就有可能相信。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诡计的真正作用，而且他们肯定也不知道，残留在嘴边的巧克力已经让这个小诡计败露了。但是，在心智理论中，这说明小孩子已经知道如何操纵他人对世界的看法。现在，他们已经会说谎了。突然间，孩子就变成了心理学家——他们能读懂行为背后的思想。
解读心智的能力一直是我们和动物世界其他物种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动物最多可达到人类幼童3岁时的水平。而其他物种是否与我们一样拥有这种能力，一直吸引着那些研究动物行为的人。从遗传的角度看，与我们最近的猿类是否拥有这一特性呢？海豚或者大象，它们又如何呢？而相关研究一直以来的难题是，如何设计一个实验，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动物是否具有这种特性。
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埃丽卡·卡特米尔（Erica Cartmill）和迪克·伯恩决定让猿类以它们自己的方式来展示这一点，实验对象是红毛猩猩（orang）。科学家在实验中不要求它们做出背离本性的行为，比如指出作为奖励的食物可能隐藏在哪里，他们想知道猿类对人类心智的理解是否足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想要利用红毛猩猩希望得到的结果未遂而导致的挫败感触发它们的反应。
这个实验非常简单。两位科学家先是让猩猩们从实验者拿着的两道菜中进行选择，一种是理想的食物，如香蕉；另一种是韭菜之类的不受欢迎的食物。当红毛猩猩求食时，第一种情况是拿到的全是喜欢的食物，第二种情况是拿到的全是不喜欢的食物，第三种情况是有一半食物是喜欢的。然后，实验者等着看猩猩们会做什么。实验者推断，如果红毛猩猩认为实验者误解了自己的要求，就会尝试各种新手势试图让实验者理解，如果拿到了一半喜欢的食物，它们也会重复相同的手势，因为上一次用这个手势拿到了一半喜欢的食物，这次手势奏效则会拿到剩下的一半食物。这些恰恰是实验者看到的情形。
这几乎就是我们要证明的：猿类能够理解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一定要和其他动物划定不可逾越的分界线，那么至少应该把猿类放在我们这边。它们还不能和成年人相提并论，也不会写小说。但是，和我们一样，它们也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样子。毕竟，能够提出那样一个问题，就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他动物都被生活压迫得太紧了，以至于它们连想都不敢想。
万物有灵，它们也会“懂”
人类天生就倾向于认为其他动物也有思维。这是因为心智主张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把这称为“意向姿态”，即倾向于认为其他人有与自己一样的想法，这让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想法进行直觉性的思考。那么，动物们有什么样的思维呢？它们和我们的思维又有什么不同呢？
心理学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探索思维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记忆和学习的知识，以及动物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它们又是如何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的。而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就基本的认知过程而言，大多数动物都大同小异。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结论是不太满意的。这有点像把房子里所有的砖、灰泥、石板、木头和窗户进行了一个详细的总结，但没有说明这栋建筑本身的样子，也没有提到它为什么会在那里；又像是在详细描述汽车发动机的所有零部件，却不知道它是如何驱动汽车沿公路行驶的，抑或为什么有人想要开车。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像收集汽车号码——没完没了地列着发动机号码的清单，却不问这些车要用来做什么。
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至少一些猴子和猩猩确实与一般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不同。正是它们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其与众不同，而这似乎依赖于一种叫作“社会认知”的特殊认知能力。猴子和猩猩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社会关系的内部复杂性。重要的不是它们能做其他动物不能做的某些行为，而是它们如何去做。
灵长类动物有一些行为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出现在其他非灵长类动物身上，比如迪克·伯恩和安迪·怀滕的“战术欺骗”研究。其核心观点是，灵长类动物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将会被其他个体理解，从而导致个体能做出对自身有利的行为来。
但是，“猴子和猩猩能够读懂心理（就像人类一样），而不仅仅是行为（就像所有其他物种一样）”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式微了。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人类以外的任何灵长类动物在这方面具有普遍的能力。确实，人类之外的动物读心术的唯一证据来源于猿类，而这一证据也不明确。虽然有大量的实验表明，黑猩猩能够进行心智解读，但有关其心智理论发展完善的证据却相当可疑。一项研究发现，黑猩猩无法完成人类幼儿能轻松通过的重要心理任务（“错误信念”任务）。而另一项研究表明，尽管黑猩猩的表现比自闭症患者（没有理解他人心理能力的人）好一些，但它们也只能达到正常4岁孩子的水平，而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学习掌握心智解读的能力，所以这个技能并不完善。正是这种不明确的情况导致卡特米尔和伯恩尝试使用不同的策略来对红毛猩猩进行实验。
尽管如此，在猴子和猩猩的社会关系中，仍有一些非常强烈和个人化的东西，让它们呈现出与其他动物截然不同的关系。据我所知，在这方面，唯一真正的例外似乎是家养的犬类，它们表现出了与灵长类动物一样强烈的社交性责任感。狗的行为能力仅仅是对猴子能力的一种肤浅类比，还是它们也有同样的基础心理机制来产生这些行为结果，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无论如何，这些心智解读的能力让我们知道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真正差别在什么地方。意向性（intentionality）指的是考察一个人的心智内容的能力，就像“论证”“思考”“相信”等动词所反映的。使用这些词的能力定义了一阶意向性：这样的动物能够了解自己的思维。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可能属于这一类。
更有趣的是那些能反思他人心理状态的例子，如“我想你一定认为……”这种措辞。这种能力定义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意向性，通常被称为二阶意向性。这相当于儿童在5岁掌握心智理论时所达到的阶段。更有趣的是这种阶次还能被扩展到更高。我们已经通过实验证明，正常的成年人可以达到五阶意向性，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上限了。这五个阶次可以表述为：我想［1］你知道［2］我想要［3］你想一想［4］我的意思是［5］……（括号中的数字标示出来的就是阶次）。
意向的阶次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物种社会认知能力的自然尺度。如果人类被限定在五阶意向性，黑猩猩或其他类人猿就在二阶意向性，而事实证明，这种能力是一个表示大脑额叶相对大小的线性函数。这个结论很有趣，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于，大脑（尤其是新皮质，它是哺乳动物特有的部位，也是与我们大部分复杂行为相关的“思维”发生的脑区）已经从背部（视觉处理区域的位置）进化到了前面。额叶是负责那些被心理学家称为“执行功能”的特定区域。第二个原因在于，新皮层较大（尤其是大额叶）总体来说是灵长类动物的特征，这说明这些神经结构所支撑的心智能力，无论哪个方面都是灵长类动物表现得最好（如果不是唯一的话）。
那么，猴子和猿类的这些心智能力又包括什么呢？
在我看来，猴子、猿类和人类之间的能力差别并不大，差距在于每个物种行使这些个体能力的程度。这些能力其实是所有哺乳动物和鸟类生存的基础。它至少包括理性推理、类比推理，同时运行两个或多个世界模型的能力，以及运行此类模型的时间长度。当这些个体能力在足够大的范围内聚集起来时，心智解读就会成为一种新兴的特征。它看起来很特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但它并不是某种特殊的灵长类动物拥有的能力，只是人类比其他物种做得更好。总而言之，从老鼠到人类，各种不同的哺乳动物之间的差异只是所谓的“规模优势”而已。
二分法的优势与局限
尽管人类依靠自己的大脑创作出了诗歌，也发展出了现代科学，但其局限性有时也令人无法置信。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简单二分法。我们总是说“赞成还是反对”“左边还是右边”“界内还是界外”“朋友还是敌人”。不只是说英语的人才有这些简单的观点。和许多传统民族一样，布希曼人也把自己称为“Zhu/twasi”——意思是“真正的人”，以区别于其他人。
这让我陷入了思考。在科学上，我们似乎有很多这样的二分法。例如，关于光的性质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它真的像牛顿拥护者们所设想的那样是波状的，还是像量子理论家所争论的那样以光子的形式由粒子构成？19世纪，地质学家之间也有一场关于“灾难论”和“均变论”的重大争论。灾难论者跟随了颇有影响力的法国分类学家居维叶，从地质证据中提出，环境的急剧变化，如洪水和火山爆发，导致了一些生命形式的完全灭绝，随后被全新的生命形式所取代。而均变论者，如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达尔文的导师之一查尔斯·莱尔爵士（Charles Lyell），坚持认为地质学证据表明地球的变化是逐步发生的，生命形式也因此是循序渐进的。
生理学领域也存在类似的争论。在19世纪中期，年轻的生理学家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和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彩色视觉“三原色理论”，这种理论基于这样的发现：眼睛的视网膜中只有三种对色彩敏感的细胞，每一种都对应一个生理学家所定义的原色（红、绿、蓝）。然而，几十年后，德国生理学家埃瓦尔德·赫林（Ewald Hering）在实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所谓的“反色理论”，表明视觉系统以互补色形式感知颜色——蓝色／黄色为一对，红色／绿色为一对。
也许比二分法更有趣的是，当有人指出这两种理论都正确时，那些唇枪舌剑的争论最终得到解决。光在不同的环境下会表现为波态和粒子态，之所以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是因为分析方法的适宜性，而不是基本事实的对立。同样，进化在不同的时间速度也不同。火山爆发或彗星撞击确实会导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但在其他时候，进化是在以较慢的速度进行的，并稳定地发生突变。而两种视觉理论也分别应用于视觉系统中的不同层次：视网膜根据三原色理论分析光线，但视觉皮层根据四色的版本来进行分析。
这些例子并不少见。哺乳动物感知声音的方式是“位置”还是“频率”，一直是理论学家激烈争论的焦点。一些人认为，声音的音调是通过耳蜗的声音造成螺旋器震动的长度所决定的；而他们的对手认为，器官本身振动的频率决定了音调的高低。事实上，这两种理论都是正确的：人体出于对自己有利的原因，对低音调声音的分析基于频率学说，而对高音调声音的分析基于位置学说。
我们甚至在数学领域也经历过类似的争论。1764年，已故的英国长老会牧师、英国皇家学会成员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的一篇论文被发表，该论文提出了基于可信度的概率理论。这是一个基于单一数学定理的简单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应用。但是后来的数学家们对贝叶斯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更倾向于在可以观察的事实中得到切实可信的东西。他们认为，概率的定义应该是事件发生的频率。就这样，贝叶斯和他的定理逐渐被人们淡忘。但最终贝叶斯还是赢了。事实证明，概率的频率理论只是贝叶斯概率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还有就是“先天与后天”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多年来，这一话题不断重现。它每次重出江湖时，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结尾。20世纪40年代，先天与后天的关系是关于智商遗传的争论焦点；后来，在50年代，它又重新出现在动物行为学中关于本能的本质辩论中；70年代，它出现在更激烈、更具争议的围绕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中。它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出现时，伴随的是进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社会科学和主流心理学对其意料之中的反应。每次都有人简单地指出：我们不能把有机体发展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影响分开，就像不能把光的波、粒两种属性分开一样。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便于谈论其中一个而非另一个。
问题是人类的大脑缺乏处理连续性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当这些连续体涉及几个不同维度的变量交互作用时。我们最喜闻乐见的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这样就可以让我们不用思考。尽管进化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经验法则，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对自如，但二分法已经越来越令人难以满意了，因为处理表面之下的复杂性才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似乎永远受限于我们自身的局限。
我还在等待一些有进取心的化学家来复活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的“燃素说”，普里斯特利说这是对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人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氧气理论”的补充。拉瓦锡认为，万物是通过从空气中消耗氧气来燃烧的，而普里斯特利以及当时的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东西燃烧时其实是释放了一种名为“燃素”的物质。拉瓦锡利用自己作为一名会计师的技能，表明东西燃烧时重量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所以燃烧必然消耗了某些东西，而不是释放了某些物质，从而为现代的化学理论铺平了道路。当然，这似乎不可能发生，但人们还是会怀疑，像普里斯特利这样一位伟大的化学家也会错吗？
真怕自己倒霉
还有另一个时常令我们痛苦、无法正确思考的例子。多年前，在电子邮件时代还未到来的时候，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的邮箱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棕色信封。令我吃惊的是，里面是一个要求我参与寄送连环信的请求。“无须你花钱！”这封邮件里写道，我只需在4天内将这封邮件发送给其他5个朋友和同事，并要求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不这样做，厄运将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就这么简单。
作为一个毕业于老牌学校的保守经验主义者，我当然倾向于把它扔进垃圾箱。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和这封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从起始点开始沿着美国一路收到的回应，出于好奇，我开始读这些信件。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这些信件之所以如此有趣，是因为寄信人都拼命试图不让收件人认为自己是个迷信的人。“吉姆，你知道我不相信这种废话，”一个人恳切地写道，“不过我还是把它寄给你了，因为……”或者“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我就讨厌这些连环信，拒绝把它们寄出去。但我把这个给你是因为……”
这封邮件有什么不同寻常呢？很简单，就是坏运气的威胁。每一个人都以请求谅解结束了自己的信：“我已经申请了一项拨款，我承担不起风险”或是“我下周有一个工作面试，考虑到现在的求职环境……”
就这样，我带着一种稍显傲慢的神气微笑着把信件放回信封，然后扔进了废纸篓。我要面临的是忙碌的一周，第二天就有一个会议要安排，还有每学期开学时都会面对的那种紧迫而繁杂的事务。
也许我应该早点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没有。第二天是一个星期二，我的会议一开始就非常不顺，因为投影机没有延长线，会议无法准时开始，推迟了很久。我把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两门不同的课程安排在同一时间。星期四，我推掉了一个会议，赶去伦敦的另一头开新书发布会，结果却发现自己早到了一个星期……晚上回家，我发现妻子因感染了流感在卧床睡觉。然后，在接下来的周末，家里的成员一个接一个地病倒了，我也没能幸免。事实上，我已经25年没有病得需要请假了，而我的两个儿子的体温达到了39℃，这是我女儿在上学后的11年里第一次请了一天假在家休息。
我知道，这只是一系列巧合。但是，当你把所有5个（或者9个）概率都叠加起来，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星期，就会觉得多少有些令人费解。这一系列巧合发生的概率是一百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也难怪人们会相信迷信和占星术了。
但如果你仔细分析，结果可能就没那么令人惊讶了。如果所有家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还能有流感引发的多米诺效应就更令人印象深刻了，而那年的冬季流感普遍被认为影响很大。在流感肆虐的那一周，一些学校的班级里上课的人数已经不到一半，很多家庭都在那个时期全部中招。
把两节课安排在同一时段的现象在教学中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学期刚开始，状况还比较混乱的第一周。由于技术上的失误，会议延迟的情况也不罕见。但是浪费了大量时间穿越伦敦市区，还提前一个星期去参加新书发布会算不算是小概率事件？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吗？是的……但是在6周前收到邀请的时候，我就已经将它记在我的日程里了——在有人给我寄连环信很久之前，这一系列愚蠢至极的事情就已经开始了。如果将这些计算在内的话，的确是在误导，或者说至少是事先假定了。
如果事情真的是因什么而起的话，那应该发生在豁免期结束的4天之前。我还有一天可以把信寄出去，命运对我实在是太残酷了！星期五之前什么都不应该发生！这些“坏运气”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是可以算数的！实际上，历史和事后的经验告诉我，在我收到这封信5天后的一周里，除了我自己的流感，没有什么倒霉的事情是真的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
如此说来，所有这些倒霉事是由于我拒绝寄出连环信的可能性为零。事实上，在某一天碰到倒霉事的概率可能很高，只是我们往往不会注意到其中的大部分，直到某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然后，当像连环信这样的东西将它们带入我们的意识之中时，我们就倾向于寻找一些事后证实的证据。然而，这非常不科学！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我不应该太不领情，因为这封连环信确实让我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而且我还因为这篇文章获得了不菲的稿酬……所以，谢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