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力、健康和死亡率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其中的关系并不明确。
● 我们需要学会接受风险，并在意外发生时，不那么任性和苛责。生活中充满了风险，如果总是希望一帆风顺，在遭遇挫折时又求全责备，那是无法心怀感恩的。
● 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科深奥知识的技术培训，还是训练如何思考和评价，如何为了支持和反对某种立场提供证据，如何在不受偏见和预先影响的情况下批判性地思考一个问题。
当然，从根本上说，正是智力让人类成了史上最成功的物种之一（如果我们不计入大多数甲虫的话，因为迄今发现的40%的动物物种都是甲虫）。但公平地说，如果没有非凡的思考问题的能力，并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知识的话，人类就不会有遍布各个大洲的足迹，不会修建长城、发现镭元素，也不会有巴赫的清唱剧和莫扎特的歌剧，更不会有登月和互联网。除此之外，聪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不应该对此冷嘲热讽。
聪明点，就活得久点
如果你出生在1921年的苏格兰，那么智力可能会让你想起1932年6月1日那个星期三。这天并不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一天：没有看足球决赛的人群涌向巨大的足球场，没有意料之外的夏季风暴袭击西部岛屿，福斯桥也没有倒塌。事实上，那是一个夏日里平常的一天。但那天你参与了一件非常独特的事情。你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学校尽情玩耍，而是被带到了一个大厅里进行智力测试。也许你现在记不清当时的细节了，它在生命中更为重要的起起落落之间变得模糊。但事实上，你参加了一个了不起的实验。所有在1921年出生的苏格兰学生都和你一起参加了这场测试。这是一个完整而独特的记录，记录了一个国家的人口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学习能力。
这些年来，你当时认真回答的测试结果并没有白费，它们已经成为研究人员的金矿。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就是智商、健康和死亡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如果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部分原因就是，你可能是1921年出生的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当然，我们早就知道，智力、健康和死亡率是相互关联的，但我们一直认为这种联系是间接的——它们与社会剥夺和教育机会相关。现在，由爱丁堡大学的伊恩·迪里（Ian Dearie）领导的一项重要研究发现，一个人11岁时的智商与他是否能庆祝85岁生日的概率有更直接的联系。
得出这一结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迪里和他的团队成员必须追踪那些参加原始研究的人的生命记录，将死亡记录与被试相匹配，这样才能确定谁去世了，谁还活着。早期的一项基于2 800名阿伯丁人样本的研究，提供了证明智商会对人能否活到70岁产生影响的首个证据。但这些数据无法将社会经济匮乏与智商的影响区分开来。20世纪70年代，一群生活在佩斯利和伦弗鲁的人曾在1932年的第二次研究中接受了智商测试。后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健康、就业和贫困水平。
从佩斯利和伦弗鲁的研究中，研究者找到了549名男性和373名女性，这些人在1932年参加过爱丁堡大学莫雷教育学院的智商测试，1970年又参加了中年健康测试。在接下来的25年里，他们的生活则由全英国范围内的记录进行追踪。
智商是以整体人口的100为均值进行标准化的，2/3的人智商在85～115之间。迪里对1932年莫雷教育学院研究数据的分析发现，当社会经济阶层和社会剥夺在统计上被控制时，在11岁的时候，智商每下降1%，就意味着在77岁之前死亡的概率增加1%。智商在我们通常认为的“正常”范围内最低值的人，庆祝77岁生日的概率比智商为100的人低15%。
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这种效应更加强烈，也印证了经济剥夺影响健康的著名效应。然而，这也清楚地表明，社会、教育和经济剥夺并非与智商相关的死亡原因，尽管它们显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原因应该在人体的器官中去寻找。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智商是一个衡量早期发育因素的指数，它为我们提供了所谓的“有机完整性”，即身体所有系统的有效性。例如，我们现在知道，胎儿在母亲子宫内的经历会影响其患冠心病的概率，以及成年后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的风险。我们也知道，这些风险与出生时的体重有关，而体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胎儿在子宫里的经历。出生时体重太轻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能力和智商。
电影《美丽心灵》是致敬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的，纳什是数学领域中“纳什均衡”的发现者，并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头条新闻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在美丽心灵的背后是否有一个美好的身体——不仅仅是电影中扮演纳什的罗素·克劳（Russell Crowe），实际上，在我看来，学校里我所知道的那些苦读者并非都是枯燥、丑陋或不协调的。许多人都身形优美，擅长体育运动。
现在看来，这并非道听途说。爱丁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蒂姆·贝茨（Tim Bates）在一个超过250人的样本中发现，智商和身体对称（基于手指、手臂和耳朵长度的左右对称）之间存在着一种细微却显著的关联。我们认为对称是美的组成要素之一。因此，一般来说，美丽的人似乎更聪明，尽管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表现。
这还会带来一些连锁效应。现实情况是，不仅身高更高的人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更容易成功（即使在华尔街和英国金融市场中做同样的工作，身高更高的人也挣钱更多），现在看来，这种关联还发生在智商方面：最近的一些研究证明，在成人世界中，智商和成功之间存在相关性。一项研究使用了美国“婴儿潮”一代的纵向样本（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1957－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生育高峰的尾声）。研究发现，智商每增加一分，人们的收入就会增加234～616美元（尽管这并不一定会影响总财富）。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并且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影响。很明显，你要谨慎地选择父母，但就算选择失败了，只要足够聪明，你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我。
然而，可能会带来更大打击的真相是：不仅漂亮的人会更富有，实际上他们的生育能力也会更强。几年前，来自华沙大学的波兰同事博古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Boguslaw Pawlowski）和我分析了一个大型的波兰医疗数据库，结果表明，高个子的男人不仅更有可能结婚，还会有更多的孩子。
在进化方面，他们有更高的适应性，对物种基因库的贡献更大，比个子矮的人更强。纽卡斯尔大学的丹尼尔·内特尔后来在英国的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果，这个纵向研究从样本出生以来就一直在进行。这些样本在5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生育。
过去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因为高大的男人更有吸引力，所以更容易找到伴侣并生育孩子。然而，现在看来，漂亮的人生育能力也更强一些。伦敦国王学院的罗斯·阿登（Ros Arden）和同事使用美国军方的样本研究后发现，对称性与精子数量和精子活力有关。漂亮的人生育能力也更强。人生就是如此不公平。
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
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有一种说法：某个学院的导师们会在申请者进入面试室时朝他们扔橄榄球，以此来评估这些未来的大学生。笨手笨脚接不住球的人会被淘汰，而能够抬脚把球踢进废纸篓里的人就能获得奖学金。当然，这样的甄选行为遭到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其他学院嗤之以鼻。
但我似乎觉得，在学术排行榜上，这个学院的表现丝毫不比那些采用正统招生方式的学院差。事实上，评论家们如果看到20世纪70年代公布的一项长期教育成果的研究结果，就会彻底保持缄默。这项研究表明，典型的成功者并非汉密尔顿笔下的比利·邦特尔（Billy Bunter）那种传统的戴眼镜的天才，而是全能的。对成功者来说，无论是体育还是考试，他们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非常成功。而且更让普通人受伤的是，就连社会生活中他们也同样成功。
毫无疑问，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培育出成功。但我想知道，过去的教育学家的格言是否说过健康的头脑存在于健康的身体中——“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这并不是说运动天分好就一定是智力上的天才。但大量参与体育运动可能会为我们在智力上取得成绩提供重要基础。原因可能与今天的一种内分泌术语有关——内源性阿片。
内源性阿片或内啡肽，就是人体自身的止痛药。当身体受到压力时，大脑附近就会产生大量内啡肽，从而使我们免受组织损伤带来的痛苦。这一系统的设计可能是为了让身体在功能受损的情况下继续正常工作，因为受伤可能会导致动物被捕食者抓住。但是，止痛药和智力活动有什么关系呢？答案也许在于我们经常称之为“智力努力”（intellectual effort）的东西。
数个世纪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迷思：天才总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创作出天才的作品。笛卡尔也因此遭受微词。他在各方面都粗浅涉猎的生活方式，使得他总是习惯性地在床上躺大半天，而在下午炮制出大量天才作品。T. E.劳伦斯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声称在整个本科生涯中，他只听过十几次讲座，然后就非常轻松地从牛津大学顶级学院（耶稣学院）获得了一个一流学位。
但我的印象是，这些说法存在97%的虚张声势。天才总是把大量的艰苦工作隐藏在幕后，比如在大学图书馆里学习。劳伦斯对中世纪十字军城堡的著名论断（他写了一篇关于巴勒斯坦的考古发掘的重要报告）并非神启。我的猜测是，笛卡尔每天早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也做了很多事情。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可能正是每一位优秀的数学家所做的——让潜意识持续琢磨某个问题。
这让我回想起了阿片类药剂，它们能够缓解身体和精神疲惫造成的痛苦和压力，其中包括长时间高度集中的阅读、面对他人晦涩的代数证明和自己失败的实验所带来的不适，眼睛疲劳和头痛等。那些天生具有高内啡肽水平的幸运儿可以相对轻松地应对，在其他人已经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清醒，渴望继续前行。
现在，提高内源性阿片水平的一种方法是定期积极锻炼。当然，我并不是说锻炼能把每个人都变成天才。显然，自身一定的智力水平也是必需的，比如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些都属于一般智商的范畴。我想说的是，我们在提到智商时，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耐力。那些脑子聪明的人也必须全力以赴，方能获得成功。
这就又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数学老师在开始做矩阵代数的证明演讲前，应该先做十分钟的高级健美操吗？在生物学领域工作的人整天在野外勘查，相对于英国文学那帮久坐不动的同事是否更有优势？大脑内的高内啡肽是否应该算作脑力工作者的一项必要条件？未来的雇主是否应该对你的锻炼习惯更有兴趣呢？
也许下次，当别人得到了你非常想要的工作时，你不应该看他们的资质证书，而应该在这些人走进面试室的时候，尝试检查一下他们西装下是不是有大块的肌肉。
我们可能也会因此重新考虑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身体锻炼已逐渐跌落出孩子的活动列表了，一部分是因为某些相当奇怪的平等观念（“每个孩子都该得到一块奖牌”的心态），并且在如今诉讼越来越多的时代，学校和当地教委都因为害怕被起诉而如履薄冰。但是，如果锻炼和学习之间真的存在一种关系，现在的做法显然不够明智，因为所有人都会因为少数人的愚钝和贪婪而受苦。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接受风险，并在意外发生时不那么任性和缺乏责任感。生活充满了风险，如果你总是享受着一帆风顺，却在出错时总求全责备，是无法心怀感恩的——世界各地的银行家显然没有给人们上好这一课。如果意识不到这种短视行为，从长远来看对我们的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学习的机遇与挑战
尽管存在内在优势，但只有聪明是不够的。拥有爱因斯坦的智商也不过就像拥有一台有史以来最大的计算机：这当然非常厉害，但如果没有软件，这台厉害的计算机也将一无是处。教育仍然是关键因素。如果不把知识和技能组装到脑中并使其运行，单纯的智商是无法让你获得成功的。正如牛顿所说，教育可以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是需要累积的。
尽管科学和宗教在近代有过各类激烈的冲突，但历史上最成功的教育实验其实是在宗教的授意下进行的。在19世纪早期，为了确保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圣经》，苏格兰加尔文教的长老会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18世纪末时，苏格兰的识字率达到了70%，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识字率还不到50%，更不用说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了。
直到19世纪中期，苏格兰的大学升学率比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出10倍。在英格兰，高等教育仍然是上层阶级的专属领地，而苏格兰教育体系实现了更广泛平等的伟大成就。佃农的儿子上大学的机会几乎和地主、牧师的儿子一样。教育成了苏格兰人美好生活的通行证，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了去海外进行管理、探索、开办工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个虚拟帝国。
当然，这也存在不利的一面（虽然人们并不一定会承认）——这种教育可能造成了人口数量的减少。但是这种情况至少在普通家庭看来是一件好事，是一种摆脱贫困的方法，是一扇通向未来的大门，可以追求比家乡的严酷生活更加美好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活。
为教育梦想买单的巨大热情也带来了一种重要的影响，就是对知识的兴趣和对社会的好奇心。我在此想提到的一个人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父亲，他急切地为孩子寻找教育出路。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世界文学将会逊色得多！18世纪后期，哲学家大卫·休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他们的朋友出身于普通家庭，最终却写出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催生了所谓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这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科学、工程学和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中著名的包括亚历山大·弗莱明和沃尔特·司各特的贡献，以及铁路和钢架桥的建造等。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丧失了目标感。教育本身似乎不再有价值，不再是挑战心灵、激发和激励探索精神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解决，但我知道必须要尽快找到解决方法，否则我们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麻烦。英国大学理科课程的申请人数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持续下降，这一事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几年前，我分析化学和生物课程的数据时就发现下降的幅度非常大！如果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去，到2030年，这两个学科的申请者数量将降为零。
但我真正关心的是：教育不仅仅是对深奥学科知识的技术培训（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科学），还应训练学生如何思考和评价，如何为了支持和反对某种立场提供证据，如何在不受偏见和预先影响的情况下批判性地思考一个问题。从银行经理到政治家，从记者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这是每个人在工作中都需要的技能。但要培养这些技能，就必须激发学习者的兴趣。而如今，从小学到大学，各个教育机构都在消磨学生的兴奋点和求知欲。如果我们还对此熟视无睹，总有一天要后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