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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邓巴数,社群规模150人

2020年7月4日  来源:社群的进化 作者:罗宾·邓巴 提供人:heidong86......

● 研究表明:群体规模与大脑新皮层的大小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每个人拥有的社交网络规模在150人左右,这一数字被称为“邓巴数”。

● 社群的重点不仅在于关系的数量,也在于一些重要关系的“质量”。

● 关系最为亲密的小圈子一般都由3~5个人组成。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时会求助的好朋友。

近些年来,社会的巨大变革都不再是政治事件,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诸如Facebook、微博等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了。达尔文和他同时代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东西,即使是最疯狂的人也无法想到这些。像达尔文他们,得益于邮局的兴起和大量的信件来往,交友圈的地理范围才有所扩大。但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社交圈还是仅限于能面对面遇到的人。社交网络打破了达尔文时代人们社交的时间和地理上的限制。

然而,这种技术革命也带来了一种诡异的副作用——人们形成了攀比个人主页上好友数的风气。或者说,至少有一些人比较夸张,主页上甚至有好几万个好友。但是,只要对这种小小的网络世界一瞥,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好友数量的分布存在着很大的偏态——大多数人的列表里有一个平均数的“好友”,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超过2 000个好友;第二,怎样判定谁是真正的朋友。那些拥有大量朋友(超过200个好友)的人往往不认识好友名单里的人,甚至对他们一无所知。

相互依赖的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社群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在《牛奶树下》(Under Milk Wood)的开篇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威尔士小渔村,这个村子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始至终贯穿整部舞剧,就像花茎一样起着支撑整体的作用。这个村子的每个人在内部复杂的社交关系网里都有着自己的定位。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一旦这些秘密泄露出来,整个村子的平衡就会被打破。这样说来,与比较敏感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相比,人类确实表达出了灵长类的遗传属性——由异常复杂和互依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复杂的社会。而灵长类动物的这种遗传属性,在猿猴拥有了比其他动物更大的大脑时就已经出现了。

那为什么灵长类动物会有这么大的大脑呢?目前对此有两种理论。相对传统的观点认为,灵长类动物需要更大的大脑帮助它们形成个体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找到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食物问题的方法。另外一种理论认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复杂社会为大脑的进化提供了刺激。这种社会智力理论(一度被认为是“马基雅维利智力假说”)的主要观点表明了能有效地将灵长类与其他种类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

类人猿的社会与其他动物的群体之间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第一个不同点在于:类人猿社会更加依赖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联结,这使得类人猿群体呈现出高度结构化的特点。类人猿不会像羚羊或昆虫等其他低结构化群体中的动物那样,总是轻易地加入或离开社会群体。也有一些其他物种间形成了高度结构化的群体,比如大象和草原犬鼠,但是这些动物和类人猿之间还存在着第二个不同点:相对于其他动物,类人猿能够运用它们对所处社会群体的了解,形成更加复杂的联结。

已经有发现表明,在人类之外的多种灵长类动物中,群体规模(会影响社会的复杂程度)与大脑新皮层(主要负责有意识思维的大脑外层)的大小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证实了上述那种社会智力理论。这种结果似乎表明,任何一个物种的动物都只能同时维持一定数量或质量的关系。正如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受到其内存和处理器的限制一样,大脑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受到大脑新皮层的限制。

从进化的角度上看,群体规模和大脑皮层大小的相关性表明,如果想让类人猿进化出更大的大脑,需要让它们生活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某些动物不顾可能有更多捕食者的危险,想生存于更大的群体中是有一些原因的。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同时拥有大社群和大面积新皮层的动物,诸如狒狒、短尾猿、黑猩猩(chimpanzee),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生活在陆地上,要么居住在广阔的热带干湿季气候地带,要么生活在森林的边缘地带,它们面临被捕猎的危险远远大于那些深居在森林中的动物。

人类的社群规模限制在150人

有关非人类灵长类动物大脑新皮层和社群规模的关系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大容量大脑,那么,人类的社群规模会有多大呢?参考猴子和猿类,人类社群的规模大概是150人——也就是人类能拥有的关系数量的上限,这一数字已经被冠以“邓巴数”之名。但是,是否有证据表明,现实中的人类群组确实是这样的规模呢?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毕竟,在现代世界中,每个人都生活在拥有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或国家中。然而,我们必须保持审慎的一点是:对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它们的关系数量仅仅建立在面对面的联结上。对人类来说,我们很显然不可能与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见面相识。事实确实如此,同在一座城市出生、成长、离世的大多数人并不相识,更不用说见面了。这种大规模社群的本质当然需要解释,它与我们观察到的灵长类自然群组有所不同。

关于“自然”的人类社群规模,我们可以从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寻找一些证据,尤其是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社会。在狩猎采集时代,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具有众多层次的复杂社会中。每晚的营地里,最小的群组可能是15人。但这些群组并不稳定,不同的个体和家庭在跋山涉水的过程中可能会不断地脱离或加入。最大的群组通常就是部落,人们通过对语言而非文化的认同形成部落。一个典型的部落往往拥有500~2 500人。传统社会的这两种层级(群组和部落)在人类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在这两个层级之间还有第三种常被讨论但鲜被提及的层级。有的时候,它常常被称为具有礼制意义的“宗族”,比如成人礼的周期庆典。有时候,宗族也体现着对同一狩猎区域和水源的共同所有权。

基于二十几个部落社会的人口数据来看,宗族的平均人口是153人。所有这些社群中,除了一个像村落或宗族的社群之外,其他社群的人口数都在100~230人的范围内,我们可以根据150的均值得出这样的统计推论。然而,那些临时夜宿营地的群组和部落群组都不在这个范围内。

那么技术更加发达的社会呢?是否有证据表明150人就是一个社会单位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你对此有所关注的话,你会发现到处都在印证着这个神奇的数字。我和同事拉塞尔·希尔(Russell Hill)询问过很多人,让他们列出自己寄圣诞节贺卡的名单,平均每个人都会给68个家庭寄出贺卡,也就是150人左右。

这一数字同样经常出现在商业领域。“拇指法则”(rule of thumb)通常被用在商业组织理论当中,即员工数量小于150人的机构基本上还能面对面沟通,良好运转,一旦超过这个数字,机构想要有效运行就必须引入等级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就已经知道了150~200这个重要门槛,更大的公司会遭遇激增的旷工和病假。最成功的中型企业代表GoreTex的创始人是戈尔先生,当他的企业需要增产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扩大主工厂的规模,而是开办其他分厂,始终保持每个工厂150个工人的规模——我猜想这是他的企业成功的关键。通过让工厂人数保持在150人以下,戈尔先生可以避免建立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管理结构,工厂的运作可以依赖于人际间的关联、鼓舞士气的共同目标,并且经理之间是合作而非竞争的关系。

军队的设计者似乎也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在大多数现代军队中,最小的单位就是连队,一个连队由三个排组成,每个排一般包括30~50名士兵、指挥官和后勤人员,总体算起来,一个连队的规模为130~150人。即便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罗马军团,其基本作战单位(步兵支队)也是类似的规模,大概有130人。

学术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限制。在一个对人文社科12个学科的调研中,萨塞克斯大学的托尼·比彻(Tony Becher)发现,每个领域的研究者数量在100~200之间。如果一个领域的研究者超过了这个数量,就会分成两个或者更多个分支学科。

在传统社会中,村落的大小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在公元前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如果从民居来判断,中东地区的村落通常都有120~150人。根据1086年出版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记录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人口普查)的记载,那时候英国村子也有大约150人。同样,18世纪的英国乡村,除了肯特(英国东南部郡名),人口几乎都是160人左右(肯特是100人,我在想这说明了什么……)。

北美的两个原教旨主义流派——哈特派和亚米希派的社区规模一般也在110人左右,一个社区的人口一旦超过了150人就会被分成两个社区。哈特派信徒对这样设立社区的解释是,他们发现当社区的人口超过150人时,就无法只靠同伴监督的压力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了。维持社区团结的是共同的责任感和互利互助,一旦社区规模超过150人,这种根基就会被破坏。因为其整个伦理体系都反对等级制度和政治强权,因此他们倾向于在达到临界点之前就分割社区。

还有一种界定邓巴数的方法。有些人你如果凌晨三点在香港机场的候机厅遇到,过去打招呼说“嘿!最近好吗?有段时间没看到你了!”也毫不尴尬。这些人的数量不会超过邓巴数,也就是150人。事实上,你不这么做他们才会有点生气呢。你无须自我介绍,因为他们自然会知道你在他们的社会里所处的位置,而且你也会知道他们的地位。如果你因遇到危险而向他们借钱,他们一定会愿意借给你的。

高质量的社会互动是进化优势

人类社群规模存在明显的认知限制,这是否反映了我们的记忆负荷问题(我们只能记住150人,或者只能打理150人社群里的社会关系)?还是反映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是和关系质量有关的信息限制?我们来看看支持后一种可能的两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在灵长类动物中,雄性的地位优势和它能配对的雌性数量普遍存在相关性。我们可以基于社会脑模型做出这样一个预测——对那些拥有更大大脑新皮层的动物来说,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弱得多,因为它们可以用自己巨大的大脑计算出简单清晰的优势策略。因此,我们应该能发现雄性地位和求偶成功的关系和脑容量呈负相关。从猴子和猿类身上,我们确实发现了这一点。在大脑较大的物种中,地位较低的雄性可以破坏等级较高的雄性的优势,从而成功求偶。它们通过发现更精妙的社交策略,来达到这一目的,如和其他雄性结成联盟来破坏有权势雄性的优势,了解雌性的偏好等。

第二个证据来自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迪克·伯恩(Dick Byrne)的一个分析。他和同事安迪·怀滕(Andy Whiten)整理了有关灵长类动物文献中战术欺骗的案例。“战术欺骗”这个名词指的是动物中一方利用另一方去达到自己目的的行为。结果表明,那些拥有更大大脑的物种使用了更多的战术欺骗。

有关战术欺骗,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雌狒狒欺骗它们的男伴。狒狒的家庭形式类似于一夫多妻制(1只雄性狒狒和5只雌性狒狒共同生活),10~15个这样的家庭单位组成一个共同居住的群体。雄性狒狒对女伴的占有欲特别强烈,不能容忍女伴接触其他雄性。雄狒狒通过惩罚那些离开自己太远的雌狒狒来维持这样的格局,尤其是当雌狒狒让另一个雄性进入它们的家庭中时。瑞士动物学家汉斯·库默(Hans Kummer)曾经看到一只雌狒狒花了几十分钟慢慢离开自己的家庭单位,移动到一块大石头后面。而这块大石头后面有一只来自隔壁家庭单位的雄狒狒,它们在那里卿卿我我。对库默来说,这只雌狒狒看起来是在很小心地让它的头可以从石头上方被看到,而此时雄狒狒就在几米之外的地方喂孩子。

对于这只雌狒狒的行为,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解释。从严格的行为主义观点来看,你可能会认为它在担心自身行为的后果,它知道不与男伴同心同德会招致麻烦。而更一般的认知观点认为,它可能在思考以下问题:“只要对方可以看到我的头,它就会认为我只是在石头后面待着,我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后面一种解释表明,那只雌狒狒正在影响和操控配偶的心理状态。

我怀疑雌狒狒的实际行为是否像第二种解释这么复杂,尽管这种观点近年来已经被研究动物行为和认知的科学家们普遍接受。但是,无论哪种解释是正确的,这么巧妙的行为在猴子和猿类中间实属罕见,更不用说那些非灵长类动物了。在动物认知的研究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心理化”(menalising)——可以理解他人的思想,而不是仅仅描述他人的行为。其他所有动物的行为都符合行为主义者的假设,而猴类和猿类早已进阶到可以理解行为背后的部分心理过程了。

这一类的研究发现让我们逐渐认识到:问题不仅在于关系的数量,也关乎一些重要关系的“质量”。我们发现了群体规模的上限,因为复杂程度的限制,这就是某一类动物能维持的关系总数。这种关系不是仅仅知道谁是谁,或者张三和李四有什么关系,我和他们俩又有什么关系,而是我能如何运用自己对他们的了解来经营管理这些关系,达到互相照顾的效果。

灵长类动物之所以超越了一切社会性动物,是因为它们巨大的进化突破。这就是它们能达到如此地位,人类的地位会如此显赫的原因——人类继承了同样的社交能力。灵长类动物(甚至包括猴类和猿类)和其他动物物种的差别在于高密度的社交互动。而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将这一优势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社会网络基于三角结构

据说挪亚方舟上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在那样的情况下,挪亚当然要从繁殖的角度进行考虑。但是,如果从社会性的角度来考虑,他应该以三只为单位。最近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网络的结构明显是基于三角结构的。

我们都知道,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将朋友和熟人区分开来。朋友是我们愿意花时间陪伴的人,而熟人往来通常是出于经济便利上的考虑。但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两者的判断远比这个更复杂和准确。更有趣的是,如果我们观察组成社会的150人群组中的社会关系模式,总能发现很多亲密的关系。而关系最为亲密的小圈子一般都由3~5个人组成。这个核心的小圈子里,基本上就是你遇到困难时会求助(寻求建议、安慰甚至会借钱救急)的好朋友。比这一层小圈子稍微外围一点的,是一个大概由10人组成的小团体。而在这个小团体之外,还有一个大约30人的大圈子。

这些圈子的人数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模式。但是,如果你想一想这一层层的圈子,就会发现非常清楚的模式:它们似乎形成了3倍递增的次序(5,15,50,150)。事实上,在这些之外还有两个层级:500和1 500。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甚至尝试形成了更大的一个层级:他认为5 300人是民主的最理想规模……

对于这些不断拓展的圈子如何悉数体现在真实生活中,或者它们为什么会以3倍的规律递增,我们并不确定。但是,有些著名团队确实验证了这种3倍增长的模式。例如,社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就认为12~15人的规模组织是“共情小组”(sympathy group)——这个小组里如果有人去世会让你非常难过。有趣的是,大多数运动队、陪审团和使者团等群组也都是这样一个规模。而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南非布希曼人等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夜晚的营地里一般是50人。在狩猎采集时代,部落的平均人数一般是1 500人,他们通常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使用通用语中的某一种方言。

这些熟人圈子简明地揭示了我们与朋友接触的频率——对于5个人的核心小圈子,至少每周一次;对于15人的小团体,至少每月一次;而对于50人的关系圈,至少一年要联系一次。然而,这也与我们对亲密度的感知一致:5人的核心小圈子关系最为紧密,稍微外围一点的15人小团体则稍微疏远,对于更外围的那些圈子(如50~150人的圈子),亲密程度更是会连续下降。

看起来,人类能保持亲密程度的关系也存在着数量的限制。我们最核心的小圈子只能有那么多人,如果有新人加进来,就必须有人退出到更加外围的圈子中。非常有趣的是,亲戚在这些连续的关系圈子中出现的频率要比我们想象得更多。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接纳(更不用说喜欢!)所有的亲戚,而是表明我们对亲戚确实存在着偏好:如果其他方面都一样,血浓于水,我们更愿意去帮助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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